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偶然读到两份晚清重臣的遗嘱，觉得颇有意思，也很值得玩味。

1909年，晚清重臣张之洞的生命即将油尽灯灭。临终前，他给子孙留下遗嘱：“人总有一死，你们无需悲痛，我为官四十多年，勤奋做事，不谋私利，到死房不增一间，地不加一亩，可以无愧祖宗 ， 望你们无忘国恩，勿坠家风，必明君子小人之辨，勿争财产，勿入下流。 ”

8年前的1901 年某日，李鸿章自知不行了，给慈禧和光绪皇帝上了最后一道奏折，这实际上也是他的遗嘱。奏折里，李鸿章也表白了自己的心迹，说自己“服官四十年，未尝因病请假”，“每念时局艰危，不敢自称衰病，惟冀稍延余息，重睹中兴”。

张之洞与李鸿章在遗嘱中，都提到了自己的勤政。这一点不是自吹，有他们一生的行事为证。但张之洞有一点跟李鸿章截然不同，那就是他的个人操守远在李鸿章之上。张之洞为官清廉，从不索賄受賄，因为家中人口多，日子过得很艰难，有时年关实在挺不过去，他就派人典当衣服之类的东西。正因为官做得“清洁卫生”，所以，他敢在遗嘱中说：“不谋私利，到死房不增一间，地不加一亩，可以无愧祖宗。

李鸿章则是一个典型的贪官。李鸿章初入仕时，他家只是中产之家，李府最盛时居然有田一百多万亩，难怪当时有人讽刺他“宰相合肥天下瘦”。也许因为心里有鬼吧，李鸿章写给慈禧和光绪的遗嘱只敢说“服官四十年，未尝因病请假”， 而不敢像张之洞一样声明自己“不谋私利”。

两份遗嘱表面上大致相近，深究起来迥然相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