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十一年（1861年）的六月，一因“北狩”热河时车马劳顿，二因军情不断而宵旰勤劳，三因逃避现实的纵情声色，时年31岁的咸丰皇帝终于病倒在了承德避暑山庄。

因为自知即将一病不起，所以比起自己的病情，咸丰更在意的是如何安排自己宾天后的大计，即让唯一的皇子载淳顺利继承大统。若赖神明庇佑，载淳能像清圣祖康熙爷一般英明神武，平内乱拒外侮，力挽狂澜，开创大清的中兴盛世，那是最好不过。但若不幸大权旁落，丢掉了祖宗基业，那咸丰在九泉之下，便再也无颜面对大清的列祖列宗了。

诚然，大清江山的命数，就像咸丰的病一样，终归要听天命，但人事却不能不尽。幼主登基，按清朝祖制，是要指定顾命大臣。顾命大臣的名单，咸丰心中已有大概的人选，但难题在于，咸丰不知道该对自己的亲弟弟——恭亲王奕䜣，作何处置。

奕䜣既亲且贵，能力出众，且因促成与英法联军和局一事，深孚众望。于情于理，奕䜣都应受顾命之任。

但咸丰没有忘记，当年他们的阿玛道光皇帝，曾经动过传位给奕䜣的心思。且自木兰秋狝以来，行在经常传出流言，说奕䜣想谋反，咸丰不得不防着这位六弟。万一他忍不住诱惑，当了篡位的朱棣，自己留下的孀妻稚子该怎么办？

当然，对于与恭王对立的肃顺一党，咸丰也未尝没有戒心。肃顺现在是一副毕恭毕敬的态度，但谁也难保自己死后，肃顺不会当揽权的王莽。只是跟奕䜣比起来，肃顺的威胁要小得多——或许咸丰还想起了当年康熙诛杀奸臣鳌拜的故事，若肃顺真敢把持国政，那等载淳长大以后，再慢慢料理他不迟。

据吴相湘《晚清宫廷实纪》的记载，在七月十五日，咸丰病情突然加重，遂至弥留。

“忽晕厥，嘱内中诸侍臣缓散值；至晚苏转，始定大计。十六日子初三刻，神情清楚，乃再召见御前诸臣，遂传谕：‘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又谕：‘皇长子载淳现为皇太子，兹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杜翰、匡源、焦佑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特谕。’”

咸丰趁着自己回光返照的时刻，拼着最后一口气安排了后事。对“顾命八大臣”的安排，既在情理之外，又在意料之中。咸丰的的确确直到临死，都没放下对恭亲王奕䜣的猜疑。

这是咸丰多番权衡之下所能作出的最好安排。有“顾命八大臣”在，奕䜣断不可能咸鱼翻身，相信刚刚握得大权的肃顺一党，也是如此心思。不过，无论是咸丰还是肃党，都太过把注意力集中在恭亲王一人身上，以致忽略了一直在身边潜伏着的一个重大隐患，即载淳的生母，马上要晋升为慈禧皇太后的懿贵妃。

对懿贵妃的轻视，其实也是人之常情。在身边的人看来，懿贵妃只是一个深居后宫，脾气有点暴躁的妇人，从未显露过有什么特殊的政治才能，因此“顾命八大臣”自然不会把她当作对手。

但偏偏就是这位不显山不露水的慈禧，在咸丰死后的一系列政治斗争中充当了关键人物，引发了晚清以来第一场宫廷政变，史称“祺祥政变”或“辛酉政变”。慈禧后来临朝称制，垂帘听政40余年，此即为初出茅庐的第一仗。而这一场政变的结局，也深远地影响了之后的晚清政局乃至近代整个中国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