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涓涓 编辑/柳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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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19次“霸榜”世界首富的比尔·盖茨，中国人并不陌生，而他对中国也并不陌生——自1980年代以来，他经常来中国，最近更是每年都会来中国访问，不仅看到了中国的巨大发展，并有机会与多位中国最高层领导人交流——这使他在有关中国的诸多问题上，有着独到看法。本期“原子智库”分享与比尔·盖茨交流的有趣内容。

比尔·盖茨记得，每过一些年，就会有人说，“中国发展的确实不错，但很快就会结束了”。然而事实上，虽然中国总会面临不同的挑战，但中国无论在医疗和农业，还是前沿科学领域，都从过去落后的情况发展到现在的世界一流。这对当今的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国家，是非常值得借鉴学习的。

对于一个国家是否可以信任另一个国家或地区提供的产品，比尔·盖茨认为，这本质上是一个产品验证问题——微软当年以开放的态度，将Windows的源代码提供给中国验证得以进入中国经验——即使抛开政治因素，也必须要对软件进行验证。“令人失望的是，我们没有在制定客观标准上做更多的工作，仅仅因为某个产品与某个国家有关联，就拒绝使用，这是很疯狂的。”他希望，今后能在这些问题上开展一些建设性的工作。

对于创新，比尔·盖茨认为，对初创企业的投资是件好事，但一般都有周期性，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的现象会交替出现。目前我们正经历投资规模下降的阶段。幸运的是，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创业失败都不会被当做一件丢人的事——这是一个非常宽容的生态系统。

当然，作为慈善家，比尔·盖茨也谈了很多慈善、全球健康、气候变化等问题。

本文一共9200字，阅读需要18分钟。

以下为正文：

世界经济起起落落，但比尔·盖茨在全球首富榜上稳立潮头。

近日，据彭博亿万富翁指数，比尔·盖茨超越亚马逊CEO杰夫·贝佐斯，以1100亿美元净资产重回全球首富榜首。这是盖茨自1995年第一次登上福布斯世界首富以来，第19次“霸榜”，而这也是在他陆续捐出超过500亿美元之后。

11月21日，比尔·盖茨在北京与****“原子智库”等媒体机构做了开放深入的交流。

对于重当首富，盖茨表示，“这只能说明我捐款的速度还不够快”，“但这是个好消息，因为我能有更多的钱捐给基金会。我希望其他人也能踊跃捐赠，跟我竞争谁的名次下降得更快。”

但捐赠并不是写一张支票那么简单。

自2008年从微软退休以后，比尔·盖茨便将主要精力放在与妻子梅琳达共同创立的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旨在帮助赤贫人口摆脱传染病威胁、饥饿和贫困，促进全世界的平等发展。基金会成立以来，盖茨已经捐赠500多亿美元，基金会每年捐赠额超过50亿美元。

2006年，盖茨的挚友“股神”巴菲特宣布，将个人资产的85%捐给5个基金会，其中最大的一笔捐给了盖茨基金会。有两位全球顶级富豪加持，盖茨基金会已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私人基金会，现有资金约470亿美元，每年需要花出50亿美元。

做慈善要看“投资回报率”

虽然拥有海量资金，但作为一个数据控、技术宅，比尔·盖茨做慈善并不是简单地“乐善好施”“广布甘霖”，他将商业思维注入慈善事业，以投资回报率的方式分析慈善成果，执着于资金使用的“有效性”。

比尔·盖茨曾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如果你试图投资所有项目，就会发现效果其实大打折扣。涉及救助及改善生活方面，投资医疗，拥有我见到过最惊人的回报。”

盖茨基金会一直致力于通过创新来帮助最贫困的人群，其80%的工作都与全球健康有关，在小儿麻痹症、疟疾、结核病、艾滋病等的防治和疫苗研发推广方面，投入巨大。

在网飞（Netflix）推出的纪录片《走进比尔：解码比尔·盖茨》中，盖茨在回答为什么会以根除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为目标时，他说是出于“性价比”的考量。

盖茨夫妇说，在拯救儿童的生命中，投资回报率最高的是疫苗。在儿童疫苗接种上每投入1美元，就可以获得44美元的经济效益，“一旦拥有好的疫苗，我们将能够每年拯救数以百万计的生命。所以，我们在全球健康上的投入意义巨大。这比投资微软或是谷歌的‘回报’更为可观。自1990年起，我们已经挽救了1.22亿儿童。”

