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于锦涛

来源：乐亭文化研究会《读乐亭》杂志||今日头条号：乐亭故乡人

题图来自网络，仅为配图，和本文无关；如有侵权，请及时告知

我的父亲丁存一，1915年出生于乐亭县毛庄镇于坨村。原名于佩之，为了革命的需要，将自己的姓氏分解为丁存一的化名。1935年从教，1942年参加革命工作，曾历任乐亭县文联主任、区长，迁安县委宣传部长、遵化县县长、唐山市委工业部长、兵器工业部616厂组织部长、第七〇研究所党委书记等职，1982年离休，行政11级。父亲于1993年病故，终年78岁。

一

父亲从小勤奋好学，毕业于辽宁省开源华商会私立学校。1935年开始在我县从事教育工作，先后在三家子、于坨、常坨等学校任校长、联校校长。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方兴未艾，父亲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了抗日救亡运动中。

1938年后，他任于坨、常坨校长期间，利用学校这块阵地，对师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暴行。组织附近学校教师赵大民、刘筠等人编写歌曲、文娱节目，在校内演出、书写标语、散发传单。参加宣传活动的人员，由学校扩大到社会上各阶层进步人士，如会里刘善孚、松各庄石秀岩、毛庄学校校长刘敏儒、刘原生等人。

1946年，在八区范围内组织了一个进步人士为主体的小型剧团，名字叫“大众剧社”，成员有刘筠、赵大民等30余人，演出了很多革命节目，深受群众欢迎。

父亲所在常坨、于坨等学校，当时成为这个地区文化宣传中心，多次受到县里的表扬。

1942年父亲离开学校，脱产参加了革命工作。1945年2月父亲光荣入了中国共产党，调县做宣传工作。日本投降后，县委决定在县原抗日时期成立的知识分子救国会的基础上改建“乐亭县知识分子联合会”，父亲被选为主任委员，孟松涛等六名同志被选为副主任委员。文联会的主要职责是：组织文艺界、教育界广大知识分子、有识之士，密切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开展文艺宣传、教育活动。文联会成立后，“七月剧社”恢复活动，编写、排练出许多表现反帝、反封、反顽、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等内容的节目，例如《放下你的鞭子》、《血泪仇》、《雷雨》等，深受群众欢迎。

1945年冬，“文联会”创办大众书店，购进大批进步书刊，供社会各界阅读。书店还办起了印刷厂，购进了两台铅字印刷机，和原有的十多台石印机共同承印冀东行署编写的中小学课本供全县学生使用，同时还为县里印制大量文件和宣传品。

二

1947年初，国民党21师大举进攻乐亭，闹得民不聊生，革命干部大都转移到路北和沿海一带。父亲被调到八区任区长，此时八区被压缩到徐店、中卜、会里、于坨一带13平方公里以内的狭长地带，北邻滦河，西靠汀流河敌人据点，东至何官营，南边就是敌人盘踞的县城。革命形势处于最低潮。以中卜王庄王作舟为首的反动势力，纠集了滦河以南一批恶霸势力、土豪劣绅、地痞流氓组建了一个反动武装组织叫“滦南大队”，群众管他们叫“伙会儿”，由王作舟任大队长，向革命群众进行反攻倒算、打击报复。他们的老窝在县城，经常配合伪军进行清乡、扫荡。因为王作舟的老家在八区，当伙会儿的人八区范围内也最多，八区自然成了伙会儿清乡、扫荡的重灾区。据当时在八区工作的老干部蒋锡铭同志介绍：敌人到八区清乡、扫荡，不是抢粮、抢东西就是抓人、杀人，矛头主要指向区、村干部和在减租减息运动中斗争过王作舟等恶霸地主的干部、群众。在这段时间里，有区干部4人被杀，村干部、革命群众20余人被杀。三天两头跑敌情，闹得人心惶惶，群众不敢接近八路军。个别伪乡、保政权里的人，由两面应酬转向一心向敌。

革命斗争形势不断复杂、恶化，父亲和八区的同志们，立场坚定不移，积极应对，一天也没有离开八区革命阵地。他们按照毛主席“敌进我退，敌疲我打，敌驻我扰”的斗争策略和敌人进行了周旋，在13平方公里的狭长地带和敌人开展了一场扫荡与反扫荡的生死搏斗。

抓好村级党支部建设，改造伪乡、保政权是当时取得斗争胜利的关键。八区党组织首先在14个村建起了党支部，党员发展到了100多人。在村党支部的领导下，利用各种形式对干部、群众进行革命教育，使干部、群众认清了全国的大好形势。在党的领导下，八区各村还成立了“齐心会”，由党员和进步人士参加，监督配合乡、保干部的工作，提高了广大干部群众的认识，很多人转变了立场，坚定了对敌斗争必胜的信心。

