宋文帝刘义隆是南朝刘宋政权一个比较有作为的皇帝。他在位的30年中开创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盛世”局面，其时文学璀璨，社会稳定，民众安居乐业，四境宴然，即史书所谓“元嘉之治”是也。但其在位期间的三次北伐之举，历来为后世学者、史家所诟病。特别是元嘉27年的北伐战争，带来的损失是惨重的，后果也是灾难性的，直接导致刘宋王朝元气大伤，瓦解了元嘉初年以来良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局面。本文不再复述每次北伐的前因后果和大小战役经过，仅仅就其败多胜少、竟至无功而返的原因加以总结。

一、对手过于强大。

宋文帝践祚期间的对手一直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巧合的是，两者执政时间段、享国日长短都差不多（魏太武帝423年—452年在位；宋文帝424年—453年在位。均在位30年），又都是盛年丧命（各自殒命时都是四十多岁）——两位真是一生下来就做了对手，至死方休。

宋文帝基本算是一位英明之主，他17岁即位后诛杀权臣（这一点与崇祯皇帝类似，不过他面临的局面和做事的方法效果比崇祯好得多），躬掌大柄，穷十数年之力，通过修明政治、休养生息积聚了一定的人力财力，在某种程度上积累了一些军事行动的本钱。但与此同时他的对手——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已经陆续攻灭北燕、北凉，讨平山胡，降鄯善，逐吐谷浑、灭夏国、大破柔然，实为一代雄主，武功赫赫。不但消除了自己的心腹之患，避免了南北两线同时作战的不利局面；而且北魏军团经过历次战火淬炼，挟胜利之威，士气高昂；其内部政治也较为清明，民族矛盾、派系纠纷现象亦得以大大缓解，正所谓上下一心，兵锋无敌。在这个时候进行北伐，和军事实力明显占优的北魏进行硬碰硬的较量，显然是不明智的。

这种情况和当年诸葛武侯兴复汉室、六出祁山何其相似？以武侯之智，穷一生之力，面对孟德仲达类敌手，尚且劳师动众，无功而返，而文帝材不过武侯，对手佛狸更有甚于孟德仲达者，两相对照，高下立判，文帝兴师，焉能不败？

二、人才匮乏，所用非人。

统观文帝的三次北伐，从第一次到第三次的统兵主帅、一路主将，除了当初的到彦之勉强算的上一将才（其才略离帅才之距甚远）外，其余大抵是一些左右幸臣、名过其实者或白面书生、眼高手低、莽撞武夫之辈，如徐湛之、王玄谟、江湛、张永等。刘宋王朝自武帝刘裕以来，很多能征惯战的宿将、帅才往往死于非命，如王镇恶、沈田子、檀道济等。这样直接后果就是朝中看似文武大臣济济一堂，实则关键时无人可用。

我们知道，战争——特别是军事斗争艺术，是国之生死存亡大事，历来忌讳纸上谈兵，轻率从事，非得有大将略、大智慧的人来统筹全局不可。但是很明显，宋文帝并不具备这个实力和才能，他委以重任的手下大将更是连他自己都不如，俗话说将熊熊一窝，依这样的将领带兵去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失败就是水到渠成的的事情了。

文帝当政期间，唯一称得上智勇双全、有统帅之才的仅仅檀道济一人而已，但因其功高震主，为帝所忌，在北方大敌当前的情况下，居然被宋文帝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结果是自坏长城，等到胡马窥江之时才后悔莫及。向使文帝准备充分，以檀道济辈为北伐主帅，号令统一，避实击虚，则胜负之数、成败利钝未可预料也——至不济，进取不足，守成有余也，焉能有如此大败、如此结局？

三、国力相对弱小；时机选择不对，未谙强弱分明、攻守异同之势。

诚然，“元嘉之治” 期间，文帝通过举人、劝学、兴农、招贤等一系列措施，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社会生产有所发展，经济文化日趋繁荣，综合国力明显上升。但与此同时，文帝的天生对手——拓跋焘，也没有闲着，他不但躬自亲为，用武力手段基本统一了北方，更使帝国版图空前辽阔（此时的北魏版图北至蒙古高原，西抵今新疆东部，东达辽西，南有江汉流域），而且占据了许昌、虎牢、滑台、高平等战略要冲；治下人口众多，兵源充足，生产井然。拓拔焘很有政治头脑，他重用有真才实学的汉臣崔浩等，用通使、贡赐、联姻的手段，使北魏的统治更加巩固，国力空前强大。相比之下，刘宋毕竟是偏安江南一隅，实际仅仅拥有数州之地而已。用今天的话说，北魏的GDP与硬实力相当于好几个刘宋王朝。就像当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向美国宣战一样，刘宋的北伐带有很大的赌博性质——胃口不小，筹码不多。

纵观三次战争，每次先出手的都是刘宋——也许是先帝刘裕的北伐武功刺激了文帝，认为千秋功业指日可待，从而促使他一次次仓促出手，企图过一把汉武帝出击匈奴、逐北大漠的瘾。但时过境迁，现在的刘宋第一人已不是那个“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刘寄奴，面对的敌国也不是四分五裂、举步维艰的后秦、南燕，而是一个统一的、如日中天的大帝国，以弱击强、以寡击众，获胜固然除非奇迹出现，全身而退亦靠天数也——显然，奇迹并没发生，天数——运气也不站在文帝这边。

