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蘭蓀

1977年12月參加高考，1978年2月進入廈門大學化學系學習。從事原子團簇科學研究，研製了激光等離子體源飛行時間質譜計、交叉分子—離子束串級質譜計、激光離子源射頻離子阱質譜計等以激光產生和研究原子團簇的大型儀器，獨創了液相電弧、微波等離子體等團簇合成方法，研究並明確了C60在氯參與下的形成機理等。研究成果兩次獲得國家自然科學獎二等獎和何梁何利科技進步獎。

2001年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現任廈門大學化學系教授，牽頭創立了廈門大學無機化學博士點，教育部化學類教學指導委員會主任。

200人投票決定我能不能上大學丨院士憶高考

沒有高考，這1.5公里就是遙不可及的距離丨院士憶高考

那時每天從礦井上來就點着煤油燈複習丨院士憶高考

回顧1977年的高考，我們要衷心地感謝鄧小平同志。

他在那一年撥亂反正，果斷地恢復高考，使得我們這一代人有機會邁入大學的大門，我也從廈門大學的子弟成爲了廈門大學的學子，又成爲廈門大學的教師。

家庭教育發揮重要作用

相比同齡人，我是不幸的，也是幸運的。

不幸是那個時代所有人的不幸。一場“文革”中斷了所有人的學業。

“文革”開始時，我剛剛小學畢業，直到兩年多後，才得以就近安排進入了中學。

由於父母都受到衝擊，母親還被關進了“牛棚”，因此我也成爲“黑九類”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在推遲了數月之後，才能以“試讀生”的身份入學。

那時候政治運動不斷，中學學習的絕大部分時間都在參加運動和勞動，物理、化學和生物課改成了“工業基礎知識”和“農業基礎知識”，能夠學習到的文化知識很少。

然而，大學教師家庭出身的我又是幸運的。

我的父親是廈門大學生物系教師，母親是化學系教師。即使在“文革”的十年中，他們仍然執着地希望我多學一些知識，不放棄讓我進入大學的一絲期望。

我至今難忘，利用“文革”中“兩派”鬥爭無暇顧及“牛鬼蛇神”的時候，我母親抽空輔導我自學完成了中學的代數課程。

“文革”後期，父母聽說英語水平突出的青年，有可能不需要經過“工農兵學員”的推薦渠道，破格被高校錄取。

儘管這個消息完全是傳言，但是以此爲由，他們讓我開始學習英語。在一盞小檯燈下，父親每晚輔導我閱讀英語小說，要求我熟記相關的英文單詞，一直堅持了多年。

我的英語閱讀能力因此打下了較好的基礎，大學學習時進入了“快班”，省去不少英語學習的時間。

“高考就要恢復啦！”有一天，母親從上海的親戚那裏打聽到了這一消息。

那時候，我既喜又憂，雖然有了進入大學的機會，但是又擔心間斷了十一年正常的學習時間，雖然在中學待了四年，但是大多數應學的知識沒有學過，深恐自己考不上。

當然，當時大多數考生的情況可能更糟。而且因爲這一提前得到的消息，我可能比許多考生多爭取到一些學習準備的時間。

以我當時的基礎和興趣，應當報考人文學科。但是在一個月後得到正式的消息時，才知道文理科的考試內容不一樣，而我卻一直在學習自己最薄弱的物理知識，爲此只能選擇報考理科。