1947年下半年，八区的斗争形势更加严竣，敌人清乡、扫荡次数增加，手段更加凶残。八区的同志们每个人都在群众中有“保垒户”，每户都在自己家中或村外挖好地窖。敌人突然来袭，同志们来不及撤退时可用于藏身。在于坨梁士存家、北常坨陈凤祥家、黑坨刘任英家都备有这样的地窖，八区的同志们不止一次用上过。

一天，父亲和蒋锡铭等四人到吝家营开展工作，晚上住在该村，有个反动地主分子向王作舟告密。伙会儿随即派马队包围了吝家营，进村问村干部吴永峰：“丁存一他们来过没有？现在何处？”吴永峰回答道：“丁存一、蒋锡铭等四人昨晚住在我村，早晨听说48团的队伍到了何官营，他们早去找48团的人去了。”敌人听后赶忙撤回。其实父亲他们当时正分散在群众家中隐蔽，敌人走后，他们才安全转移。类似这样的险情他们碰上过无数次，每次都在群众的保护下化险为夷。

为了保护群众，阻止敌人清乡扫荡，八区于组织发动群众沿滦河挖了一条10多华里长的封锁沟，把八区围了起来。封锁沟深两米多，宽三米，紧要路口埋下了地雷，民兵把守，田庄民兵田玉民等还研制了信号弹。区里布告群众不要过沟，这样一方面切断了内外敌人的联系，另一方面有力地阻止了敌人过沟扫荡，屡遭敌人骚扰的八区从此安定多了。八区挖封锁沟的做法得到了县里的肯定和推广。

气急败坏的王作舟多次口出狂言：“丁存一胆大包天，让他们等着吧！抓到他，连他家人一起灭掉！”王作舟抓不到父亲他们，就派人抓家属、烧房子，老家不能住了，母亲和弟弟躲藏到马庄子近一年，由当地干部和父亲的朋友程中等人照顾。

伙会儿得到消息，曾两次到马庄子村抓人。听说有敌情，村干部都是将母亲临时转移到滦河北岸昌黎县境内暂避，每次敌人都以失败告终。我当时8岁，躲在北常坨亲戚家。腊月十二日，王作舟带领伙会儿百十人到于坨一带清乡扫荡抓捕了李凡和宋瑞英夫妇。敌人将二人用马车拉到北常坨，围观的群众很多，我也去了，因宋瑞英是父亲介绍入党后参加工作的，他俩都认识我。宋瑞英看到我后表情很紧张，用眼神示意我赶紧躲避，我知道她是怕我被伙会儿发现。我刚要离开，我村一个当了伙会儿的叫闫万昌的骑马过来，看到我后对伙会儿大喊：“那个小孩是丁存一的儿子，把他抓走。”在这危急的时刻，是北常坨的干部群众从人群中把我拉了出去，在大家的掩护下把我转移到了父亲的“保垒户”陈凤祥家，藏在了为父亲他们挖好的地窖里，敌人撤退前一直在找我。晚上八区干部蒋德恩叔叔从北常坨将我接走，转移到了另一个地方。见面头一句话就对我说：“快跟我走吧，再待在这儿小命就没了。”我这才躲过了那场浩劫。李凡、宋瑞英夫妇被捕后，父亲和于坨的村干部以及宋瑞英家属虽多方营救未果，最后他们光荣牺牲。

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除了积极应对伙会儿的清乡、扫荡外，父亲和八区的同志们还发现，在八区有一股地下反动势力也非常猖狂，他们和伙会儿里应外合、互相勾结、串通一气、造谣惑众，他们在暗中给伙会儿筹粮、筹钱，有一个反动地主一次就给王作舟买了几十杆大枪。他们伙同敌人残害干部群众，有多名干部群众被抓、被杀。父亲他们经过多方调查发现，原来八区范围内存在着一个地下集团，潜伏在八区的就有40余人，王作舟兼任头子，前黑王庄刘广玉、于坨反动地主宋子洋等是他的帮凶。在当时的形势下，不打掉它将给我党的革命事业造成极大的损失。在父亲的领导下，对这个地下集团进行了坚决、果断的镇压，一次抓捕反动分子12人，枪决4人，以后又陆续对罪大恶极对群众欠下血债的反动分子分批进行镇压，该杀的坚决杀掉，一共枪决了20多人。对有一般罪行构不成死罪的分别提出严重警告、指明出路、以观后效。这一举措实施后，极大地震慑了敌人，同时也锻炼了干部，教育了群众，使八区的斗争形势迅速好转。

