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的秋天註定是一個不平常的季節，無論對於蘇區的軍民，還是國民黨反動派的圍剿軍都是如此，因爲，所有的力量都在做最後的決戰。而紅軍已經做好了長距離戰略轉移的準備，而這一切還必須從1934年年初的時候講起當時，國民黨軍對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圍剿”共動用了五十萬部隊，由蔣介石坐鎮南昌指揮，分編爲北路、南路、西路三路軍。北路軍以顧祝同爲總司令，由其嫡系中央軍部隊組成；南路軍以廣東軍閥陳濟棠爲總司令，由粵軍部隊組成；西路軍以湖南軍閥何鍵爲總司令，由湘軍部隊組成。國民黨軍在中央蘇區四周構築了各種碉堡、工事，形成了數道嚴密的封鎖線。1934年1月下旬，又以北路軍中的部分嫡系部隊組成了東路軍，由蔣鼎文任總司令。

國民黨“圍剿”軍雖然兵力佔絕對優勢且部署嚴密，防線重重，但內部的矛盾衝突則不可避免地導致了部署上的漏洞。在國民黨軍四路大軍中，北路軍和東路軍均爲蔣介石的嫡系中央軍部隊，且力量集中，裝備精良，紅軍要想從其中間撕開缺口，殊非易事。然而，西路軍的湘軍主力正忙於“圍剿”西進的紅6軍團與活動於湖南各地的紅色武裝，力量分散；南路軍總司令陳濟棠則與蔣介石同牀異夢，擁兵自保，既懼怕紅軍進入廣東，又唯恐蔣介石以“剿共”之名，驅兵入粵，動搖自身的統治，因而一方面迫於蔣介石的壓力，派兵參與了對中央蘇區的進攻，另一方面則以重兵在江西與廣東交界處構築防線，防守廣東，且派員與紅軍進行了祕密談判，達成了停戰協議，這就爲紅軍迅速突破國民黨軍的封鎖線西進提供了可以利用的有利戰機。

中革軍委將中央紅軍突圍行動的突破點選定在了陳濟棠防區，決定迅速穿越粵軍、湘軍的防區，搶在蔣介石調整部署、形成新的包圍圈之前，與活動於湘鄂西的紅2、紅6軍團會合。1934年10月17日，中央紅軍主力部隊渡過雩都河之後，向指定的進攻區域發起多路祕密開進。對於紅軍主力部隊的集結，蔣介石最初認爲只是實施小規模戰術性部署調整，至多不過是對南線的粵軍實施反擊，而這對其來說正中下懷，因而並沒放在心上。蔣介石對“圍剿”中央蘇區，消滅中央紅軍已是成竹在胸，認爲勝利已經指日可待，遂於10月上旬偕夫人宋美齡周遊全國，接見軍政要員，大談“圍剿”紅軍的戰績，風光異常。然而，蔣介石因爲自己的得意忘形，錯過了一個十分重要的信息。

10月3日，投降國民黨的前中革軍委總參謀部第5局局長兼軍委動員武裝部部長楊嶽彬向國民黨透露了紅軍下一步的行動計劃。據此情報，國民黨南昌行營作戰廳廳長賀國光在發給蔣介石的電報中說明，紅軍面對目前不利的形勢，做了上中下三種準備：第一，爲保存中央蘇區和政府而聚集力量在瑞金、石城之間或在瑞汀附近與國民黨軍決戰。第二，如果決戰失敗，則以一部散佈閩贛地區牽制國民黨軍，紅軍主力前往四川或滇黔邊，與徐向前、賀龍兩部會合。這也是斯大林的主張，他認爲四川最適合割據，該地區不畏經濟封鎖，也可向新疆、外蒙發展，取得蘇俄直接幫助。第三，如果陳濟棠南路軍堵住南去的道路，“則將兵力分成數股竄擾閩南閩北閩中及粵之東原等處，牽制國軍，以保存贛南之零星匪區及僞中央後方，爲將來根據地。此爲下策。”北上視察途中的蔣介石並沒有及時得知這一消息。直到10月18日，忽接東路軍報告，稱在佔領瑞金後發現的資料中發現紅軍主力有西進的意圖，才如夢方醒，明白紅軍的行動不是戰術調整，而是戰略轉移；不是南下反擊，而是西進突圍。

蔣介石立即飛回南昌，主持軍事會議，確定追堵中央紅軍的計劃：以北路軍第六路軍總指揮薛嶽率嫡系中央軍吳奇偉、周渾元兩個縱隊組成“追剿”部隊，對紅軍主力實施追擊；令何鍵將西路軍總部移至衡陽，除以一部繼續“清剿”贛西紅軍外，湘軍主力悉數調往湘南佈防，並依湘江東岸構築工事進行堵截；令南路軍陳濟棠將總部推至韶關，除以一部留置贛閩邊“清剿”外，主力進至粵湘邊樂昌、仁化、汝城間構築防線進行截擊；令廣西軍閥李宗仁、白崇禧的第4集團軍將總部轉至桂林，主力集中桂北，準備參加堵擊作戰。蔣介石的基本意圖是：以粵軍、湘軍正面封堵，桂軍側擊，中央軍跟蹤追擊，從而對中央紅軍形成圍追堵截的作戰態勢。

然而，蔣介石的部署終究慢了半拍。各路國民黨軍尚未開始行動，紅軍的突圍行動已經開始。10月19日至20日，紅軍部隊主力到達仁風圩（街）、雙芫（園）、牛嶺、長洛、桂林江等地區，進抵陳濟棠的南路軍沿桃江（信豐河）構築的碉堡羣防線，並完成突圍前的作戰準備。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