强大的北魏帝国在双方交战态势中明显处于进攻一方，掌握了全局主动，这是毋庸置疑的。刘宋最应该做的，应该是积极防御——牢牢控制住（注意，是控制、军事存在，而不是占据）江北的几大战略支撑点，寻机主动出击，不计较一城一地之得失，徐图进取，做好长期持久战的准备，而不是硬撼对方，妄图毕其功于一役。

四、军事行动手段固定、单一，战术指导思想僵化、落后。

刘宋王朝偏安江南，显然无法建立并供养一支强大的、属于进攻性质的、高机动性的骑兵队伍；其武装力量主要是水军+步兵。而北伐完完全全是一场场攻击任务，具体体现在作战上就要实行一系列的佯动、迂回、穿插、分割、强攻、智取等军事行动，很明显，宋军除了按部就班的行进和撤退（溃退）外，没有任何耳目一新的战法和手段。我们知道，冷兵器时代的战争更需要强调作战的突然、快速，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尤其忌讳师老卒疲、顿兵坚城之下。例如宋文帝的第一次北伐之役，按照既定路线行军，主力部队光是赶路就花了整整三个月，基本是“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勉强占领了一些魏军主动撤退后的留下城池后，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待魏军随后反击，宋军基本一触即溃，转眼攻守易手——幸好檀道济随后顶上，稍微挽回些许颜面。

宋文帝有一个很大的毛病——这个毛病所有专制君主都有，只是在他身上陷得更突出一些——那就是猜忌，他根本不放心武将独立领军作战，加之他认为地位和水平成正比，所以在每次重要一点的军事行动之前，不管战场形势如何瞬息万变换，他都要事先制定行军路线，主战场地点，甚至攻击时间，并以旨意的形式传达给将领要求执行无误（貌似参谋本部制定的作战计划，其实大相径庭），无数事实证明这就是一昏招笨招——后人赵光义、红军的李德博古甚至老蒋等后来又反复证明过。

拓跋焘实为一杰出的骑兵统帅，他将骑兵的冲击力、机动性、闪击性特点发挥到当时的极致，没有针锋相对、扬长避短的战术指导思想和技术支持（如标枪、强弩），在军事对碰中肯定会一败涂地。而当时的宋军上下，并不具备这些克敌制胜的“法宝”，基本沿袭了传统的老战术、老阵型，保守、僵化，现不幸遭遇如此强敌，可谓未战而先败也。

五、战略目标和指导思想有误。

宋文帝当初的战略目标应该说还是比较现实的——趁北魏忙于北方战事，要收复被北魏元明帝夺占的河南之地，将刘宋王朝的国防前线推进到黄河一线，以争取一个比较有利的南北对峙局面。但是从军事地理的角度而言，河南乃四战之地，无险可据，易攻难守，所以就应该放眼全局，所谓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必须考虑地方攻占以后能不能守住，如何守住，如何经营；当正面进攻难以奏效时，是不是应该改变策略，从两翼着手——比如是否可以派精兵从山东出河北，若河北底定，则河南自然收复！当然，我不是军事家，身边也缺乏当时细致的态势图，无法提出更好的想法，这有待于来日说明。

中国历史上南北统一战争基本都以北方胜利完成既定目标而结束——除了明朝和民国这两个比较特殊的时期之外。一般来说，南方政治集团向北用兵，大抵是以攻代守，目的仅仅是为了争取一个得以苟安的有利局面或增加与北方对峙的有利局面——宋文帝亦如是，这本身并没有大的非议。可后来他不顾第一次北伐大败而归，反而调整既定战略目标，听从幸臣王玄谟之流怂恿鼓动，竟然不顾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居然意图“恢复中原”、“有封狼居胥意”，这就太不切实际了。所以辛弃疾后来总结元嘉27年北伐之役用了一句“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来形容，真是辛辣之极！

元嘉29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被杀，宋文帝不顾大臣反对，妄想趁火打劫，伐人以丧，仓促之间又组织了最后一次北伐，这次真的是雷声大、雨点小，来得快，败也快。究其原因，除了以上总结的内容外，我认为还要加上一条：不义也。

以上五点，陈列如是，供方家指正；其余也许还有一些大小原因，但我想那些都不是主要的了。无论怎样，宋文帝刘义隆在我国古代的帝王中都算一个有为之主，虽然没有成就千秋功业，但不能因此而抹煞其应有的历史功绩和地位，现用宋文帝刘义隆的一首“北伐诗”来结束本文，以彰其志。诗曰：

季父鉴祸先。辛生识机始。崇替非无徵。兴废要有以。

自昔沦中畿。倏焉盈百祀。不睹南云阴。但见胡尘起。

乱极治方形。涂泰由积否。方欲涤遗氛。矧乃秽边鄙。

眷言悼斯民。纳隍良在己。逝将振宏罗。一麾同文轨。

时乎岂再来。河清难久俟。骀驷安局步。骐骥志千里。

梁傅畜义心。伊相抱深耻。赏契将谁寄。要之二三子。

无令齐晋朝。取愧邹鲁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