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不是爱情的爱情——再读茹志鹃短篇小说《百合花》 | 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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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爱情的爱情

——再读茹志鹃短篇小说《百合花》

汪 政

茹志鹃的《百合花》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短篇小说名篇,具有非常明显的特色。从题材上说,它可以归入战争题材,但却没有一般战争小说常见的激烈和残酷,基本上没有正面战场的描写,相反,它显出了一种优美,有着相当强的抒情性。对这一风格的解释很多,比如心理描写,自然风景的描写,百合花的象征,特别是对人性之美的细腻表现等等。

这里,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说这篇小说,看看它是如何构成的。小说构成的要素是什么?最主要的应该是矛盾冲突。说到矛盾冲突,一般认为就是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在作品中,作家会设置不同的角色,这些不同的角色为了不同的或共同的目的会发生冲突。冲突就是小说情节发生的动因,给角色以矛盾,看角色间如何围绕这个矛盾采取行动。行动的展开就形成了情节,直到最后矛盾得到解决。这种构成方式在传统小说中见得比较多,以至于读者形成了相应的阅读期待,看小说就是看它有没有激烈的、复杂的矛盾冲突,故事是不是精彩。在很大程度上,小说的其他元素都是围绕这一点进行的。但是,到了现代小说,小说家们对矛盾冲突有了新的看法,设计显在的、目标情节的复杂性的矛盾冲突不在是唯一的甚至主要的追求,小说的矛盾冲突不断多样化,也不断被深入。许多小说基本上看不到冲突了,甚至连故事情节也淡化了。如果从传统小说的叙事风格来看,一些小说都不像小说了。

这里面的关键还在于如何看待小说的矛盾冲突。从现代小说冲突的多样性角度看,冲突有外在的,也有内在的,有激烈的,也有相对平和的,有人物之间的,也有个人自我的。从冲突的内容上说,更是复杂多样,既可以是社会的、政治的,各种利益的,也可以是观念的、情感的,甚至是一些无法说得清的感觉;既可以是现实的、理性的,也可以是荒诞的、非理性的。比如《百合花》,从故事情节的角度看,观赏性并不怎么强,几句话就可以将情节说清楚。大战前夕,一位通讯员护送一位文工团员到前线包扎所,并和她一起去向老乡借伤员要用的被子。一位新媳妇先是不肯把自己印着百合花的被子借给通讯员,后来又借了。战斗打响了,文工团员和新媳妇一起在包扎所护理伤员。通讯员上前线牺牲了,新媳妇把自己的被子垫到了通讯员的身下。这个情节梗概已经是比较详细的了,其中的一些内容在作品中其实只是交待,并无多少具体的内容。所以,人们曾经说《百合花》不太像小说,倒是有点像散文,甚至,像诗。

那么,《百合花》的冲突在哪里?仔细梳理,它的冲突是角色间情感的冲突,情感的变化导致人物间关系的变化,由此推动小说向前发展,并通过这一冲突带动作品的其他元素。

我们可以从作品的人物关系入手。作品有三组人物关系,一是女文工团员和小通讯员,二是小通讯员和新媳妇,三是文工团员和新媳妇。先看第一组,也是一开始出现在作品中的是两个人物,“我”,也就是文工团员,一位年轻的女创作员,大战前要被派到战斗连去工作。另一位就是护送她的小通讯员。如果是现在,大概两个人说说笑笑就上路了,但在那个年代,一男一女结伴同行却是一件有点尴尬的事。“我”是有文化的创作员,思想比较解放,但小通讯员不行,一年前还在山里扛毛竹,是个新兵,遇到年轻女性,非常不自在。所以,在一开始,这两个人的关系就比较僵。为了不跟文工团员照面,小通讯员就一直走在文工团员的前面,而文工团员脚又疼,赶不上,矛盾来了。“我开始对这个通讯员生起气来。”这就是冲突,是一种情感的冲突,人与人关系的冲突。有了冲突,就要解决,这就使情感和关系发生了变化。由于文工团员有文化,思想解放,加上脚疼的原因,所以,她是解决矛盾的主动方,先是通过观察,“我不禁对这通讯员发生了兴趣”,再是思考,“凭经验,我晓得这一定又因为我是个女同志。女同志下连队,就有这些困难。”这不仅是经验,背后是此前的各种遭遇,加重了“我”的情绪反应,“我着恼地带着一种反抗情绪走过去,面对着他坐下来。”在文工团员和小通讯员的冲突中,后者一直是被动的,所以,当“我”向其“挑衅”后,他“立即张皇起来,好像他身边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局促不安,掉过脸去不好,不掉过去又不行,想站起来又不好意思。”文工团员试图解决他们的矛盾,主动与通讯员交流,努力改变这种尴尬关系,虽然沟通效果不大,一旦被动的一问一答停下来,就只能“两人闷坐”,但还是有收获的,她了解了通讯员的家世,知道这位来自山区农家的朴实的小伙子是自己的同乡,还没有对象,所以,遇到女生会很不自在。而且,女文工团员检讨了自己,是自己让小伙子不自在了,“这都怪我。”

