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不是愛情的愛情——再讀茹誌鵑短篇小說《百合花》 | 汪政

文學教育微信平臺 2020年 第16號

不是愛情的愛情

——再讀茹誌鵑短篇小說《百合花》

汪 政

茹誌鵑的《百合花》是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短篇小說名篇，具有非常明顯的特色。從題材上說，它可以歸入戰爭題材，但卻沒有一般戰爭小說常見的激烈和殘酷，基本上沒有正面戰場的描寫，相反，它顯出了一種優美，有着相當強的抒情性。對這一風格的解釋很多，比如心理描寫，自然風景的描寫，百合花的象徵，特別是對人性之美的細膩表現等等。

這裏，我們換一個角度來說說這篇小說，看看它是如何構成的。小說構成的要素是什麼？最主要的應該是矛盾衝突。說到矛盾衝突，一般認爲就是人物之間的矛盾衝突，在作品中，作家會設置不同的角色，這些不同的角色爲了不同的或共同的目的會發生衝突。衝突就是小說情節發生的動因，給角色以矛盾，看角色間如何圍繞這個矛盾採取行動。行動的展開就形成了情節，直到最後矛盾得到解決。這種構成方式在傳統小說中見得比較多，以至於讀者形成了相應的閱讀期待，看小說就是看它有沒有激烈的、複雜的矛盾衝突，故事是不是精彩。在很大程度上，小說的其他元素都是圍繞這一點進行的。但是，到了現代小說，小說家們對矛盾衝突有了新的看法，設計顯在的、目標情節的複雜性的矛盾衝突不在是唯一的甚至主要的追求，小說的矛盾衝突不斷多樣化，也不斷被深入。許多小說基本上看不到衝突了，甚至連故事情節也淡化了。如果從傳統小說的敘事風格來看，一些小說都不像小說了。

這裏面的關鍵還在於如何看待小說的矛盾衝突。從現代小說衝突的多樣性角度看，衝突有外在的，也有內在的，有激烈的，也有相對平和的，有人物之間的，也有個人自我的。從衝突的內容上說，更是複雜多樣，既可以是社會的、政治的，各種利益的，也可以是觀念的、情感的，甚至是一些無法說得清的感覺；既可以是現實的、理性的，也可以是荒誕的、非理性的。比如《百合花》，從故事情節的角度看，觀賞性並不怎麼強，幾句話就可以將情節說清楚。大戰前夕，一位通訊員護送一位文工團員到前線包紮所，並和她一起去向老鄉借傷員要用的被子。一位新媳婦先是不肯把自己印着百合花的被子借給通訊員，後來又借了。戰鬥打響了，文工團員和新媳婦一起在包紮所護理傷員。通訊員上前線犧牲了，新媳婦把自己的被子墊到了通訊員的身下。這個情節梗概已經是比較詳細的了，其中的一些內容在作品中其實只是交待，並無多少具體的內容。所以，人們曾經說《百合花》不太像小說，倒是有點像散文，甚至，像詩。

