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五年下半年至庆历七年年底（1045—1047），是比较平淡的时段，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也加快了叙事的节奏，只用一卷就讲完庆历五年八月至十二月的事情，又各用两卷的篇幅叙述庆历六年与七年。

自范仲淹新政集团离朝，朝堂平静了许多，只是执政的吴育与贾昌朝还常常争辩。由于章得象已在庆历五年四月罢相，仁宗对两府执政大臣又略作调整：贾昌朝加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为首相；陈执中拜平章事，兼枢密使，为次相（不久因宋夏议和，战时状态结束，朝廷又中止宰相兼枢密使之制）；枢密副使吴育调任参知政事；丁度擢为枢密副使。

吴育“在政府，遇事敢言，与宰相贾昌朝数争议上前，殿中皆失色，育论辩不已”。他又跟仁宗说：“臣所辨者职也，顾力不胜，愿罢臣职。”仁宗不得已，只好将吴育调任枢密副使，将丁度调任参知政事，这样，吴育与贾昌朝这对冤家不用同处中书，就不会再吵架了吧？本来仁宗是要将吴育与庞籍对调的，但另一位参知政事宋庠说，庞籍是他的亲家（ 庞籍之女嫁宋庠之子 ），“亲嫌不可共事”，这才改任丁度为参知政事。时为庆历六年（1046）九月。

但仅过了六个月，庆历七年（1047）三月，贾昌朝与吴育便同时离开两府，贾昌朝罢相，出判大名府（ 今河北大名 ），兼北京留守司、河北安抚使 ；吴育罢枢密副使，归班，不久出知蔡州（ 今河南汝南 ）。二人罢政的原因是“昌朝与育数争论帝前，论者多不直昌朝”，这两个人在朝堂之上还是一言不合就吵起来，而舆论多认为贾昌朝不占理。

贾昌朝有学问，早年担任侍从官时，声誉很好，等当上执政官，却因为结交宫人、宦官，败坏了声名。朝野传言贾昌朝曾认仁宗宠妃张美人的养母贾婆婆为姑姑，因而受谏官、御史抨击，也有人替贾昌朝鸣不平，对仁宗说：“近日台谏言事，虚实相半，如贾姑姑事，岂有是哉！”不想仁宗沉默半晌，说了实话 ：“贾氏实曾荐昌朝。”

比之贾昌朝，吴育显得更有操守，洁身自好。所以，当他们发生争执时，舆论多站在吴育一边。刚好庆历七年春天气反常，发生旱灾，贾昌朝既受台谏抨击，便援引汉朝“灾异册免三公”的先例，上表请辞。仁宗问御史中丞高若讷天旱的缘故，高若讷说，“阴阳不和，责在宰相”，因为《洪范》有载，“大臣不肃，则雨不时若”。仁宗便同时解除了贾昌朝与吴育的宰执职务。

接替首相之位的，是次相陈执中；三年前差点当上枢密使的夏竦终于时来运转，被仁宗拜为次相。夏竦当过仁宗的老师，仁宗对老师十分眷顾，只是舆论对夏竦评价很差，这次夏竦拜相，谏官、御史又有话说：“大臣和则政事起，竦与陈执中论议素不合，不可使共事。”仁宗于是改任夏竦为枢密使 ；接替枢密副使之位的，是刚从益州回京述职的文彦博（ 不久，文彦博转任参知政事，高若讷擢为枢密副使）。

朝堂上的争吵，会不会让仁宗感到不耐烦呢？

皇帝并不是一项令人愉快的职业，虽然君主尊荣无比，掌握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但皇帝的生活单调而枯燥，一举一动都要遵循礼法，日常起居都有起居注官记录在案。每日按时早朝，总是要面对仿佛永远都不会停止的争吵；回到内廷，其实也没有多少娱乐可让皇帝放松身心。偶尔，仁宗会与宫人赌钱玩耍。有一日，仁宗输了一千文钱，耍赖，非要讨回一半，不再赌下去。宫人都取笑他：“官家太穷相，□又惜不肯尽与。”仁宗说：“汝知此钱为谁钱也？此非我钱，乃百姓钱也。我今日已妄用百姓千钱。”你看，仁宗在赌博时都不敢尽兴。

皇宫的夜晚更是冷清，相比之下，皇城之外的民间市井，夜生活无疑要热闹得多。又有一夜，仁宗在宫中听见“丝竹歌笑之声”，问宫人：“此何处作乐？”宫人说：“此民间酒楼作乐处。”北宋皇城紧挨着市井，站在东京最繁华的樊楼顶层，可以俯视宫禁。民间酒楼的宴乐之声，自然会传入宫中，让生活在宫禁内的宫人十分羡慕 ：“官家且听，外间如此快活，都不似我宫中如此冷冷落落也。”仁宗却说 ：“汝知否？我因如此冷落，故得渠如此快活。我若为渠，渠便冷落矣。”