他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慈善是一件花钱的事情，然而做慈善很难。慈善的功能是解决市场经济无法解决的一些问题。在没有利润空间、没有公司有动力去解决的情况下，慈善就可以发挥作用了，弥补市场经济的失效。”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的慈善事业取得了和微软一样的成功，两者都超出我的预期。”盖茨这样评价自己的工作。

谈及基金会面临的挑战，盖茨表示，“我们已经在全球健康领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还没有带来革命性的影响。”因为有些项目难度很大，比如在非洲递送疫苗。

他指出，很多非洲国家政府的治理能力仍然欠缺，包括其初级卫生保健体系、教育体系、道路和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民开展教育等诸多方面。盖茨不得不承认，有些棘手问题不是通过资金就可以解决的。

与中国合作密切

在比尔·盖茨的慈善版图中，和中国一直有密切的合作，涉及扶贫、疫苗、艾滋病、结核病、控烟和农业等诸多领域。

盖茨基金会在中国最大的项目之一要追溯到十年前，当时基金会发现了一种在成都生产的日本乙型脑炎疫苗，效果好又便宜，其他国家对这款疫苗的需求量很大。

但由于中国医药监管体系的监管水平和标准并未完全与国际接轨，基金会花了很多年，投入大量资金才使得这家疫苗厂家达到国际标准，并通过世界卫生组织预认证。

盖茨表示，这件事让基金会认识到，应该帮助提升中国监管机构的监管水平。“如果大家认为中国药监部门的监管水准能够和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一样被视为标杆，那么我们就不需要重复那些申请国际认证的工作。”他说，“我们认为，这项工作有助于中国生产高质量的药物和疫苗，对全世界也非常有利。”

在结核病防治方面，过去10年间盖茨基金会与中国国家卫健委合作建立了一个已被证实有效的新型结核病综合防治模式，并在浙江、吉林和宁夏三个省区成功推广，覆盖9000万人。

盖茨在“中盖防治结核病合作十周年研讨会”上介绍，在基金会支持下，目前利用快速的分子诊断技术将耐多药结核病的诊断时间从两个月缩短至两小时；为帮助患者每天坚持服药，中国还推出了提醒服药的电子药盒；利用保险和其他政府资助机制，显著降低结核病诊断和治疗费用，在试点地区，住院支出占家庭收入的占比由40%降到6%。

盖茨表示，“在所有结核病高发的国家中，我对中国最终消除结核病这个公共健康问题最有信心。”

在创新领域，基金会与中国的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效。举例来说，基金会与中国最大的冰箱生产商之一澳柯玛公司合作，开发了一款名为Arktek的冷藏设备，只需使用冰块就能将疫苗保持在合适温度下长达35天以上，无须电池、太阳能或丙烷等任何外部能源。Arktek结实耐用，特别适合在崎岖的路况下运输疫苗，亦适合放置在偏远地区的卫生站作为疫苗存储设备。

对于中国的慈善事业，比尔·盖茨表达了更多的期待。

他说，在中国，慈善更多的是帮助残疾儿童、教育或环保这类事情，但也有一些机构提出了一些开拓性的想法，比如腾讯创立了“99公益日”。类似的机构也在增加。他表示，盖茨基金会尝试与他们合作并提供一些帮助。“中国的慈善事业有其自身的特点，我希望它能继续发展壮大。”

对于中国对全球健康领域的贡献，盖茨表示，以疟疾为例，中国自身已基本消灭了疟疾，很可能明年中国就被认证为全面消除疟疾的国家。而中国在疟疾防治方面有非常丰富的专业经验，他希望中国能用自己的丰富经验帮助其他国家。在农业创新方面，他期待中国能在适应气候变化的种子方面取得突破。

作为一个乐观主义的积极行动者，比尔·盖茨在2019年年初的年度公开信中写道：最近常有人问我们对未来是否仍然乐观。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每当我们觉得负面新闻让我们应接不暇时，我们就提醒自己，我们没有权利袖手旁观，坐等世界变好。我们有责任竭尽全力，推动世界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以下为此次比尔·盖茨交流实录选摘：

中国会在很多领域拥有世界领先的公司，这对世界是好事

问： 你认为创新是一家企业最重要的品质吗？ 你认为企业家创造一家伟大企业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

