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環球時報

12月8日，韓國2024年大學入學考試（高考）公佈成績。雖然今年高考中的“殺手試題”（超高難度考題）被取消，但高考題難度的降低增加了復讀生的報考人數，高考競爭不降反增。過去，人們在探討韓國教育問題時大多集中在高額的課外補習支出上，其實“學歷通脹”的現象也值得關注。

根據經合組織發佈的《OECD教育指標2023》，2022年韓國青年（25—34歲）的高等教育完成率高達69.6%，遠高於經合組織的平均值47.2%，在經合組織國家中位居首位。但過高的“教育熱”給韓國帶來一系列社會問題，“學歷通脹”即是其中之一。“學歷通脹”，也就是高學歷低就業甚至失業，在韓國不是一個新現象。隨着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韓國經濟增速放緩，“學歷通脹”問題逐漸顯露出來。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更是促使高學歷低就業的韓國畢業生比例創新高。根據韓國近年的調查，30%以上的畢業生從事低於其學歷要求的工作。韓國統計廳今年8月的數據顯示，韓國452萬畢業生中，有126萬人未就業，其中大學以上學歷者佔到53.8%。

對學歷的過度追求也加重了韓國家庭的課外培訓費負擔。2022年韓國的課外培訓費總額達26萬億韓元（約合人民幣1414億元），較2021年增長10.8%，創歷史新高。隨着受教育水平和工作崗位的匹配度下降，韓國青年的就業準備時間相應拉長。就業的延遲導致婚育延遲，甚至出現放棄戀愛、結婚和生育的“三拋世代”，從而加劇韓國社會的低出生率和老齡化問題。經歷殘酷教育競爭的一些韓國年輕人在求職無望時，很容易成爲“孤立青年”。

爲了應對“學歷通脹”問題，韓國採取過多方面的措施。在制度方面，韓國僱傭勞動部自2014年實行“工作學習並行制”，入選的員工既在公司接受實務教育，同時也在學校接受理論教育。2019年韓國國會通過《工作學習並行支援法》，爲參與企業提供資助，同時明確了企業和員工之間的權利和義務。在就業政策方面，韓國政府積極推動企業擴大僱傭高中畢業生，保障就業公平。爲強化職業高中與企業的合作，提高高中畢業生就業率，韓國教育科學技術部於2010年制定“高中職業教育先進化方案”。2017年文在寅政府在公共機關和公務員資格考試中實施“盲招”，此後該政策得以推廣，如今除了公共部門外，許多私企也開始實行。很多企業也會單獨進行高中畢業生招聘。在教育政策方面，大力培養產業技術人才。韓國教育人力資源部開展“產學合作就業合約制事業”，推動職業高中與專科大學、企業、地方政府共同培養符合社會需求的人才。各產業領域相關政府部門直屬的職業高中逐漸增加。“中小企業特性化高中人才培養事業”也爲職高畢業生提供了出路。職業高中會根據社會需求調整課程，並給予學生就業和升學指導。韓國各級政府也會爲高中畢業生提供就業培訓。

儘管如此，韓國“學歷通脹”問題得到的緩解依然有限。首先，學歷與薪酬和工作性質直接掛鉤。根據經合組織數據，2022年韓國研究生工資比四年制大學畢業生高41.7%，四年制大學畢業生的工資比專科畢業生高23.7%，專科畢業生的工資比高中畢業生高11.2%。在同等成本和條件下，用人單位傾向於聘用、提拔高學歷者，高學歷者獲得穩定、體面、高薪工作的可能性更大，這也進一步引導韓國年輕人繼續投資教育。

其次，韓國學歷情結嚴重，學歷就是門面。教育普遍有着選拔人才的功能。在韓國，教育更是社會分層的重要工具，是人們實現身份提升的重要手段，學歷成爲評價個人能力的重要標準。高學歷者更具就業優勢，隨之而來的很可能就是地位、權力和財富。重視面子、名譽和社會地位的價值觀，更是促使不少韓國年輕人對高學歷趨之若鶩。

此外，“學歷通脹”還受到韓國經濟不振的影響。經濟不振導致企業對人才的需求減少，競爭加大的結果就是對學歷的要求相應增加。年輕人只能通過提高學歷來提升自己的就業機會。

韓國高等教育的急速發展與經濟的快速萎靡相疊加，導致“學歷通脹”。從韓國應對“學歷通脹”問題的舉措來看，僅僅完善就業和教育相關措施是不夠的，還需要深化教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振經濟，轉變學歷至上的思維。（作者是山東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