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曆五年下半年至慶曆七年年底（1045—1047），是比較平淡的時段，李燾的《續資治通鑑長編》也加快了敘事的節奏，只用一卷就講完慶曆五年八月至十二月的事情，又各用兩卷的篇幅敘述慶曆六年與七年。

自范仲淹新政集團離朝，朝堂平靜了許多，只是執政的吳育與賈昌朝還常常爭辯。由於章得象已在慶曆五年四月罷相，仁宗對兩府執政大臣又略作調整：賈昌朝加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爲首相；陳執中拜平章事，兼樞密使，爲次相（不久因宋夏議和，戰時狀態結束，朝廷又中止宰相兼樞密使之制）；樞密副使吳育調任參知政事；丁度擢爲樞密副使。

吳育“在政府，遇事敢言，與宰相賈昌朝數爭議上前，殿中皆失色，育論辯不已”。他又跟仁宗說：“臣所辨者職也，顧力不勝，願罷臣職。”仁宗不得已，只好將吳育調任樞密副使，將丁度調任參知政事，這樣，吳育與賈昌朝這對冤家不用同處中書，就不會再吵架了吧？本來仁宗是要將吳育與龐籍對調的，但另一位參知政事宋庠說，龐籍是他的親家（ 龐籍之女嫁宋庠之子 ），“親嫌不可共事”，這才改任丁度爲參知政事。時爲慶曆六年（1046）九月。

但僅過了六個月，慶曆七年（1047）三月，賈昌朝與吳育便同時離開兩府，賈昌朝罷相，出判大名府（ 今河北大名 ），兼北京留守司、河北安撫使 ；吳育罷樞密副使，歸班，不久出知蔡州（ 今河南汝南 ）。二人罷政的原因是“昌朝與育數爭論帝前，論者多不直昌朝”，這兩個人在朝堂之上還是一言不合就吵起來，而輿論多認爲賈昌朝不佔理。

賈昌朝有學問，早年擔任侍從官時，聲譽很好，等當上執政官，卻因爲結交宮人、宦官，敗壞了聲名。朝野傳言賈昌朝曾認仁宗寵妃張美人的養母賈婆婆爲姑姑，因而受諫官、御史抨擊，也有人替賈昌朝鳴不平，對仁宗說：“近日臺諫言事，虛實相半，如賈姑姑事，豈有是哉！”不想仁宗沉默半晌，說了實話 ：“賈氏實曾薦昌朝。”

比之賈昌朝，吳育顯得更有操守，潔身自好。所以，當他們發生爭執時，輿論多站在吳育一邊。剛好慶曆七年春天氣反常，發生旱災，賈昌朝既受臺諫抨擊，便援引漢朝“災異冊免三公”的先例，上表請辭。仁宗問御史中丞高若訥天旱的緣故，高若訥說，“陰陽不和，責在宰相”，因爲《洪範》有載，“大臣不肅，則雨不時若”。仁宗便同時解除了賈昌朝與吳育的宰執職務。

接替首相之位的，是次相陳執中；三年前差點當上樞密使的夏竦終於時來運轉，被仁宗拜爲次相。夏竦當過仁宗的老師，仁宗對老師十分眷顧，只是輿論對夏竦評價很差，這次夏竦拜相，諫官、御史又有話說：“大臣和則政事起，竦與陳執中論議素不合，不可使共事。”仁宗於是改任夏竦爲樞密使 ；接替樞密副使之位的，是剛從益州回京述職的文彥博（ 不久，文彥博轉任參知政事，高若訥擢爲樞密副使）。

朝堂上的爭吵，會不會讓仁宗感到不耐煩呢？

皇帝並不是一項令人愉快的職業，雖然君主尊榮無比，掌握着至高無上的權力，但皇帝的生活單調而枯燥，一舉一動都要遵循禮法，日常起居都有起居注官記錄在案。每日按時早朝，總是要面對彷彿永遠都不會停止的爭吵；回到內廷，其實也沒有多少娛樂可讓皇帝放鬆身心。偶爾，仁宗會與宮人賭錢玩耍。有一日，仁宗輸了一千文錢，耍賴，非要討回一半，不再賭下去。宮人都取笑他：“官家太窮相，□又惜不肯盡與。”仁宗說：“汝知此錢爲誰錢也？此非我錢，乃百姓錢也。我今日已妄用百姓千錢。”你看，仁宗在賭博時都不敢盡興。

皇宮的夜晚更是冷清，相比之下，皇城之外的民間市井，夜生活無疑要熱鬧得多。又有一夜，仁宗在宮中聽見“絲竹歌笑之聲”，問宮人：“此何處作樂？”宮人說：“此民間酒樓作樂處。”北宋皇城緊挨着市井，站在東京最繁華的樊樓頂層，可以俯視宮禁。民間酒樓的宴樂之聲，自然會傳入宮中，讓生活在宮禁內的宮人十分羨慕 ：“官家且聽，外間如此快活，都不似我宮中如此冷冷落落也。”仁宗卻說 ：“汝知否？我因如此冷落，故得渠如此快活。我若爲渠，渠便冷落矣。”

