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豐十一年（1861年）的六月，一因“北狩”熱河時車馬勞頓，二因軍情不斷而宵旰勤勞，三因逃避現實的縱情聲色，時年31歲的咸豐皇帝終於病倒在了承德避暑山莊。

因爲自知即將一病不起，所以比起自己的病情，咸豐更在意的是如何安排自己賓天后的大計，即讓唯一的皇子載淳順利繼承大統。若賴神明庇佑，載淳能像清聖祖康熙爺一般英明神武，平內亂拒外侮，力挽狂瀾，開創大清的中興盛世，那是最好不過。但若不幸大權旁落，丟掉了祖宗基業，那咸豐在九泉之下，便再也無顏面對大清的列祖列宗了。

誠然，大清江山的命數，就像咸豐的病一樣，終歸要聽天命，但人事卻不能不盡。幼主登基，按清朝祖制，是要指定顧命大臣。顧命大臣的名單，咸豐心中已有大概的人選，但難題在於，咸豐不知道該對自己的親弟弟——恭親王奕訢，作何處置。

奕訢既親且貴，能力出衆，且因促成與英法聯軍和局一事，深孚衆望。於情於理，奕訢都應受顧命之任。

但咸豐沒有忘記，當年他們的阿瑪道光皇帝，曾經動過傳位給奕訢的心思。且自木蘭秋獮以來，行在經常傳出流言，說奕訢想謀反，咸豐不得不防着這位六弟。萬一他忍不住誘惑，當了篡位的朱棣，自己留下的孀妻稚子該怎麼辦？

當然，對於與恭王對立的肅順一黨，咸豐也未嘗沒有戒心。肅順現在是一副畢恭畢敬的態度，但誰也難保自己死後，肅順不會當攬權的王莽。只是跟奕訢比起來，肅順的威脅要小得多——或許咸豐還想起了當年康熙誅殺奸臣鰲拜的故事，若肅順真敢把持國政，那等載淳長大以後，再慢慢料理他不遲。

據吳相湘《晚清宮廷實紀》的記載，在七月十五日，咸豐病情突然加重，遂至彌留。

“忽暈厥，囑內中諸侍臣緩散值；至晚蘇轉，始定大計。十六日子初三刻，神情清楚，乃再召見御前諸臣，遂傳諭：‘立皇長子載淳爲皇太子。’又諭：‘皇長子載淳現爲皇太子，茲派載垣、端華、景壽、肅順、穆蔭、杜翰、匡源、焦佑瀛，盡心輔弼，贊襄一切政務。特諭。’”

咸豐趁着自己迴光返照的時刻，拼着最後一口氣安排了後事。對“顧命八大臣”的安排，既在情理之外，又在意料之中。咸豐的的確確直到臨死，都沒放下對恭親王奕訢的猜疑。

這是咸豐多番權衡之下所能作出的最好安排。有“顧命八大臣”在，奕訢斷不可能鹹魚翻身，相信剛剛握得大權的肅順一黨，也是如此心思。不過，無論是咸豐還是肅黨，都太過把注意力集中在恭親王一人身上，以致忽略了一直在身邊潛伏着的一個重大隱患，即載淳的生母，馬上要晉升爲慈禧皇太后的懿貴妃。

對懿貴妃的輕視，其實也是人之常情。在身邊的人看來，懿貴妃只是一個深居後宮，脾氣有點暴躁的婦人，從未顯露過有什麼特殊的政治才能，因此“顧命八大臣”自然不會把她當作對手。

但偏偏就是這位不顯山不露水的慈禧，在咸豐死後的一系列政治鬥爭中充當了關鍵人物，引發了晚清以來第一場宮廷政變，史稱“祺祥政變”或“辛酉政變”。慈禧後來臨朝稱制，垂簾聽政40餘年，此即爲初出茅廬的第一仗。而這一場政變的結局，也深遠地影響了之後的晚清政局乃至近代整個中國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