比尔·盖茨：关于创新，人们常常认为新企业和小企业非常具有创新性。这种看法是对的，有些时候，新鲜想法来自小企业。但是，大企业也有很多创新活动。比如说，为了制造出更优质的芯片，英特尔、台积电等大企业在过去二十年持续改进技术。大企业具有投资创新活动、创造新奇事物的资本。

今天，微软、谷歌都有庞大的研发预算。昨晚，我在微软实验室花了3个小时了解了那里的工作。那里的工作让人叹为观止，很多都和人工智能有关。

我们希望大小企业都参与创新。小企业往往面临很大的风险，90%的小企业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幸运的是，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创业失败都不会被当做一件丢人的事。一家企业倒闭了，没关系，你可以再尝试一次。这是一个非常宽容的生态系统。

所以我很欣赏初创企业的想法。中国的创业氛围很浓。对初创企业的投资是件好事，但一般都有周期性，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的现象会交替出现。目前我们正经历投资规模下降的阶段。

只有在你看到被大企业忽视的市场空白时，创业才能成功。以微软为例，微软当初就看到了软件的重要性，而IBM当时没能看到这一点。IBM当时不了解微型处理器和个人计算机。因此，尽管当时规模很小，微软仍能干出一番事业。

也就是说，每家新企业都需要思考，是否发现了真正创造价值的新事物。当然，现在创办新企业所面临的风险，所需要的融资，及风险承受能力要比以往高得多。

问： 有观点认为，技术创新会加剧世界的不平等，因为技术大多是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你是否同意这种观点？ 欠发达国家比如非洲如何从技术创新中获益？

比尔·盖茨：如果你看预期寿命或儿童存活率，这是两个相当有趣的指标。今天，即使在收入很低的贫困国家，儿童存活率和预期寿命也提高了得多。这是天花疫苗、麻疹疫苗、绿色革命中的小麦或水稻种子等带来的结果。很多技术都能够帮助到最贫困的人群，帮助他们的孩子避免被天花、麻疹、腹泻、肺炎或疟疾夺走生命。

向贫穷国家提供的对外援助或慈善捐助，主要是为了帮助最有需要的人群。

如果我们能够研发出艾滋病疫苗或结核病疫苗，就会大幅度促进全球平等，因为这些疾病大多发生在最贫困的人群中。如果我们能给这些贫困的农民提供种子，使他们不受气候变化的影响，这对全球平等也是一个巨大的促进。

盖茨基金会所有工作的核心，是通过创新来帮助最贫困的人群。创新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好。但向贫困国家提供创新方案的过程中，我们需要非常谨慎。这有时需要时间。例如很多癌症治疗都非常昂贵，在贫困国家无法获得。但现在我们能够推广很多治疗高血压的方法，过去治疗高血压的药物很贵，医生和器械费用也很高，但现在已经变得很便宜，我们的合作伙伴甚至能在最贫困的国家推广高血压检测和治疗，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

如果我们有意识地去推动，就能确保创新是促进平等的。技术最大的不平等是，中等收入和富裕国家的做法造成了气候变化，但绝大部分后果却由贫困国家承担。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否则创新就会成为增加不平等的例子。

问： 你是否担心中国或中国公司在科技领域超过美国或微软？

比尔·盖茨：毫无疑问，中国会在很多领域拥有世界领先的公司，这对世界是好事。华为生产价格低廉的5G产品，与其他公司形成竞争，从而迫使它们降低价格或尝试改进产品，这是好事。华为一直非常具有创新性。

还有一件事情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与中国的澳柯玛公司合作，制造了疫苗冷藏箱Arktek（译者注：Arktek只需使用冰块，就能将疫苗保持在合适温度下长达35天或更长时间，无须电池、太阳能或丙烷等任何外部能源）。在非洲，澳柯玛生产的产品在冷藏疫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合作。

资本主义在竞争充分的情况下运作最有效率，这也是全球市场优于一个国家的封闭市场的原因。最好可以开展全球贸易。

至于一个国家是否可以信任另一个国家或地区提供的产品，这个问题以前就出现过。我们开始向中国销售Windows操作系统时，当时就有一些质疑——中国使用Windows操作系统安全吗？因此，我们向中国政府提供了Windows源代码，让他们看到里面到底有什么，并确定那就是我们提供的产品。

事实证明结果很好，因为我们持开放态度，让他们进行验证，双方都能接受。中国愿意使用Windows。我相信客观的标准，并据此检验软件是否安全。不能仅仅因为软件来自美国，就觉得里面一定有人做了手脚。