庆历初，天章阁侍讲林瑀“自言于《周易》得圣人秘义，每当人君即位之始，则以日辰支干配成一卦，以其象繇为人君所行之事”。他给仁宗算了一卦：“陛下即位，于卦得需，象曰‘云上于天’，是陛下体天而变化也。其下曰‘君子以饮食宴乐’，故臣愿陛下频宴游，务娱乐，穷水陆之奉，极玩好之美，则合卦体，当天心，而天下治矣。”仁宗闻言，很是震惊，翌日，问时任权御史中丞的贾昌朝 ：林瑀怎么提出如此荒诞的建议？贾昌朝说，林瑀“不师圣人之言，专挟邪说罔上听，不宜在经筵”。仁宗即罢黜林瑀，让他通判饶州。

从这几件小事，我们可以看出仁宗对于个人享乐是十分克制的。

并不是所有的君主都有克制的自觉。可供对比的宋朝皇帝是宋徽宗：一日内宴，徽宗方畅饮酣歌，忽听风送一派乐声响亮。徽宗微笑说：“朕深居九重，反不如小民直恁地快活！朕欲出观市廛景致，恨无其由！”内侍杨戬说 ：“陛下若要游玩市廛，此事甚易。”他出了一个主意：“陛下若摆动銮舆，则出警入跸，左右言吏，市井肃清，反不自由。莫若易服，装扮做个秀才儒生；臣等装为仆从；自后载门出市私行，可以恣观市廛风景。”徽宗闻言大喜，即时易了衣服，带着高俅、杨戬私离禁阙，游览东京城的“歌台、舞榭、酒市、花楼”，领略花花世界的“繁华花锦田地”。

按话本小说《赵伯升茶肆遇仁宗》的讲述，宋仁宗也曾微服私访，与一个姓苗的内侍悄悄出了皇城。“径往御街并各处巷陌游行。将及半晌，见座酒楼，好不高峻！乃是有名的樊楼。……上楼饮酒，君臣二人，各分尊卑而坐。……饮酒毕，算还酒钱，下楼出街。行到状元坊，有座茶肆。仁宗道 ：‘可吃杯茶去。’二人入茶肆坐下，忽见自壁之上，有词二只，句语清佳，字画精壮，后写 ：‘锦里秀才赵旭作。’” 但这样的故事显然出自小说家的虚构，并非来自史实。

事实上，仁宗是宋朝第一位终生未离开京城的君主。他的父亲真宗皇帝，尽管也是守成的君主，但到底曾御驾亲征河北，封禅泰山，汾阴祭地，亲谒亳州太清宫。至于太祖、太宗，本就是军旅出身，半辈子南征北战，更不待言。但到了仁宗时代，君主已经没有什么机会离开京城了，如果不是出于礼仪之需，比如南郊祭天，仁宗甚至连踏出皇城都不容易。从这个角度来看，仁宗的人身自由度还不如他治下的一名臣民。当仁宗皇帝坐在冷清的宫殿内，听着从外间樊楼传来的丝竹歌笑之声，他会不会生出前往紫陌红尘走一遭的渴望呢？

恰好这个时候，直集贤院李柬之给仁宗提了一个建议：“祖宗校猎之制，所以顺时令而训戎事也。陛下临御以来，未尝讲修此礼。愿诏有司草仪选日，命殿前、马步军司互出兵马以从猎于近郊。”李柬之所提的“校猎”，指天子亲率将士于近郊狩猎，是一种象征性的军事训练，主要作用还是供君主弋猎、豫游。宋朝的太祖、太宗、真宗都曾多次校猎于东京郊外，真宗最后一次校猎，是在景德二年（1005），之后便诏令将皇家饲养的猎鹰、猎犬投放山林，开放京城四面禁围草地，许百姓耕垦畜牧。校猎之礼遂废。

仁宗一听校猎，立刻就来了兴致，诏令“枢密院讨详先朝校猎制度以闻”。好猎是男人天性，仁宗也不例外。而且，校猎又是古礼，“周制，天子、诸侯无事，则岁行蒐苗狝狩之礼”，既有先例可循，便名正言顺，不是他赵祯一时心血来潮的贪玩。仁宗满足内心深处那点个人爱好的方式是十分谨慎的，正如他喜爱音乐，却只能借着改革雅乐的名义投身于音乐创作，并向大臣说明自己“于声技固未尝留意，内外宴游皆勉强耳”。对于出猎，他也需要有先例与礼制来提供合法性。