慶曆初，天章閣侍講林瑀“自言於《周易》得聖人祕義，每當人君即位之始，則以日辰支幹配成一卦，以其象繇爲人君所行之事”。他給仁宗算了一卦：“陛下即位，於卦得需，象曰‘雲上於天’，是陛下體天而變化也。其下曰‘君子以飲食宴樂’，故臣願陛下頻宴遊，務娛樂，窮水陸之奉，極玩好之美，則合卦體，當天心，而天下治矣。”仁宗聞言，很是震驚，翌日，問時任權御史中丞的賈昌朝 ：林瑀怎麼提出如此荒誕的建議？賈昌朝說，林瑀“不師聖人之言，專挾邪說罔上聽，不宜在經筵”。仁宗即罷黜林瑀，讓他通判饒州。

從這幾件小事，我們可以看出仁宗對於個人享樂是十分克制的。

並不是所有的君主都有剋制的自覺。可供對比的宋朝皇帝是宋徽宗：一日內宴，徽宗方暢飲酣歌，忽聽風送一派樂聲響亮。徽宗微笑說：“朕深居九重，反不如小民直恁地快活！朕欲出觀市廛景緻，恨無其由！”內侍楊戩說 ：“陛下若要遊玩市廛，此事甚易。”他出了一個主意：“陛下若擺動鑾輿，則出警入蹕，左右言吏，市井肅清，反不自由。莫若易服，裝扮做個秀才儒生；臣等裝爲僕從；自後載門出市私行，可以恣觀市廛風景。”徽宗聞言大喜，即時易了衣服，帶着高俅、楊戩私離禁闕，遊覽東京城的“歌臺、舞榭、酒市、花樓”，領略花花世界的“繁華花錦田地”。

按話本小說《趙伯升茶肆遇仁宗》的講述，宋仁宗也曾微服私訪，與一個姓苗的內侍悄悄出了皇城。“徑往御街並各處巷陌遊行。將及半晌，見座酒樓，好不高峻！乃是有名的樊樓。……上樓飲酒，君臣二人，各分尊卑而坐。……飲酒畢，算還酒錢，下樓出街。行到狀元坊，有座茶肆。仁宗道 ：‘可喫杯茶去。’二人入茶肆坐下，忽見自壁之上，有詞二隻，句語清佳，字畫精壯，後寫 ：‘錦裏秀才趙旭作。’” 但這樣的故事顯然出自小說家的虛構，並非來自史實。

事實上，仁宗是宋朝第一位終生未離開京城的君主。他的父親真宗皇帝，儘管也是守成的君主，但到底曾御駕親征河北，封禪泰山，汾陰祭地，親謁亳州太清宮。至於太祖、太宗，本就是軍旅出身，半輩子南征北戰，更不待言。但到了仁宗時代，君主已經沒有什麼機會離開京城了，如果不是出於禮儀之需，比如南郊祭天，仁宗甚至連踏出皇城都不容易。從這個角度來看，仁宗的人身自由度還不如他治下的一名臣民。當仁宗皇帝坐在冷清的宮殿內，聽着從外間樊樓傳來的絲竹歌笑之聲，他會不會生出前往紫陌紅塵走一遭的渴望呢？

恰好這個時候，直集賢院李柬之給仁宗提了一個建議：“祖宗校獵之制，所以順時令而訓戎事也。陛下臨御以來，未嘗講修此禮。願詔有司草儀選日，命殿前、馬步軍司互出兵馬以從獵於近郊。”李柬之所提的“校獵”，指天子親率將士於近郊狩獵，是一種象徵性的軍事訓練，主要作用還是供君主弋獵、豫遊。宋朝的太祖、太宗、真宗都曾多次校獵於東京郊外，真宗最後一次校獵，是在景德二年（1005），之後便詔令將皇家飼養的獵鷹、獵犬投放山林，開放京城四面禁圍草地，許百姓耕墾畜牧。校獵之禮遂廢。

仁宗一聽校獵，立刻就來了興致，詔令“樞密院討詳先朝校獵制度以聞”。好獵是男人天性，仁宗也不例外。而且，校獵又是古禮，“周制，天子、諸侯無事，則歲行蒐苗獮狩之禮”，既有先例可循，便名正言順，不是他趙禎一時心血來潮的貪玩。仁宗滿足內心深處那點個人愛好的方式是十分謹慎的，正如他喜愛音樂，卻只能藉着改革雅樂的名義投身於音樂創作，並向大臣說明自己“於聲技固未嘗留意，內外宴遊皆勉強耳”。對於出獵，他也需要有先例與禮制來提供合法性。