當時各個省高考的時間和內容都不一樣，江西比福建早兩天，使得我們能夠在考試前看到江西的考題，發現數學的考題有一大半做不出來。

因此，當我在1977年冬天走進設在廈門一中的考場時，對於高考錄取沒有抱太多希望。

當年的志願填報在高考之前。對於我和當時幾乎所有考生來說，填報志願時主要考慮錄取的可能性，並不太在乎對專業是否感興趣。

我的優勢在於英語基礎（除了讀英語小說以外，我還“偷聽”了“英語900句”），但是當時高考並不考外語。

根據當時的要求，如果要加試英語的話，需要將外文系放在第一志願，這樣並不影響後續志願的錄取。

所以當時我的第一志願填了外文系，第二志願填了化學系。後者纔是我希望錄取，而且覺得錄取可能性較大的專業。

當年理科的高考科目是語文、政治、數學、理化（其中物理60%，化學40%）。

第一場考試的語文相對較有把握，畢竟“文革”期間需要寫各類文章，但是作文卻寫得並不理想。自以爲受到家庭薰陶、較有把握的化學也考得不好。

但是政治考了90分，數學考了80多分（剛好考的內容中自學過的代數比例較大），總分有317分，還是比較高的。

這時候又生怕被外文系錄取，好在最後還是被化學系錄取。

從此，我邁入了化學學科的大門。

全身心投入大學學習

參加高考之時，我已經中學畢業5年了。

我雖然是獨生子女，按照當時政策不必上山下鄉，但也一直沒有工作機會，一家人都很着急。

後來雖然成爲廈大物理系綜合電子廠的臨時工，我卻一直沒有轉正的機會。爲此，我母親在1976年底得悉有退休補員的政策，主動提出退休，使我成爲工廠的一名正式學徒工。

當時，廈門大學校辦工廠的固定工是一份非常難得的工作，因此我很珍惜也很滿意，經常加班加點，準備高考時也不影響工作。

我是工廠的鉗工，在師傅的指導下，製作電子儀器的外殼。機械工人的訓練，爲我後來從事研究工作、研製科學儀器提供了非常好的基礎。

就在高考夢離我漸行漸遠，乃至幾乎絕望的時候，我收到了廈門大學的錄取通知書，終於邁進了大學的校門，在本該已經大學畢業的年齡，又能開始正常的學習生活。

在當年的考生中，只有百分之幾的青年能夠通過高考，成爲幸運的大學生。那時掛上白色的大學生校徽是非常令人稱羨的，同學們都會主動佩戴。

77級的學生年齡差別很大，廈大化學系的一百多名同學中，年齡最大的已超過30歲，最小的只有15歲，相差超過一倍。

催化專業的班長入學前已經是小學校長，有了3個孩子，在他成爲大學生時，大兒子也已成爲了小學生。

在我的那間宿舍的八位同學中，我的年齡最大，1954年出生，年齡最小的同學1961年出生，每人相差一歲，剛好構成了一組“等差級數”。

同學們的基礎也差別很大：“文革”前讀完高中的同學基礎比較紮實，但是入學時已經十多年沒有上學，年齡已經很大；應屆入學的同學學習基本沒有中斷，但是中小學學習都在“文革”期間，基礎很不紮實。

我的情況居中：小學在“文革”前讀，知識很紮實；中學在“文革”中讀，知識很殘缺。

“文革”期間學校學習非常混亂，有些同學入學前基本上沒有學過外語，有些“文革”前的高中生雖然系統地學過外語，但卻是俄語，他們入學後還要從英語字母開始學起。

入學時，學校曾經測試了全年級同學的化學基礎，成績最好的同學考了80多分，我的成績居中，還不到50分。

因此，系裏在教授化學專業課程時，還先花費一段時間補習中學的知識。

雖然77級學生的年齡和基礎差異很大，但是渴望知識、努力學習的精神是共同的。

在歷經十多年的渴望和等待之後，終於能夠進入大學的課堂，同學們都非常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

我們入學時的化學教材是教師臨時趕編，手刻蠟紙油印出來的，開學前兩天才分發到同學們的手中，大家立刻捧起還散發着油墨芬香的課本如飢似渴地學習起來。

有的同學晚上宿舍熄燈後，到食堂昏暗的燈下繼續學習，早晨五點半又起來學習。早上第一節課開始前半小時，教室的前幾排已經坐滿了學生。即使在食堂窗口排隊打飯的隊伍中，也有不少同學在背英語單詞。

“文革”是中國文化最壓抑的時期，進入大學後，位於化學樓旁邊的學校大禮堂每週末都會放映電影，有“文革”時被禁錮的影片，也有“文革”後新拍和引進的影片。

雖然這是當時主要的文藝生活，但有些同學在讀期間幾乎沒有看過電影，而是將時間全部用於學習。

當時的教師認爲，77級學生的學習積極性是“空前”的。“空前”是可能的，因爲這一屆學生畢竟是從沉積十一年的考生中選拔出來的，雖然還有更多的優秀青年由於種種原因沒有能夠參加考試。