即使抛开政治因素，你也必须要对软件进行验证。现在有很多开源软件，我们也在做开源。如果你使用开源数据库，就要确保其中没有异常。

所以，上述问题本质是一个产品验证问题，而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现在高科技产品都带有软件，飞机发动机或拖拉机都是如此，如果我们希望中国和美国相互采购这些飞机发动机或拖拉机产品，就要确保双方都能接受。令人失望的是，我们没有在制定客观标准上做更多的工作，仅仅因为某个产品与某个国家有关联，就拒绝使用，这是很疯狂的。希望今后能在这些问题上开展一些建设性的工作。

通过微软，我接触了很多来自中国的杰出员工，他们为微软做出了很大贡献，包括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出色工作成果。

自1980年代以来，我经常来中国，亲自看到了中国的巨大发展。每过一些年，就会有人说，“中国发展的确实不错，但很快就会结束了”，然而事实上，虽然中国总会面临不同的挑战，但中国无论在医疗和农业，还是前沿科学领域，都从过去落后的情况发展到现在的世界一流。这对当今的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国家来说，是非常值得借鉴学习的。

我还有机会与许多中国高层领导人进行交流，他们对我开诚布公。以前我代表微软多次来到中国。胡锦涛主席曾到我家做客，习近平主席也曾到微软视察。所以，我有幸能够了解他们的目标和想法。每次我来中国，中国领导人都愿意抽出时间与我会面，让我深受感动。我们一直保持良好的关系，我每年都会来中国访问，加深了解。

未来十年最关注气候变化领域创新

问： 再过一个多月就是2020年，你对下一个十年有什么期待？

比尔·盖茨：我个人觉得，十年分界线并没有带来实际性的影响。也许从中国、日本或是阿拉伯的历法看，我们所说的十年分界并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这种分界是人们主观创造的。

人工智能和数字创新将持续发挥巨大的影响力。目前它们对教育方式的影响还比较有限。虽然已经有了网课等类似的东西，但人们的学习模式并没有真正地发生变化。孩子们学习数学、阅读和写作的速度非常快，那么软件是否能迅速地帮他们发现自己的薄弱环节和避免犯错呢？我希望在未来十年中，教育软件可以带来真正的改变。

还有其他很多方面。我最关心的一个议题是，如何更好地了解营养不良。我们已经了解到，孩子之所以会营养不良，是因为他们肠胃中的菌群失衡。盖茨基金会资助了大量有关肠胃菌群的基础研究。我们正在推进试点项目，来研究避免肠胃菌群失衡的方法。如果能够完全消除或者大大降低营养不良，那将会是一项巨大的成就。如果说我有一份关于突破性进展的愿望清单，它一定排在第一位。

人工智能将继续大幅进步，云计算的创新也将发生翻天覆地般的变化。

我个人最担心的部分，是气候变化领域。这些领域的创新是有时间紧迫性的。如果我们在2050年需要广泛应用这些创新，那么未来十年内我们必须有切实的研发成果。所以，2020到2030年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创新来说，尤为关键。

问： 在气候变化方面，你一直都很关注，能否和我们分享一下你最新的想法？

比尔·盖茨：气候变化相关的工作可以分成两个方面：一是帮助人们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问题，即所谓的“适应气候变化”。这就是基金会所开展的工作，因为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是贫困的农民，即所谓的小农户。炎热、洪水、干旱对这些小农户的伤害非常大。他们的孩子会营养不良，儿童的死亡率会因此上升。这些农民需要我们的帮助。

我们可以通过多种途径为小农提供帮助，例如改良种子品种、改善用水和储水方式、购买农作物保险、提供更准确的气候数据等。适应气候变化是基金会的重点关注领域。我们已经大幅提升了种子品种改良工作的力度，并正在鼓励包括中国在内的捐赠方更积极地参与这些工作，帮助非洲等地区的贫困农民。

气候变化涉及的另外一项重点工作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这并不是基金会的工作范畴，因为它涉及到电力、水泥和钢铁行业的私营企业。

我有一本关于气候变化的书将在2020年6月出版，这本书探讨如何实现零排放。这是很难的一件事，因为世界上有很多排放源。国际社会一直以来关注的是减排工作中比较容易的部分，例如用风能和太阳能代替煤炭、用电动车代替汽油车。相比之下，替换飞机燃料，改变水泥、钢铁的生产方式，以及大范围构建高效电网的工作要难得多。尽管这些排放源中有很多并非持续排放污染物，改造工作依然非常困难。因此，我鼓励每个国家设计零排放模型，然后制定相应的计划。