慶曆五年十月，仁宗率文武百官、將校，駕臨東京順天門外的皇家園苑瓊林苑，“遂縱獵於楊村，燕幄殿，奏教坊樂”，並遣內侍將校獵所得獵物“馳薦太廟”，又召當地父老臨問， “賜以飲食茶絹”。其時賈昌朝尚未罷相，提議說：“陛下暫幸近郊，順時畋獵，取鮮殺以登廟俎，所以昭孝德也。即高原以閱軍實，所以講武事也。問耆年而秩飫，所以養老也。勞田夫而賜惠，所以勸農也。乘輿一出，而四美皆具，伏望宣付史館。”仁宗從之，讓史官記下這場盛事。

次年，亦即慶曆六年十一月，仁宗又獵於城南東的韓村，於皇家林苑玉津園“去輦乘馬，分騎士數千爲左右翼，節次旗鼓，合圍場徑十餘里，部隊相應”，仁宗“親挾弓矢，而屢獲禽”，韓村居民將“畜狐兔鳧雉，驅入場中”，以便獵射。仁宗對輔臣說 ：“畋獵所以訓武事，非專務獲也。”叫人將狐兔鳧雉全部放走。校獵結束後，仁宗又御帳殿，“召問所過父老子孫供養之數，土地種植所宜，且嘆其衣食粗糲而能享壽，人加慰勞”，並下詔蠲免獵圍內民田租稅一年。

天子出警入蹕，不管是校獵，還是一般性的車駕行幸，都有一套嚴肅、完備的儀仗。今天我們已經很難完整複述出仁宗兩次校獵的儀仗，不過，我們知道仁宗並不是一名很注意儀仗威嚴的君主，“車駕行幸，非郊廟大禮具陳鹵簿外，其常日導從，惟前有駕頭、後擁傘扇而已，殊無前典所載公卿奉引之盛。其侍從及百官屬，下至廝役，皆雜行其道中。步輦之後，但以親事官百餘人執撾以殿，謂之禁衛。諸班勁騎，頗與乘輿相遠，而士庶觀者，率隨扈從之，夾道馳走，喧呼不禁。所過有旗亭市樓，垂簾外蔽，士民憑高下瞰，莫爲嚴憚。邏司街使，恬不呵止，威令弛闕，玩習爲常”。

針對這一情況，參知政事宋庠曾經在康定元年奏請朝廷，參照“前代儀注及鹵簿令”，訂立“乘輿常時出入之儀”，以“具嚴法禁，上以示尊極，下以防未然”。仁宗採納了宋庠的建議， “詔太常禮院與兩制詳定”禮儀，制訂出來的儀禮禁止民間士庶在皇帝巡行時“乘高下瞰” “夾道喧呼馳走”，但這套禮儀不久又“浸弛”了。

慶曆六年的校獵，也出現儀仗不整的問題：“乘輿之出，往返甚勞，一日之間，殆馳百里，而又兵衛不肅，警蹕不嚴，從官不及侍行，有司不暇供億，逮於暮夜，始入都門，此豈非士不習其事，官不詳其儀而致然歟！”但仁宗應該玩得非常興奮，要不然也不會至暮夜方回城。

當晚仁宗在殿中休息時，卻發生了一件小小的意外：一隻雉鳥不知何故“殞於殿中”。臺諫官認爲這是不祥之兆，紛紛勸諫仁宗停止校獵。仁宗原本還想再出獵一次，但御史何郯堅決反對 ：“古者天子具四時之田，所以講威武而勤遠略，不圖事遊戲而玩細娛，載之策書，具有典法。前日伏聞法駕將獵近郊，中外之人，聽者頗惑。良以去歲車駕已嚐出畋，羣臣抗言，隨即停罷，忽茲再舉，未諭聖心。伏以陛下繼統以來，動遵法度，不喜弋獵，不數豫遊，恭儉之風足邁前古，而今之舉事，固必有因。豈陛下以宇內有年，方隅無事，故於農隙以講武經，欲爲都邑遊觀之盛乎，抑有獻議者，謂田獵之事，具有禮文，行之以時，蓋舉墜典，則曏者諫止之言不足顧乎？”言外之意，如果仁宗還要出獵，便是不顧諫言了。

除了個別迎合帝意的人（比如賈昌朝），當時的士大夫都對仁宗的校獵憂心忡忡。他們之所以反對皇帝出獵，安全考慮是一個原因，用何郯的話來說，“西北二隅，變故難測，豈無奸僞雜於稠人廣衆之中。由是而言，益可深慮。”還有一個原因：在宋朝士大夫的觀念中，君主當清靜無爲，接受禮法的規訓，不張揚個性，不放任好惡，“不圖事遊戲而玩細娛”。

仁宗只能下詔，“罷出獵”。

下一年，即慶曆七年（1047）冬至，仁宗還有機會駕臨東京郊外，因爲慶曆七年又是天子親郊的大禮年。然而，就在冬至祭天當日，一件震動朝野的大事發生了：河北貝州爆發兵變，宣毅軍小校王則佔據貝州城造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