那麼，《百合花》的衝突在哪裏？仔細梳理，它的衝突是角色間情感的衝突，情感的變化導致人物間關係的變化，由此推動小說向前發展，並通過這一衝突帶動作品的其他元素。

我們可以從作品的人物關係入手。作品有三組人物關係，一是女文工團員和小通訊員，二是小通訊員和新媳婦，三是文工團員和新媳婦。先看第一組，也是一開始出現在作品中的是兩個人物，“我”，也就是文工團員，一位年輕的女創作員，大戰前要被派到戰鬥連去工作。另一位就是護送她的小通訊員。如果是現在，大概兩個人說說笑笑就上路了，但在那個年代，一男一女結伴同行卻是一件有點尷尬的事。“我”是有文化的創作員，思想比較解放，但小通訊員不行，一年前還在山裏扛毛竹，是個新兵，遇到年輕女性，非常不自在。所以，在一開始，這兩個人的關係就比較僵。爲了不跟文工團員照面，小通訊員就一直走在文工團員的前面，而文工團員腳又疼，趕不上，矛盾來了。“我開始對這個通訊員生起氣來。”這就是衝突，是一種情感的衝突，人與人關係的衝突。有了衝突，就要解決，這就使情感和關係發生了變化。由於文工團員有文化，思想解放，加上腳疼的原因，所以，她是解決矛盾的主動方，先是通過觀察，“我不禁對這通訊員發生了興趣”，再是思考，“憑經驗，我曉得這一定又因爲我是個女同志。女同志下連隊，就有這些困難。”這不僅是經驗，背後是此前的各種遭遇，加重了“我”的情緒反應，“我着惱地帶着一種反抗情緒走過去，面對着他坐下來。”在文工團員和小通訊員的衝突中，後者一直是被動的，所以，當“我”向其“挑釁”後，他“立即張皇起來，好像他身邊埋下了一顆定時炸彈，侷促不安，掉過臉去不好，不掉過去又不行，想站起來又不好意思。”文工團員試圖解決他們的矛盾，主動與通訊員交流，努力改變這種尷尬關係，雖然溝通效果不大，一旦被動的一問一答停下來，就只能“兩人悶坐”，但還是有收穫的，她瞭解了通訊員的家世，知道這位來自山區農家的樸實的小夥子是自己的同鄉，還沒有對象，所以，遇到女生會很不自在。而且，女文工團員檢討了自己，是自己讓小夥子不自在了，“這都怪我。”

兩人關係的最終改善是通過向老鄉借被子實現的。通訊員的任務就是護送文工團員到包紮所，借被子不在他的職責中，但他“躊躇了一下，便和我一起去了。”第一回合，通訊員沒借到，文工團員認爲借不到被子事小，得罪了老百姓影響不好，勸通訊員再去一趟以解決問題。一開始他不願意，“執拗地低着頭，像釘在地上似的，不肯挪步，我走近他，低聲地把羣衆影響的話對他說了。他聽了，果然就鬆鬆爽爽地帶我走了。”正是在工作中，小通訊員的純樸、老實的性格和美好的心靈得到了生動形象的展示，而且，也是通過工作，這兩個革命青年，特別是小通訊員漸漸消除了他們之間性別上的隔閡。到最後，兩個人的關係已經比較輕鬆愉快了，而且，文工團員已經喜歡上了他。“我看他那副認真、爲難的樣子，又好笑，又覺得可愛。不知怎麼的，我已經從心底愛上了這個傻乎乎的小同鄉。”所以，等到戰鬥打響後，小通訊員就成了她的牽掛，她想象他在前線的情形，擔心他負傷。她想問會不會漏掉傷員，通訊員在戰鬥時都要幹什麼，“我不知道自己爲什麼要問這些沒意思的問題。”但是，擔心的事還是發生了，小通訊員爲救民工犧牲了，從文工團員“強忍着眼淚”“磕磕絆絆地跑去找醫生”等動作中，可以看出她心中無比的悲傷。