我们已经明确了气候方面的目标，而且人们正在为实现这些目标变得更加积极。例如，很多国家的年轻人支持2050年实现零排放的目标。但是，我们仍然缺乏实际的计划。我的书将阐述可能的零排放计划。

气候变化是一个大问题，需要整个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开展大量的创新活动。中国、印度和美国都必须深入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

问： 在泰拉能源（Terra Power）之外，你是否会考虑在核能领域与中国合作？

比尔·盖茨：当然。中国的发电量逐步提升，并计划到2050年实现电网零排放。很难想象如果不利用核能，如何去实现这一目标。

虽然与中国的合资项目不得不暂停，但我们将尽一切可能与中国在核能领域展开合作，中国可以做出很多贡献。中国在建核电约占世界在建核电总量的40%，并且拥有非凡的技术。但目前看来，我们可能要在美国建造第一个示范发电厂。我们正在努力争取美国政府投入资金。示范项目完成后，我们将在世界各地寻找合作伙伴，包括在中国。我创建泰拉能源的唯一目的是应对气候变化，而不是想赚钱。如果它不能帮助中国和印度实现电网零排放，就没有完成自己的目标。因此，在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将非常积极地与中国建立合作。

慈善事业和微软一样超出预期

问： 自2008年退休以来，人们看到，你的角色主要是一个慈善家，致力于消除不平等，尤其是在健康和医疗领域做出了很多努力。 能否分享一下这十多年的慈善经历中，你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 和十年前比，你对慈善事业的看法有怎样的不同？ 和经营一家公司相比，慈善事业有更难吗？

比尔·盖茨：梅琳达和我在2000年成立基金会的时候，我们重点关注两件事。其中最重要的是全球健康，我们开展的工作有80%都与全球健康有关。我们对这方面取得的工作成果感到十分惊讶。

我们的一个关键目标是，减少儿童死亡的人数。2000年基金会成立的时候，全球每年有1000万儿童死亡。现在，这一数字已降至500万以下。这种下降幅度是前所未有的。过去20年，是全球儿童死亡人数下降最快的一段时间。这要归功于新疫苗的开发及基金会和其他机构在基层医疗卫生领域进行的投入。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的慈善事业取得了和微软一样的成功，两者都超出我的预期。

我们已经在全球健康领域学习了很多。有些项目难度很大，比如在非洲递送疫苗。此外，美国教育领域的工作同样很有难度；我们已经在全球健康领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还没有带来革命性的影响。

我们还尝试广泛地为慈善家提供帮助。大多数慈善家专注的领域和盖茨基金会不同，但我们认为应该让慈善家们相互交流，开展合作。所以，我们推出了“捐赠誓言”（The Giving Pledge）项目。项目的成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目前，该项目有200多个宣誓人，其中有很多来自美国，因为我们一开始把重点放在了美国，美国的传统慈善事业有非常深厚的基础。但是现在捐赠誓言已经非常国际化，有5个宣誓人来自中国——我认为今后这个数字将大幅上升。我最近刚刚去过中东，目前有8个宣誓人来自中东。因此，捐赠誓言正变得日益国际化，这其中体现的分享精神也让人备感欣慰。

我现在对慈善的了解远比以往深刻。我正在尝试鼓励加入“捐赠誓言”的富人乃至社会各界人士共同推动慈善事业的发展。

问： 目前盖茨基金会已是世界上资金规模最大的慈善基金会，是最不缺钱的组织，哪些是有钱也很难解决的问题？

比尔·盖茨：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很多非洲国家政府的治理能力仍然欠缺，包括它们的初级卫生保健体系、教育体系、道路和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民开展教育等诸多方面。好的一面是，如果一个国家走上良性的发展道路，那么往往会有更多的税收收入，从而为解决这些重大问题上提供更多的资源。

但也有一些极端的例子，例如刚果民主共和国，那里有6000万人口面临各种各样的严重疾病，包括被忽视的热带病，政府给儿童接种疫苗或提供教育的能力非常薄弱。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我们能提供资金，也无法让刚果民主共和国、中非共和国、也门或索马里快速拥有一个治理良好的政府。如果这些国家发生动乱和暴力事件，即使有人想去提供帮助，也是非常困难的。