团结争取中间势力也是当时对敌斗争的需要。那些过去被迫干过伪事，有的人向敌自首，还有一批顽伪、伙会儿家属等。这些人对共产党、八路军缺乏正确认识。八区干部中怎样对待这部分人也存在分歧。在这种情况下，八区首先在干部和群众中进行形势教育，学习党的统战理论，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亮明态度，明确宣布：凡被迫向敌人自首，但没暴露党的组织机密的，只要向组织说清楚，可继续为党工作。一般群众曾被抓被迫干过伪事的政府概不追究，对家属也不会另眼相看。这样做以后，其中很多人放下了包袱，转变了立场，积极配合、支持八路军的工作。如王戈庄连金汉，当时在敌警备连当连长，父亲和八区的同志多次作家属的工作，家属积极配合，在其妻的说服下，在党的政策的感召下，连金汉带着了一名勤务兵弃暗投明。此举当时在全县影响很大。有些乡、保干部不再为敌人干事了。这样就有力地分化瓦解了敌人，鼓舞了群众的斗志。

父亲十分注重对进步力量的培养工作，据他后来回忆，在八区工作前后，经他介绍入党、参军、参加革命工作的同志就达40余人，仅父亲工作过的北常坨、于坨、吝家营学校就有8名教师参加革命工作。如刘任英、张庆义、赵大民、宋瑞英等。这些人后来有的成为了我党的中高级干部，有的当了艺术家，有的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当时于坨、北常坨一带的干部群众议论说：丁存一呆过的几所学校简直成了八路军、革命干部的摇篮。

1948年8月，父亲被党组织调到十三专署任宣传委员，在此期间，他克服了业务不熟悉等重重困难，投身到了如火如荼的土改运动之中，鼓励农民群众加紧生产、支援前线。1949年4月，父亲调到迁安县委任宣传部长、县联合社主任，解放后任遵化县县长，1952年调到唐山市委任工业部长。尽管环境变了，地位变了，但是父亲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没有变，在新的领导岗位上，他呕心沥血，日夜奋战，积极组织恢复经济建设，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在开展“镇压反革命”和后来的“三反”、“五反”运动的同时，千方百计、机动灵活地与民族资产阶级周旋，在基础差、摊子乱的情况下很快恢复生产，表现出了政策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的工作水平。

三

1954年6月，父亲从唐山市委工业部调往原苏联援建的一个大型军工企业616厂工作。先后任该厂分厂支部书记，厂组织部长，政治部主任，党委书记等职。该厂有干部职工两万多人，是我国当时最大的坦克生产企业。父亲从地方调到大型军工企业，许多工作都不熟悉。他到任后，努力学业务，学管理，虚心向他人请教，很快掌握了生产管理方面的规律和方法，并成功地把政治工作与生产管理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一整套适合军工企业特点的工作方法，得到了上级主管部门的肯定和推广。

1958年，父亲带领该厂第30车间500多名职工和科研人员日夜奋战，研制出我国第一台高速柴油发动机，填补了我国发动机行业的空白，对我国坦克的更新换代做出了重要贡献，受到了国防科工委、兵器部的通令嘉奖。

1963年，父亲从616厂调到第七〇研究所任党委第一书记。该所是一个搞兵器研发的科研院所，和616厂是一个系统。七0所是一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我国搞坦克的顶尖科学家、高级工程师大都集中在这里。

如何调动起广大知识分子和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是当务之急，也是长远大计，关系到每个阶段科研任务的完成。父亲在研究所工作期间，全面贯彻执行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深入细致地做好每个人的思想工作，及时解决了他们在工作、生活方面的困难和问题，使他们放下了包袱，积极投身到了科研工作中去。

父亲每到一个单位都爱护人才，尊重人才，知人善任。“文革”中，父亲受到了严重冲击，但他仍不顾个人安危，在逆境中千方百计地保护科研机密和资料，保护了大批老干部和科研人员。1972年6月，父亲被调回616厂任政治部主任，负责落实政策。在文革尚未结束，极右思潮还相当严重的情况下，他再一次冒着危险，排出各种阻力，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坚持平反了616厂所有冤假错案，拯救、保护、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和科研人员。父亲那刚直不阿、正义凛然的风范至今令单位的干部职工难以忘怀，不少老干部、科研人员说：“没有丁书记，文革期间我们就没命了，科研事业也会遭受巨大损失。”

父亲在军工企业的30多年中，含辛茹苦，日夜操劳，兢兢业业，鞠躬尽瘁，完成了国家下达的一项又一项生产、科研任务，为国防建设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作者于锦涛，原乐亭县教育局副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