两人关系的最终改善是通过向老乡借被子实现的。通讯员的任务就是护送文工团员到包扎所,借被子不在他的职责中,但他“踌躇了一下,便和我一起去了。”第一回合,通讯员没借到,文工团员认为借不到被子事小,得罪了老百姓影响不好,劝通讯员再去一趟以解决问题。一开始他不愿意,“执拗地低着头,像钉在地上似的,不肯挪步,我走近他,低声地把群众影响的话对他说了。他听了,果然就松松爽爽地带我走了。”正是在工作中,小通讯员的纯朴、老实的性格和美好的心灵得到了生动形象的展示,而且,也是通过工作,这两个革命青年,特别是小通讯员渐渐消除了他们之间性别上的隔阂。到最后,两个人的关系已经比较轻松愉快了,而且,文工团员已经喜欢上了他。“我看他那副认真、为难的样子,又好笑,又觉得可爱。不知怎么的,我已经从心底爱上了这个傻乎乎的小同乡。”所以,等到战斗打响后,小通讯员就成了她的牵挂,她想象他在前线的情形,担心他负伤。她想问会不会漏掉伤员,通讯员在战斗时都要干什么,“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问这些没意思的问题。”但是,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小通讯员为救民工牺牲了,从文工团员“强忍着眼泪”“磕磕绊绊地跑去找医生”等动作中,可以看出她心中无比的悲伤。

再看第二组人物关系,小通讯员和新媳妇。这也是一对青年男女的关系,也带有那个时代的特点,小通讯员依然处于被动的位置,因为新媳妇是结了婚的,而且性格也比小通讯员要活泼。他们的矛盾是在借被子时发生的,这一组矛盾冲突也经过了几个回合。第一个回合作品没有正面写,小通讯员借被子出师不利,第一个就在新媳妇那儿碰了钉子,铩羽而归,他向文工团员抱怨说“老百姓死封建……”,这老百姓就是指新媳妇。因担心影响不好,文工团员劝说通讯员和她一起再到新媳妇家去一趟。面对文工团员的解释和道歉,新媳妇“听着,脸扭向里面,尽咬着嘴唇笑……好像忍了一肚子的笑料没笑完。”直到文工团员讲完道理,她才止了笑,把被子抱了出来。“她好像是在故意气通讯员,把被子朝我面前一送,说:‘抱去吧。’”这让通讯员“颇不服气”,他也是讲的同样的道理,但新媳妇就不借给他,所以,新媳妇把被子抱出来了,他却“装作没看见”,但却没能绷得住,最后是“慌慌张张地转身就走”,连衣服都在门框上挂破了,新媳妇要给他补上他却高低不肯。然而,他得知这被子是新媳妇唯一的嫁妆时,他又犯了难,想送回去。由于第一次向新媳妇借被子被拒作品没有正面描写,但从二人事后的表现看,留给人想象的空间很大。活泼的新媳妇是不是有意刁难小通讯员?小通讯员看到新媳妇是不是手足无措,结结巴巴,让人发笑?从后来重返现场的情况看,当时二人并没有什么大的不愉快,要不,新媳妇不会笑个不停。也许,不借被子只不过是新媳妇开的一个玩笑,但通讯员却当了真,当然,要论起高低,他也不是新媳妇的对手,岂敢恋战?所以,等通讯员回前线后,新媳妇一直放心不下,到包扎所帮忙后就打听他的去处,还说:“刚才借被子,他可受我的气了!”而且,是她先发现了受伤的通讯员,并且细心地为他擦拭身体,缝补衣服,最后,用她的新被子垫盖住了通讯员的遗体。小说在这儿的叙述节奏特别慢,以大量感人的细节写出了新媳妇对小通讯员的感情。