再看第二組人物關係，小通訊員和新媳婦。這也是一對青年男女的關係，也帶有那個時代的特點，小通訊員依然處於被動的位置，因爲新媳婦是結了婚的，而且性格也比小通訊員要活潑。他們的矛盾是在借被子時發生的，這一組矛盾衝突也經過了幾個回合。第一個回合作品沒有正面寫，小通訊員借被子出師不利，第一個就在新媳婦那兒碰了釘子，鎩羽而歸，他向文工團員抱怨說“老百姓死封建……”，這老百姓就是指新媳婦。因擔心影響不好，文工團員勸說通訊員和她一起再到新媳婦家去一趟。面對文工團員的解釋和道歉，新媳婦“聽着，臉扭向裏面，盡咬着嘴脣笑……好像忍了一肚子的笑料沒笑完。”直到文工團員講完道理，她才止了笑，把被子抱了出來。“她好像是在故意氣通訊員，把被子朝我面前一送，說：‘抱去吧。’”這讓通訊員“頗不服氣”，他也是講的同樣的道理，但新媳婦就不借給他，所以，新媳婦把被子抱出來了，他卻“裝作沒看見”，但卻沒能繃得住，最後是“慌慌張張地轉身就走”，連衣服都在門框上掛破了，新媳婦要給他補上他卻高低不肯。然而，他得知這被子是新媳婦唯一的嫁妝時，他又犯了難，想送回去。由於第一次向新媳婦借被子被拒作品沒有正面描寫，但從二人事後的表現看，留給人想象的空間很大。活潑的新媳婦是不是有意刁難小通訊員？小通訊員看到新媳婦是不是手足無措，結結巴巴，讓人發笑？從後來重返現場的情況看，當時二人並沒有什麼大的不愉快，要不，新媳婦不會笑個不停。也許，不借被子只不過是新媳婦開的一個玩笑，但通訊員卻當了真，當然，要論起高低，他也不是新媳婦的對手，豈敢戀戰？所以，等通訊員回前線後，新媳婦一直放心不下，到包紮所幫忙後就打聽他的去處，還說：“剛纔借被子，他可受我的氣了！”而且，是她先發現了受傷的通訊員，並且細心地爲他擦拭身體，縫補衣服，最後，用她的新被子墊蓋住了通訊員的遺體。小說在這兒的敘述節奏特別慢，以大量感人的細節寫出了新媳婦對小通訊員的感情。

第三組是文工團員和新媳婦。在作品中，這一組關係的相對比較弱，衝突也不是十分明顯，但也非常有意味。這是兩位青年女性，而且也都具有解放區青年的新精神、新面貌。文工團員不必說，新媳婦其實思想也很開通。這兩個人的衝突實際上是圍繞着小通訊員的。本來，文工團員在新媳婦面前是有心理優勢的，她和通訊員都是部隊上的人，新媳婦不借被子，她是來做後者的工作的，可是到了新媳婦這兒，工作並不需要多說什麼，甚至，新媳婦就在等着通訊員再上門。所以，等三個人見面時，新媳婦的注意力全在小通訊員身上，她不停地笑，笑的是通訊員。她不借，是逗通訊員，她又借了，還是在逗通訊員，和文工團員一樣，她也喜歡而又不忍看通訊員的窘迫狼狽的可愛模樣。當新媳婦到了包紮所，想見的就是通訊員，見了文工團員，打聽的也是通訊員，她和文工團員一樣，關心着前線作戰的通訊員，並且是她先發現了負傷抬下來的通訊員。接下來，從情感戲的角度說，新媳婦壓倒了文工團員。文工團員也喜歡小通訊員，但她的喜歡有知識分子氣，還有理性，有適合自己身份的分寸和表達方式。但新媳婦不一樣，從文化上說，她可能不及文工團員開放，但有着農村女性的潑辣和勇敢。她爲負傷的通訊員擦拭身體時已經沒有一點顧忌，“輕輕移過一盞油燈，解開他的衣服，她剛纔那種忸怩羞澀已經完全消失，只是莊嚴而虔誠地給他拭着身子……”，然後又一針一線地認真地給通訊員縫補在她家掛破的衣裳。全然不顧他已經犧牲。文工團員“實在看不下去，低聲地說：‘不要縫了。’”這時，新媳婦“對我異樣地瞟了一眼”，然後繼續縫下去。文工團員是理智的，人死了，還縫了幹什麼，在戰地醫院，作戰關頭，也不適合這樣的悲情。但新媳婦不考慮這些，她有着中國農村傳統的生死觀，在她的眼裏，小通訊員沒有死，即使走，也要體面地乾淨地走。文工團員雖然喜歡通訊員，但在她的眼裏，她還是她的同志，而在新媳婦的眼裏，卻已經是親人。當衛生員要拿掉通訊員身上的被子解釋說這是借的老百姓的時候，她“臉發白，劈手奪過被子，狠狠地瞪了他們一眼”，並且氣洶洶地嚷道，“是我的——”顯然，新媳婦對小通訊的感情更純真，更動人。