有一些棘手的问题，不是通过资金就可以解决的。

问：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三位得主将研究领域聚焦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 《目标守卫者报告》中也提及，不平等问题仍然存在。 在您看来，生活在贫困地区和国家的人是否能通过自己的力量摆脱贫困？ 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借助外力？ 依赖外力是否会造成一些负面影响？

比尔·盖茨：如果各个国家都固守自己的领域，而不是互通有无，这一定不是一个乐见的局面。疫苗和电力领域取得的进步，切实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如果某个国家尝试独自研究如何印刷、如何制造钢铁，这可能需要花费几千年的时间。事实上，人类一直以来都在开展贸易、交换想法。很多伟大的发明来源于中国。历史上，中国在创新方面一度领先全球。

因此，贫困国家需要其他国家的创新力量。它们不应该独自去开发艾滋病疫苗、生产蚊帐或为应对气候变化寻找改良的农作物种子。

我支持对外援助，解决贫困国家这些领域的问题，应当积极发挥对外援助的作用。我认为，对外援助的规模应该扩大至当前规模的3到4倍。目前，只有挪威、瑞典等少数国家在对外援助方面非常慷慨。

对外援助力度的衡量指标，是对外援助占本国GDP的比例。如果一个国家可以将GDP的0.7%用于对外援助，可以说是非常慷慨了。目前全球只有8个国家达到这一标准。美国的数字是0.25%。最慷慨的是欧洲国家和一些中东国家。我们应该、而且也有能力以更大的力度帮助贫困国家。当然，我对中国的对外援助抱有很大的希望。中国对外援助的规模一直在扩大，我认为这一趋势将会延续。

关于中国慈善事业

问： 据有关数据，目前中国的公益资金中企业家捐助占比超九成，而美国的公益资金超八成来源于公众，对于这一差异您如何理解？ 该如何鼓励更广泛的人群参与公益？

比尔·盖茨：理想情况下，慈善应该广泛地存在与社会中。比如我们看到，中国发生自然灾害时，参与捐赠的人非常广泛，不光是富人，每个人都参与其中。但我们如何让大家对其他类型的慈善捐赠感兴趣——比如儿童死亡，这其实是一个每天都在发生的悲剧——这仍是一个问题。

在许多国家，宗教捐赠是很大一类，这点在中国可能不太一样。但在一些国家，这其实很有帮助，因为它让人们养成捐赠的习惯。即使他们一开始捐赠的对象是教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也会考虑捐赠给其他方面。

在中国，慈善更多的是帮助残疾儿童、教育或环保这类事情。也有一些机构提出了一些开拓性的想法，比如腾讯创立了“99公益日”，类似的机构也在增加。我们尝试与他们合作并提供一些帮助。中国的慈善事业有其自身的特点。我希望它能继续发展壮大。

美国的慈善事业很发达，占美国经济总量的2%左右。实际上，中东的慈善体量也很大。虽然组织得不是很好，但在穆斯林传统的影响下，捐赠比例可能超过2%。

对于中国的慈善事业而言，我们希望帮助那些推广慈善理念的人。每当有传言说慈善捐款被贪污滥用时，都会对这个行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我们需要确保受赠方能够真正有效地使用这些捐赠，并让公众知晓相关信息，然后他们才会鼓励朋友也参与慈善。我希望不仅大多数富人多做慈善，整个社会也都能参与进来。

盖茨基金会（在中国的慈善推广中）不是主角，但希望能发挥一些支持作用。

问： 目前，盖茨基金会在中国工作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比尔·盖茨：我们对在中国的工作非常满意。但其中也有挑战，以疟疾为例，中国自身已经基本消灭了疟疾。事实上，明年中国很可能被认证为全面消除疟疾的国家，中国在疟疾防治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专业经验。青蒿素药物是中国发明的，还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中国可能因为消灭疟疾而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别的领域，但我们希望中国能够继续关注疟疾，用中国的专长帮助其他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从全球来看，减少儿童死亡率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疟疾是贫困国家5岁以下儿童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我们的挑战之一就是，如何让中国将一些已经完成的工作，继续作为重点来帮助其他国家。

此外，在农业创新方面，中国很好地养活了自己。但我们现在需要能够适应气候变化的种子，这会是一个重点。

中国现在愈发重视帮助其他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对盖茨基金会来说，中国帮助世界其他国家的兴趣不断增长，对我们的工作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