庆历五年十月，仁宗率文武百官、将校，驾临东京顺天门外的皇家园苑琼林苑，“遂纵猎于杨村，燕幄殿，奏教坊乐”，并遣内侍将校猎所得猎物“驰荐太庙”，又召当地父老临问， “赐以饮食茶绢”。其时贾昌朝尚未罢相，提议说：“陛下暂幸近郊，顺时畋猎，取鲜杀以登庙俎，所以昭孝德也。即高原以阅军实，所以讲武事也。问耆年而秩饫，所以养老也。劳田夫而赐惠，所以劝农也。乘舆一出，而四美皆具，伏望宣付史馆。”仁宗从之，让史官记下这场盛事。

次年，亦即庆历六年十一月，仁宗又猎于城南东的韩村，于皇家林苑玉津园“去辇乘马，分骑士数千为左右翼，节次旗鼓，合围场径十余里，部队相应”，仁宗“亲挟弓矢，而屡获禽”，韩村居民将“畜狐兔凫雉，驱入场中”，以便猎射。仁宗对辅臣说 ：“畋猎所以训武事，非专务获也。”叫人将狐兔凫雉全部放走。校猎结束后，仁宗又御帐殿，“召问所过父老子孙供养之数，土地种植所宜，且叹其衣食粗粝而能享寿，人加慰劳”，并下诏蠲免猎围内民田租税一年。

天子出警入跸，不管是校猎，还是一般性的车驾行幸，都有一套严肃、完备的仪仗。今天我们已经很难完整复述出仁宗两次校猎的仪仗，不过，我们知道仁宗并不是一名很注意仪仗威严的君主，“车驾行幸，非郊庙大礼具陈卤簿外，其常日导从，惟前有驾头、后拥伞扇而已，殊无前典所载公卿奉引之盛。其侍从及百官属，下至厮役，皆杂行其道中。步辇之后，但以亲事官百余人执挝以殿，谓之禁卫。诸班劲骑，颇与乘舆相远，而士庶观者，率随扈从之，夹道驰走，喧呼不禁。所过有旗亭市楼，垂帘外蔽，士民凭高下瞰，莫为严惮。逻司街使，恬不呵止，威令弛阙，玩习为常”。

针对这一情况，参知政事宋庠曾经在康定元年奏请朝廷，参照“前代仪注及卤簿令”，订立“乘舆常时出入之仪”，以“具严法禁，上以示尊极，下以防未然”。仁宗采纳了宋庠的建议， “诏太常礼院与两制详定”礼仪，制订出来的仪礼禁止民间士庶在皇帝巡行时“乘高下瞰” “夹道喧呼驰走”，但这套礼仪不久又“浸弛”了。

庆历六年的校猎，也出现仪仗不整的问题：“乘舆之出，往返甚劳，一日之间，殆驰百里，而又兵卫不肃，警跸不严，从官不及侍行，有司不暇供亿，逮于暮夜，始入都门，此岂非士不习其事，官不详其仪而致然欤！”但仁宗应该玩得非常兴奋，要不然也不会至暮夜方回城。

当晚仁宗在殿中休息时，却发生了一件小小的意外：一只雉鸟不知何故“殒于殿中”。台谏官认为这是不祥之兆，纷纷劝谏仁宗停止校猎。仁宗原本还想再出猎一次，但御史何郯坚决反对 ：“古者天子具四时之田，所以讲威武而勤远略，不图事游戏而玩细娱，载之策书，具有典法。前日伏闻法驾将猎近郊，中外之人，听者颇惑。良以去岁车驾已尝出畋，群臣抗言，随即停罢，忽兹再举，未谕圣心。伏以陛下继统以来，动遵法度，不喜弋猎，不数豫游，恭俭之风足迈前古，而今之举事，固必有因。岂陛下以宇内有年，方隅无事，故于农隙以讲武经，欲为都邑游观之盛乎，抑有献议者，谓田猎之事，具有礼文，行之以时，盖举坠典，则向者谏止之言不足顾乎？”言外之意，如果仁宗还要出猎，便是不顾谏言了。

除了个别迎合帝意的人（比如贾昌朝），当时的士大夫都对仁宗的校猎忧心忡忡。他们之所以反对皇帝出猎，安全考虑是一个原因，用何郯的话来说，“西北二隅，变故难测，岂无奸伪杂于稠人广众之中。由是而言，益可深虑。”还有一个原因：在宋朝士大夫的观念中，君主当清静无为，接受礼法的规训，不张扬个性，不放任好恶，“不图事游戏而玩细娱”。

仁宗只能下诏，“罢出猎”。

下一年，即庆历七年（1047）冬至，仁宗还有机会驾临东京郊外，因为庆历七年又是天子亲郊的大礼年。然而，就在冬至祭天当日，一件震动朝野的大事发生了：河北贝州爆发兵变，宣毅军小校王则占据贝州城造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