這是讀解《百合花》的一個角度，從理解小說的矛情感衝突入手去分析它不同的人物關係。我們看到，這篇小說實際上就是三個年輕人的故事，在短短的故事時間中，在看上去並不複雜的情節裏，把三個年輕人之間微妙的情感衝突寫得非常細膩動人，並且帶有時代與文化的色彩。這種感情是純潔的，是在年輕人之間常見的。女文工團員一開始對小通訊員是不滿的，小通訊員也不太願意和女同志單獨在一起，在他的眼裏，女同志麻煩，事多，回來後可能還要被夥伴們取笑。事實上也是這樣，文工團員路又走不快，還問這問那，弄得他狼狽不堪。新媳婦就更不用說了，簡直就是“欺侮”他，要出他的洋相。小說始終將小通訊員放在矛盾衝突的被動的一方，對他的心理沒有多少正面的描寫，但從對他的表情、動作、語言等許多細節的描寫上看，他對兩位青年女性也是有感情的，如果對她們沒有感情，那他就不是現在這個樣子，他會自然得多，用現在的話說，就是“無感”。看上去，他對文工團員刻意保持距離，因爲在當時，部隊的文工團員的地位是比較高的。而對新媳婦，他是既怕，又好像看不起她，因爲他是部隊的，她是老百姓，所以，他說她封建，但農村新媳婦的潑辣又讓他招架不住。這些都是他內心情感的表現，既曲折，又符合人物的身份與性格。小說以文工團員“我”爲視角，對兩位青年女性的心理相對錶現得更充分一些。女文工團員有文化，身份高，心理上具有很大的優勢，在與小通訊員的情感衝突中，基本上都是她在掌控，她先是對他生氣，既而發生興趣，再帶着反抗情緒過去，直把他弄得張皇失措。在借被子的過程中，她也是主導。她主導了她與小通訊員矛盾衝突的進程，並在這種衝突中展示了她的性格，也讓小通訊員的性格得到了表現，並漸漸地使劇情發生了反轉，由生氣而喜歡。文工團員與新媳婦的關係比較微妙。文工團員原先以爲新媳婦不理解爲傷員借被子，結果新媳婦非常開通，而且她也看得出通訊員與新媳婦是怎麼回事，所以，在回去的路上她也跟着逗小通訊員，但小通訊員想把被子送回去，她又不讓了，是不想讓小通訊員再去受新媳婦的氣，還是她壓根就不想讓他們再見面？也許連她自己都說不清。新媳婦與小通訊員的情感內容是很豐富的，她喜愛這個樸實的小夥子，喜歡到忍不住去捉弄他，看他手足無措的樣子，這裏面既有青年男女之間的感情，又有一種類似於姐弟的感情，甚至還有一種母性在裏面。所以，到了小說的結局，纔有那麼感人的場面。這是一個農村青年婦女內心世界的自然的流露，在文化人的文工團員身上，感情再深，也不會是這樣的表達方式。

通過對小說矛盾衝突的梳理，人物關係與人物形象的分析，是不是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百合花》是一篇青春小說，它寫出了特殊年代青年人的感情，這種感情是純真的，是青年男女間自然而然的美好情感，它不是一般的情感，不同於正常的諸如同志之情，戰友之情，同鄉之情，軍民之情，而是男女青年相互吸引與愛慕的情感，但是，它還不是愛情。也許，我們永遠說不清這種雖然出於自然卻又非常複雜的情感，這正是這部作品了不起的地方，它寫出了一種說不清的情感，真正是隻可意會，不可言傳。用茹誌鵑自己的話說就是，“不是愛情的愛情。”

【 本文原載《文學教育》2020年第4期上旬號 】

作者像

汪政，著名文學評論家，江蘇省作家協會副主席，黨組成員，書記處書記。中國小說學會副會長，江蘇省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著有《湧動的潮汐》《自我表達的激情》《我們如何抵達現場》《無邊的文學》《解放閱讀》《新時期小說藝術漫論》《言說的歷史風景》《悲憫與憐愛》等，主編、參編大、中學教材多種，並獲多種文學與教育教學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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