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制度支撑 家长“谈性色变” 校园性教育处于“四无”境地
文 | 法治周末记者 赵晨熙
最近，诸如韩国“N号房”等一些性犯罪案件刺激着人们的神经，如何让孩子有正确的认识性、如何对孩子进行正确的性教育也成为人们关注和讨论的焦点。
作为教书育人的学校，在性教育方面同样不应“缺席”，但一个尴尬的现实却是目前鲜有学校开展专门的性教育课程。对此，法治周末记者采访了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文利、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李银河和“女童保护”公益项目主要发起人孙雪梅，对学校开展性教育的必要性、面临的困境、如何助力开展性教育等内容进行了探讨。
校园性教育处于“四无”局面
法治周末：对于预防性犯罪、加强性教育，学校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刘文利：从国际已有的研究看，学校性教育应该是最有效的一种方式，因为它是在正规的教育场所，有专门的教材和专业的老师来指导。
性教育的关键时期是在儿童少年期，在这一时期所接受的性教育会影响到一个人的性知识、性别角色行为、性别自我表现、动情反应以及今后性目标选择等，因此做好校园性教育工作，对于青少年正确认识性知识，对性有积极健康的态度，以及防范性侵害等方面都是有明显效果。
孙雪梅：“女童保护”统计，2018年全年，媒体公开报道的性侵儿童（18岁以下）案例317起，受害儿童超过750人（表述为多人受害但没写具体人数的，按3人计算），这其中，14岁以下的比例为80%，7岁至14岁受侵害比例较高，这说明这一阶段的孩子虽然年龄在增长，但防范性犯罪的意识和能力并没有提高。所以，这一阶段学校提供的性教育包括防性侵教育至关重要。
法治周末：目前，我国校园性教育开展情况如何？
李银河：目前，我国尚未形成系统的校园性教育体系，尽管教育部在2008年印发的《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中提到要将性教育纳入健康教育框架，但目前学校性教育实际开展情况并不好。比如，有些学校认为生物课里面有生殖系统的相关内容，认为这就相当于开展了性教育，但事实上，性教育有着非常广泛的教育内容，专业性很强，不是生物课、心理健康课的部分内容就能替代的。
刘文利：坦率地讲，学校性教育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学校性教育几乎都处于没有系统的课程、没有正规的教材、没有经过培训的专业老师、也没有教学效果监测的“四无”局面。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多年来也在撰写提案，通过“两会”代表委员提交，希望能够把性教育纳入到我国义务教育课程体系中，但实际推行举步维艰。
“谈性色变”，学校推行“性教育”需过家长关
法治周末：校园性教育推行有何阻力？
刘文利：首先是制度层面的，要在学校里开展正规的性教育课，必须要有相应的课时、专业的教材、受过培训的教师，但目前这些都没有制度支撑，就很难开展。
以教材为例，我们曾经编写的《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只能算作校本，有学校感兴趣，开展性教育可以将其作为授课的材料使用，但要想让性教育真正走入每个校园，必须要有相应的由教育部门组织编纂并审核的教材，但尺度是什么？谁来编写？这些都要有制度的支撑。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学校开展性教育的积极性也不高。受制于传统思想的影响，有些家长“谈性色变”，学校校长重视性教育，也愿意让老师接受培训后开展性教育课，但有家长质疑学校为什么教这个内容？到教育局去告你，学校自然就不肯再干这件事。
李银河：我认为当前最大的阻力是人们对性教育的观念没有改变，学校推行性教育如何过“家长关”是关键。
在很多家长看来，和孩子谈论性是难以启齿的，对孩子提出的有关性的问题都避而不谈，害怕孩子本来不懂，给他讲了，懂了，就会去做不好的事情，都希望孩子越晚了解越好。
但掌握性知识是每个人的权利，每个年龄段的孩子对性知识的渴求也是不一样的。家长不讲、学校不教，孩子无法从正常渠道去获取性知识，就只能通过上网、观看视频、书籍等自行获取，这样反而会让他们接触到不健康的性知识，甚至引发性犯罪。
因此，推动校园性教育需要提高全民对性教育的认识和接纳程度，把性作为社会文明当中的一部分来告知孩子，不能忽视孩子性教育的需求。
性教育教材不应只针对学生，还需有家长的
法治周末：从儿童身心发展规律来看，校园性教育适合从哪一年龄段开始？
刘文利：在我看来，所有年龄段都应该对孩子进行性教育，就学校来说，结合性教育做得好的国家的经验，义务教育阶段应该是强制的，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毕业都应该有性教育的内容。
如果从基础教育阶段而言，幼儿园和高中也应考虑加入，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认知水平的提高，对性的理解会逐渐提高，在每个年龄段其实都需要正确的引导。
法治周末：完善的性教育教材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学校开展性教育在不同年龄段应着重普及哪些内容？
刘文利：性教育其实有非常广泛的内容，从2018年联合国发布的《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就能看出，其中不只包含人体生殖卫生，也囊括了防范性暴力、人际关系、性权利、价值观、性别平等等众多内容。
学校开展性教育应注意结合年龄段，普及这一阶段所需的知识。比如在幼儿园，要让孩子认识自己的身体、知道身体的隐私部位是什么，不能让别人随意触碰；到了青春期，身体发育会带领各种变化，要通过性教育正确引导学生看待这种变化；初中就要讲一些关于怀孕、避孕等知识。
还有一些内容是贯穿始终的，在每个阶段都应强调，比如，如何拒绝并保护自己的身体不被他人侵犯；还有性别平等，不能基于性别对其他人进行欺凌等。
性教育不仅传递性知识，还培养学生对性的积极态度和尊重、包容、多元、平等的价值观，还有沟通、协商、拒绝、寻求帮助、作出负责任的决策等生活技能。
李银河：我认为性教育教材不应只针对学生，还需要有家长的版本。
我在北欧见到过一套性教育教材，有学生、老师还有家长3个版本。其实性教育对老师而言也是挑战，比如，个别敏感词汇如何让孩子更好地去理解；对于一些孩子提出的“超龄”问题如何去解答并做正面引导等。
家长方面则更为关键，除了能让他们有效应对孩子的提问外，更能提高他们对性教育的正确认识。
性教育绝非只是学校的责任，事实上，没有家长的支持与理解，学校不仅很难开展性教育课程，即便开展，也会因无法和家庭联动，起不到应有的效果。对家长的性教育是让他们知道孩子想要获取性知识是正常且必要的，不应让孩子去自行摸索，而是由成年人给予他正确的引导。事实上，有些话题更适合家长去和孩子谈论，比如，很多孩子都会问：“我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家长去认真回答，也能增进家庭成员的亲密关系。
法治周末：短期内全面推行校园性教育恐怕还有难度，在性教育，尤其是防范性侵方面，学校还能做些什么？
孙雪梅：2018年发生的317起儿童性侵案例中，师生关系案例71起，占比33.80%，校园也是性侵儿童案件高发地。
学校对学生有监护职责，首先要制定规范，管理好教职员工，比如，老师不能单独叫孩子到办公室并且关着门、不能带孩子去教师住所等。同时要教授学生一些必要的防范知识，提高防范能力。
除了性教育外，学校的另一个重要工作就是要帮助一些受侵害的孩子重返校园。这不仅需要学校保护好孩子的隐私，还要对受害者提供专门的心理辅导和援助，让她们尽快回归正常生活。
（管依萌对此文亦有贡献）
来源：《法治周末》2020年4月23日0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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