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在大陆的蒋记特务系统中，最重要的是“复兴社”，这个派系中有两支是蒋介石的“宠儿”：一支是大名鼎鼎的戴笠的军统，另一支便是康泽的“别动队”系统，他两人当时被人称为“康戴二公”。

当年，任何人想见蒋介石都必须先在侍从室登记，然后由侍从室向蒋介石报告，蒋想见才见，不想见就不见。唯独“康戴二公”例外，他们两人见蒋不受限制，随时可见，就是蒋介石和宋美龄在一起时，他二人也可以闯入。今天，我们不说戴笠，单说这康泽，那么，康泽到底是何许人也，他为什么有如此特权和与众不同的“封号”呢？

康泽，字代宾，号兆民，1904年农历七月初，出生在四川安岳县双龙铺（今来凤乡八村）朱家沟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父亲康历地依照康氏族谱给他取名代宾，7岁那年，父亲因病丢下他和一弟一妹撒手西去，一家四口人全靠母亲康何氏常年手工纺织来维持艰辛的生活。少年康泽8岁开始在双龙铺村塾上学。

15岁的康泽就读县城高等小学、中学，后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学习，毕业后选派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继续深造。康泽由莫斯科学成归国，任北伐军总司令侍从参谋，同年冬，任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二师政治部主任，后改任总司令部江西宣传大队长队长。

此时正值中原大战结束，蒋介石发动对中央苏区“围剿”，并批准成立南昌行营别动总队，康泽任少将总队长，在江西剿共时期康泽的“别动队”深得蒋介石特别信任，不仅受蒋的直接指挥。“别动队”的队员，有时以正式军官身份出现，有时则化装改扮，暗佩手枪进行秘密活动。为蒋介石逼迫红军离开根据地立下了汗马功劳。

特别是红军长征之后，康泽的别动队在接管各地，围剿留守红军游击队，搞所谓“新江西模式”的一系列行动，蒋介石曾以“滴水不漏”来评价别动队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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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搞株连，对逃跑的和苏区有联系、或者有子弟在红军部队的人家，别动队实行连坐方式，凡及时回村“报到”并登记户口者，视为“及时自新”，而未来自首者“一经察觉，罪及全家”。组成人员是一批逃亡地主返回搞“标准战略村”、保甲制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和惊人的恐怖被推行着。

其次是实行了所谓的“三保”制度，即保甲、堡垒、保卫团，他组织通讯社，专办行营新闻发稿工作；组织努力剧团和奋斗文艺社，作为“剿匪”前线的“文化标兵”；实行军人独裁，强化保甲组织，严厉实行连坐制，对苏区民众实行所谓“软化、分化、感化”政策，利用军队、行政官员、基层党部、各地乡绅等，组成严密的网络系统。

再就是任何一家人要证明自己的“良民”身份，需找到四家作保，保证不“通敌”、不收留一切嫌疑分子、不给物质给红军，在村村寨寨的土墙柴门上到处粉刷着“攘外安内”、“剿匪救民”、“消灭.”、“严密保甲组织”等标语，这样使红军游击队陷入困境。

由于它们屡建“殊勋”，所以也就屡屡得到蒋介石的嘉奖和表扬。蒋介石曾下达旨意：“为保证别动队员执行紧急任务的需要，一切车辆均应予以方便。”

就连宋美龄在嘉奖别动队时说：别动队在江西已经结束了军事.，江西地方迅速复兴，各地要应采取相同的办法加以复制”来概括别动队的成就。在江西，别动队也因此达到了它组织的顶峰，人员达到数万之众，当年的刘伯龙、公秉藩等都是康泽系要人。

此时的康泽更是风光无限，便到处耀武扬威，作威作福，搞得天怒人怨，他先后兼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二厅厅长、复兴社总社书记、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组织处处长、武汉支团部主任、战时青年服务总队总队长、立法委员等职、中央执行委员。

此时的康泽深受蒋介石的器重，成为所谓蒋介石的十三太保之一，蒋介石在庐山成立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班，任用康泽当主任，招收各省高中毕业生，每期数百人，爰成为康泽集团的政治骨干，康泽不仅是蒋介石的爱将，一度亦为蒋蓄意培植的接班人。

当然，后来正如康泽公开发表的回忆录中所说：随后蒋经国任江西赣州专员兼三民主义青年团干事长，因而那时我已微微感到了他有些家天下的搞法了，同时我也感到蒋介石常常前言不符后语。在黄埔军校的一段时间，他表现得多“革命”，以后又转得那么快。对他的言语行踪，简直无法整理。他对别动队、三青团的讲话，真是甜言蜜语，好话说尽，使人死心塌地为他去卖命。但转瞬之间，他所表现的全不是他以前说的那样。现在我才比较清楚地看到他只有一个目的不变，就是一切都是为了掌握政权，巩固他的统治权和政权的“世袭”。

随后，康泽的别动总队改编为新28师、新29师，编为第66军，远征缅甸。解放战争期间蒋介石任命康泽为第15绥靖区中将司令官。

1948年6月襄樊战役中，我们人民解放军很快扫清了外围，把康泽死死地围困在襄阳樊城，康泽向蒋介石发电报表态说：“生决心与城共存亡，以报党国和校长！”黄昏开始，中原野战军很快突破了襄阳西门城墙，接着又突破了南门，后续部队源源进城，双方进行了激烈的巷战。

经过充分准备之后，解放军向康泽的司令部发起了最后的攻击。霎时间机枪声、步枪声、手榴弹和炸药的爆炸声震耳欲聋，守军完全崩溃了。经过激烈战斗后，司令部大院里的国民党军死的死，伤的伤，被俘的被俘，投降的投降，战斗宣告结束。紧接着，解放军开始搜捕康泽。

当时，躲藏在碉楼底层的康泽很快被抓捕，他在坑道中间部位，头顶钢盔，盘着双腿，闭着双目，像老僧入定席地而坐；而今之下，他在通铺角落部位，头缠毛巾，手拿牙刷，轻轻敲打着胸前的瓷碗，如同和尚念经，一边敲击木鱼，一边念念有词。这样数日之后，有人说他疯了，有人说他傻了，可是他对管理员说，我康泽不疯不傻，更不会装疯卖傻，现在是我大脑最清醒的时候，你们把我关到单间去，再给我笔和纸，我要完成自己与自己的对话。

战役结束后，蒋介石却令中央社发出一则电讯：康泽自杀成仁，为党国牺牲。“康司令官在襄樊作战中业已殉难”，成了“光荣的烈士”。康泽的妻子朱素怀从报上看到这条消息后，伤心至极，哭得死去活来，逢人便说她丈夫如何对党国忠心耿耿，如今成了蒋总统的忠勇烈士。蒋介石也假惺惺地派军务局长俞济时前往“慰问”，还送去10万元金圆券。

随后，新华广播电台在康泽被俘之次日，向中外播放襄阳前线记者采写的《康泽就擒记详》的通讯，有的冠以“躲入地道装死丑态毕露，躺在地上活像一条死猪”的生动标题。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官康泽于襄阳之役中被俘，气得蒋介石大骂娘希匹。

襄樊战役结束，领导评价，其政治意义不亚于军事价值，为此，上级发来贺电，活捉蒋系法西斯特务头子康泽的伟大胜利。尤其是活捉康泽，更给全国青年受三青团特务迫害者以极大的兴奋……”

十几年后，康泽接受思想改造，特赦出狱，并担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成为一名正厅级干部。1967年12月23日，康泽因心脏病等症复发去世，终年6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