第三组是文工团员和新媳妇。在作品中,这一组关系的相对比较弱,冲突也不是十分明显,但也非常有意味。这是两位青年女性,而且也都具有解放区青年的新精神、新面貌。文工团员不必说,新媳妇其实思想也很开通。这两个人的冲突实际上是围绕着小通讯员的。本来,文工团员在新媳妇面前是有心理优势的,她和通讯员都是部队上的人,新媳妇不借被子,她是来做后者的工作的,可是到了新媳妇这儿,工作并不需要多说什么,甚至,新媳妇就在等着通讯员再上门。所以,等三个人见面时,新媳妇的注意力全在小通讯员身上,她不停地笑,笑的是通讯员。她不借,是逗通讯员,她又借了,还是在逗通讯员,和文工团员一样,她也喜欢而又不忍看通讯员的窘迫狼狈的可爱模样。当新媳妇到了包扎所,想见的就是通讯员,见了文工团员,打听的也是通讯员,她和文工团员一样,关心着前线作战的通讯员,并且是她先发现了负伤抬下来的通讯员。接下来,从情感戏的角度说,新媳妇压倒了文工团员。文工团员也喜欢小通讯员,但她的喜欢有知识分子气,还有理性,有适合自己身份的分寸和表达方式。但新媳妇不一样,从文化上说,她可能不及文工团员开放,但有着农村女性的泼辣和勇敢。她为负伤的通讯员擦拭身体时已经没有一点顾忌,“轻轻移过一盏油灯,解开他的衣服,她刚才那种忸怩羞涩已经完全消失,只是庄严而虔诚地给他拭着身子……”,然后又一针一线地认真地给通讯员缝补在她家挂破的衣裳。全然不顾他已经牺牲。文工团员“实在看不下去,低声地说:‘不要缝了。’”这时,新媳妇“对我异样地瞟了一眼”,然后继续缝下去。文工团员是理智的,人死了,还缝了干什么,在战地医院,作战关头,也不适合这样的悲情。但新媳妇不考虑这些,她有着中国农村传统的生死观,在她的眼里,小通讯员没有死,即使走,也要体面地干净地走。文工团员虽然喜欢通讯员,但在她的眼里,她还是她的同志,而在新媳妇的眼里,却已经是亲人。当卫生员要拿掉通讯员身上的被子解释说这是借的老百姓的时候,她“脸发白,劈手夺过被子,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并且气汹汹地嚷道,“是我的——”显然,新媳妇对小通讯的感情更纯真,更动人。

这是读解《百合花》的一个角度,从理解小说的矛情感冲突入手去分析它不同的人物关系。我们看到,这篇小说实际上就是三个年轻人的故事,在短短的故事时间中,在看上去并不复杂的情节里,把三个年轻人之间微妙的情感冲突写得非常细腻动人,并且带有时代与文化的色彩。这种感情是纯洁的,是在年轻人之间常见的。女文工团员一开始对小通讯员是不满的,小通讯员也不太愿意和女同志单独在一起,在他的眼里,女同志麻烦,事多,回来后可能还要被伙伴们取笑。事实上也是这样,文工团员路又走不快,还问这问那,弄得他狼狈不堪。新媳妇就更不用说了,简直就是“欺侮”他,要出他的洋相。小说始终将小通讯员放在矛盾冲突的被动的一方,对他的心理没有多少正面的描写,但从对他的表情、动作、语言等许多细节的描写上看,他对两位青年女性也是有感情的,如果对她们没有感情,那他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他会自然得多,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无感”。看上去,他对文工团员刻意保持距离,因为在当时,部队的文工团员的地位是比较高的。而对新媳妇,他是既怕,又好像看不起她,因为他是部队的,她是老百姓,所以,他说她封建,但农村新媳妇的泼辣又让他招架不住。这些都是他内心情感的表现,既曲折,又符合人物的身份与性格。小说以文工团员“我”为视角,对两位青年女性的心理相对表现得更充分一些。女文工团员有文化,身份高,心理上具有很大的优势,在与小通讯员的情感冲突中,基本上都是她在掌控,她先是对他生气,既而发生兴趣,再带着反抗情绪过去,直把他弄得张皇失措。在借被子的过程中,她也是主导。她主导了她与小通讯员矛盾冲突的进程,并在这种冲突中展示了她的性格,也让小通讯员的性格得到了表现,并渐渐地使剧情发生了反转,由生气而喜欢。文工团员与新媳妇的关系比较微妙。文工团员原先以为新媳妇不理解为伤员借被子,结果新媳妇非常开通,而且她也看得出通讯员与新媳妇是怎么回事,所以,在回去的路上她也跟着逗小通讯员,但小通讯员想把被子送回去,她又不让了,是不想让小通讯员再去受新媳妇的气,还是她压根就不想让他们再见面?也许连她自己都说不清。新媳妇与小通讯员的情感内容是很丰富的,她喜爱这个朴实的小伙子,喜欢到忍不住去捉弄他,看他手足无措的样子,这里面既有青年男女之间的感情,又有一种类似于姐弟的感情,甚至还有一种母性在里面。所以,到了小说的结局,才有那么感人的场面。这是一个农村青年妇女内心世界的自然的流露,在文化人的文工团员身上,感情再深,也不会是这样的表达方式。

通过对小说矛盾冲突的梳理,人物关系与人物形象的分析,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百合花》是一篇青春小说,它写出了特殊年代青年人的感情,这种感情是纯真的,是青年男女间自然而然的美好情感,它不是一般的情感,不同于正常的诸如同志之情,战友之情,同乡之情,军民之情,而是男女青年相互吸引与爱慕的情感,但是,它还不是爱情。也许,我们永远说不清这种虽然出于自然却又非常复杂的情感,这正是这部作品了不起的地方,它写出了一种说不清的情感,真正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用茹志鹃自己的话说就是,“不是爱情的爱情。”

【 本文原载《文学教育》2020年第4期上旬号 】

作者像

汪政,著名文学评论家,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著有《涌动的潮汐》《自我表达的激情》《我们如何抵达现场》《无边的文学》《解放阅读》《新时期小说艺术漫论》《言说的历史风景》《悲悯与怜爱》等,主编、参编大、中学教材多种,并获多种文学与教育教学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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