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的耳朵根子到底有多軟以至於在宋夏戰事中屢交學費

西夏前身本是唐朝的定難軍。五代時期，中原本土戰亂頻繁，使得偏隅西北的定難軍得以自保並逐漸崛起。北宋建國後，趙宋王朝沒有一蹴而就，武力統一定難軍，反而是對其統治者党項李氏家族採取籠絡優待，意圖招安，党項李氏對北宋王朝也是時叛時附，以至於後來尾大不掉。

至1038年10月11日，李元昊稱帝，建國號大夏。至此，党項李氏徹底與宋朝關係破裂。

此時，正值北宋仁宗趙禎在位時期。

北宋寶元二年（1039年）正月，元昊派遣使者抵達東京汴梁，遞上了一份言辭強硬的表章，直接要求“伏望陛下許以西郊之地，冊爲南面之君，敢竭庸愚，常敦歡好。”說白了就是要求宋朝承認其帝位的合法性。

西夏建國這一事實，北宋方面當然清楚，只不過還是想搞好雙方關係，不想兵戎相見。宋仁宗實在拿不定主意，就交給大臣們研究對策。有提議殺掉元昊使者的，也有反對的。此事，樞密院官員們是“議數不決’，其中，王德用、陳執中主張把使者殺掉，而盛度、張觀則不同意，四個人形成了二比二的意見，計議數日沒個結果。最終，還是把西夏使者遣還回去。其後，王德用又主動請纓要求率兵討伐元昊，但沒有得到宋仁宗的同意。

其實到這時，包括宋仁宗在內的北宋君臣對西夏的軍事戰略還是一種搖擺不定的態度，是戰還是守？如何應戰如何守，並沒有思路，全是下面一幫子文臣在無休止的討論。

自北宋真宗和遼國在澶淵之盟後，大宋朝在北部邊境已有三十多年沒有大的戰事了，在西北更是如此。統治者已是“忘戰去兵”，軍隊建設更是“武備皆廢”。而北宋王朝內部則因冗員冗兵冗費問題，積弊太重，加之重文抑武的思想充斥上下，遲遲沒有更好的禦敵之策。這就導致後來的北宋王朝更像是一個小學生，在雙方戰事再起之後是屢交學費。

元昊本人對宋朝拒絕承認他稱帝的要求，應是意料之中的。因爲元昊在寶元元年(1038年)時，就做好了各種準備，從服飾、文字、官制、軍事等各方面都進行了創制。

當然，宋朝也得知了元昊方面的消息，並對西邊宋夏交界處的防務工作重新加以部署。如寶元元年（1038年）十二月，任命涇原秦風路安撫使、知延州範雍兼任鄜延路都部署、鄜延環慶路安撫使，永興軍的夏竦提舉乾、耀等州軍馬。但是，宋廷的宰輔大臣們多認爲天朝大兵無敵於天下，完全沒有將其作爲一個同等地位的對手來看待。因此，雖在西北邊地有人事調動，但仍然是沒有做太多的軍事準備，只怕給元昊以藉口。

元昊的外交手段沒有成功，只得尋求戰爭來來推行其立國稱帝。康定元年（1040年）正月，元昊領十萬大軍進攻北宋鄜延路，拉開了宋夏戰爭的序幕。

早在寶元二年（1039年）之前，元昊就已經在府川、慶州、環州、涇州、原州等地挑起了多次軍事摩擦，直到後來確定把薄弱的鄜延路作爲進攻突破口。元昊通過採取了詐和、詐降、聲東擊西等手段迷惑範雍，於康定元年（1040年）正月先是攻破金明寨，俘獲都監李士彬。此後，西夏的兵馬是長驅直入，進攻防守薄弱的延州城。

危急時刻，宋將劉平、石元孫前來支援，結果在三川口突然遭遇李元昊的部隊伏擊，二人力戰不支被俘，而宋朝內臣監軍黃德和居陣後，見宋軍退卻，棄友軍不救，率軍逃循，宋軍此役大敗，但延州城得以保全下來。