鄭蘭蓀爲師生上示範公開課

當年的教師也同樣在“文革”中蹉跎了十年歲月。

由於“文革”及其之前一些政治運動的耽誤，他們已經十多年沒有評職稱的機會，大多數仍然還是助教。但是他們基礎紮實，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學當中。

那時候，不可能有研究生助教。每門專業課都配有輔導教師，一個班級就有兩位，在沒有安排課程的時候，他們還會經常主動到學生宿舍答疑。

實驗課指導教師對學生實驗操作的規範要求非常嚴格。當時教室和實驗室的條件雖然較差，但是教育質量卻是很高的，爲我們日後的科研和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學習雖然緊張，但是學校的氣氛和生活還是非常活躍的。

同學們關心政治，熱愛文藝。當時的一些著名的報告文學作品，如徐遲的《哥德巴赫猜想》、理由的《揚眉劍出鞘》、陳荒煤的《阿詩瑪，你在哪裏》等發表後，大家都熱烈議論，將刊登文章的報紙張貼出去。

在中越自衛反擊戰時，大家每天午飯後都圍聚在食堂，聽最新的戰況報告。校、系組織全體學生學跳交誼舞，組織文藝晚會，我們班合唱的歌曲是班裏一位同學自己作詞、譜曲的。

我也曾經爲班級的牆報貢獻過幾篇散文，那是我僅有的文藝作品。

重歸母校執教

化學系學生的宿舍一直是芙蓉一，雕樑畫棟的建築掩映在綠樹成蔭中，現在已經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就在芙蓉一的一間宿舍裏，住着化學系77級電化學專業的同學。其中，還有三位同學也當選爲院士。他們是中國科學院院士田中羣、孫世剛，以及美國工程院院士孫勇奎。

他們在大學畢業後都考取了廈門大學化學系的研究生，隨即通過多種渠道派遣出國。

田中羣留學英國，孫世剛留學法國，他們分別在1986年底和1987年中學成之後回到廈門大學化學系工作。

孫勇奎在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獲得博士學位後加入美國默克公司，從事新藥的研發工作，在獲得美國工程院院士後辭去在美國公司的職務，回國創業。

一系四院士，成爲了廈門大學77級化學系的傳奇。

說起留學，高考恢復後不久，鄧小平同志在1978年6月提出，要向國外大規模派遣留學生，而且要快派，“今年三千，明年一萬”。

1982年本科畢業前，我考上了首批中美聯合招收的化學類留美研究生（CGP項目），於當年8月進入美國賴斯大學師從理查德·斯莫利教授，他於1996年因爲C60的工作獲得諾貝爾化學獎。

我從他那裏學習到了當時最先進的研究方法和思想。我在1986年5月獲得博士學位，即回到母校化學系，先從博士後做起，在廈門大學工作至今。

那時候，國內外的研究條件和水平相差十分懸殊。

在美國留學時，導師曾因爲我的研究基礎太差，考慮過讓我離開；回國後，又要用十分有限的經費，立足國內的器件和加工條件，建立達到國際水準的研究裝置。

但是，正是有了以往所經歷的種種磨礪，加上回國後廈門大學化學系理想的研究氛圍和領導、教師的支持與合作，使我能夠克服困難，在科學研究中取得進展。

如今，高校裏流行由院士開講“新生第一課”。我無意刻意效仿，但是事實上，從1997年起，當時擔任化學化工學院院長的孫世剛就安排我們這批77級學生與一些更年輕的教師，承擔化學專業基礎課的教學工作，而我所講授的就是新生的第一門化學專業課程《無機化學（上）》。

我在教學中儘可能結合自己的科研工作和學科進展，吸引學生對化學專業、對科學的興趣，就像當初我們的教師把一羣渴望知識的新生領進門一樣。

高考制度的恢復已過去40年，它是我國撥亂反正的重要標誌。

雖然高考制度還有種種弊病，並且嘗試作過一些修改，但是在中國的國情下，它仍是不可替代的公正的制度，爲所有希望進入大學的青年提供了公平競爭的機會。

它爲我國人才的培養、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民族的振興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本報記者溫才妃採訪整理）

《中國科學報》 (2018-11-13 第8版 科創，原題《撥亂反正後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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