事後，率先逃走的黃德和推卸責任，上奏誣陷劉平、石元孫二人投降西夏。好在事後朝中的一衆文臣力辨二人冤枉，爲二人平反，並將黃德和腰斬於河中府。

宋夏三川口之戰，是宋夏交惡以來首次大規模的用兵，宋軍的慘敗給北宋政府以極大的震撼。至此，宋仁宗開始把西部邊患問題作爲頭等大事擺在了朝堂之上，調整對夏軍事策略，封夏竦爲陝西經略安撫使。將在表現不佳的範雍降職爲吏部侍郎、安州知州，是年（1040年）二月，“令（韓）琦任陝西安撫使”，三月，調范仲淹爲天章閣待制、永興軍知州，開始了以夏竦爲一把手，韓琦、范仲淹二人爲副使共同經略西北防務的階段。

在對西夏的防務中，韓琦認爲西夏兵馬有限，其傾國入寇，後方薄弱，因此主張進攻，要求集結陝西各路兵馬集中向西夏發起進攻。韓琦的這一思想得到宋仁宗及宰相呂夷簡等人支持，仁宗於是詔令，以韓琦的涇原路和范仲淹的鄜延路兩軍兵馬共同出擊。

范仲淹則主張防守的策略，實行廣築堡寨，屯兵營田。他反對盲目深入敵境的進攻戰略，認爲西夏騎兵少而靈活，來去無蹤，應採取持久防禦策略，防守反擊以消耗對方實力。但在久未歷經戰事，尤其是前面三川口之戰慘敗後，宋廷內部既怯戰又幻想一舉解決問題的思想佔了主流，范仲淹的觀點也並未獲得支持。

韓、範二人的這種思想上分歧也使得宋軍在慶曆元年（1041年）的好水川一戰中再度敗北。

宋仁宗之所以選擇採取攻勢，倒不是宋軍有多強的實力和策略，而是過慣了安生日子的宋仁宗認爲，若採取持久防禦策略則年年屯兵運糧，人力、物力、財力消耗太大，不如一次性解決問題來的簡單直接。於是他在聽到韓琦的方案後，要求韓琦、范仲淹二人在慶曆元年（1041年）正月進討西夏。得知消息後的范仲淹強烈反對這一進攻方案，認爲時機不利，不宜輕舉，請求留鄜延一路作爲招納之計，宋仁宗在這方面確實缺乏主見，耳朵根子有些軟，又採納了范仲淹的建議，同意只派涇原路一支隊伍出擊。

就在宋朝內部還打着嘴官司的同時，這年（1041年）二月，元昊已經先出兵了。聽聞西夏兵馬南下進攻渭州（甘肅平涼），韓琦在懷遠城（寧夏固原）集結兵馬。這是一個草率的決定，事前韓琦是得到了元昊進攻渭州的線報，所以才決定興師出兵，“諜者進言，元昊之軍折於姜會，圖謀寇襲渭州”。然而，對於元昊方面的規模卻並不知曉。

作戰計劃是韓琦在根據元昊的進攻路線後判斷制定的，決定實行包抄之策。由環慶路副部署任福指揮，並告訴任福“自懷遠城趨德勝砦出賊後，如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及行，戒之至再”，韓琦是要求任福“度勢而戰，據險設伏”，意思是要求任福繞至敵後靈活掌握，能打就打，不能打就據險設置埋伏斷其後路。但任福“與敵戰於張家堡南，斬首數百”，又聽到“ 諜傳敵兵少”，不知道是計的任福開始放鬆警惕，放棄輜重，率輕騎深入直追西夏誘兵。結果行至好水川附近（一說在寧夏隆德縣好水鄉，一說寧夏西吉縣興隆鎮，兩地相距30公里左右），看到了西夏大軍，陷入包圍的任福才明白中了敵人的計策，但爲時已晚。此役，任福陣亡，“將校士卒死者萬三百人，關右震動”“仁宗爲之旰食”。

這場還沒等計劃實施就一敗塗地的戰事，無疑給了仁宗朝的大小官僚當頭一棒。朝廷也對前線失職的軍事主官追究下來，最高長官夏竦被撤，堅持進攻導致失敗的韓琦貶職降爲右司諫、知秦州，連范仲淹也論以同罪，降爲戶部員外郎、知耀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