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泗猜想录

摘要：刘牢之所以选择“三江门”筑罗城，以防孙恩从海上来袭，他与袁崧不同之处，袁崧是在一片白地的基础上建城，绍兴（当然还不叫绍兴）此前已经有城，为了“塞三江之口”，要紧的是加强“三江门”的防御，筑瓮城也就合乎常理。李慈铭也说都泗门与水利相关，无非前者说为了开凿运河，后者则说为了鉴湖泄洪排涝。

摘要：

都泗堰、都泗门均是浙东运河上的重要水工建筑物。都泗地名的来历古老，其含义，一种可能与王姓都督有关，另一种可能与“都水司”有关。

图1 都泗门

笔者写过一篇《石瀃异想录》说斗门古石瀃是有形或无形的“海门”（载《越问》总第16期）。那么“都泗门”又是什么“门”呢？任桂全先生说：

到西晋永嘉元年（307），又一位会稽内史贺循，主持开凿沟通会稽郡城与钱塘江联系的西兴运河，后人进一步向东延伸，与明州（今宁波）连接，形成浙东运河。郡城段运河从西北方向进城，继续向东经北海桥、江桥、广宁桥，至都泗门出城，然后沿山阴故水道达曹娥江。西兴运河的开凿，不仅扩大了郡城的对外交通，也为城池设施的进一步完善奠定了基础。①

这是说都泗门是根据开凿浙东运河需要而建造的“水城门”。清代李慈铭也有一段文字释“都泗门”，说法略有不同，他说：

二湖以稽山门驿路为界，出稽山门一百步有桥曰三桥，桥下有水门以限两湖（虽分为二，其实相通）。是则西湖起常禧门而迆南至稽山门东郭门之间，与东湖相接，故五云门之旁曰都泗门，其外为都泗堰（今为桥），旧有则水牌。都泗本作都瀃，都者聚也，言此地为水之所聚也。②

李慈铭也说都泗门与水利相关，无非前者说为了开凿运河，后者则说为了鉴湖泄洪排涝。两种说法笔者更倾向于李慈铭的观点。因为我觉得如果把绍兴北部平原亦如古鉴湖分作东西两部分，两边水利形势各有特点，西面大型湖泊多，闻名者湖、瓜渚湖、容山湖、沸石湖、大板荡等，依靠这些大湖缓解了泄洪排涝的压力；东面则江道多，行都泗猜想录洪主要靠江，由南向北，纵向入海。我把东面这一片水利形势总结为四个字“直水横流”，如直管江、里直江、外直江、直落施（民国地图作“直落水”）和诸渎（亭渎、仁渎、石渎等）都是南北向“直水”，都入海；而见于地名的许多埭、堰、堤、塘、坝等水工建筑东西向都 “横流”，从而形成网格化的河网系统，借以获水之利而避水之害。都瀃埭靠近鉴湖塘，洪涝压力最大，其在水利格局中地位尤其重要。因“都泗埭”而名其门曰“都泗门”，势关水利，似已无须多言。

然而我由“都赐埭”想到了四川都江堰。都江堰是我国古代著名水利工程。战国时蜀郡太守李冰凿离堆，开宝瓶口，分岷江一江为内外二江，俾得控制激流，调节水量，灌溉川西平原，蜀由此成为“天府之国”。20世纪80年代我去成都，特地去了灌县看都江堰。站在二王庙前，看洪水从上游奔腾而来，一路飞珠溅玉，滚滚滔滔，经过鱼咀，顿时温驯和平。我的问题来了：江既为岷江，为什么“堰”不叫岷江堰而叫都江堰？原来一个“都”字还有文章。《辞源》引《水经注》曰：“水泽所聚谓之都。”这与李慈铭的说法一致，然“都”的解释还有好多，如又一种解释为古代行政区域名，历代规模大小不一，周制“四县为都”，夏制“十邑为都”，相差不可以道里计。所以我觉得“都泗”也可能以行政区域为水名，“都江”可能为“都的江”，如绍兴“府河”为绍兴府的界河。可以支持我的观点的有《绍兴市志》卷二十七《政府》：都泗门，晋成帝在位（326-334）期间，会稽都督王舒所建，因亦称“都护之门”。原来“都瀃”与“都督”真有关系。城墙兼作堤防，这样的水门，不是简单如闸门那样的水门，还兼有军事的性质，既防洪，也御敌，如新昌、嵊州也有类似的城门。

而绍兴在王舒之后半个世纪，又有太守刘牢之筑罗城，越中古文献《会稽地志》有如下一条记载：“罗城：刘牢之筑以塞三江之口。”③刘牢之，东晋彭城人，《晋书》八十四有《刘牢之传》说他剿孙恩有功，封镇东将军，会稽太守。原来，晋隆安三年（399），五斗米道的领袖孙恩起事，侵扰浙东，一度攻占上虞，杀了上虞令王凝之，为此吴国内史、左将军袁崧特地在海边筑城防御（后人称为崧城，即今崧厦）。刘牢之所筑罗城又在哪里呢？今有专家认为“是在原山阴大城的基础上向南和西、北三个方向作了扩展”。愚意以为旨在“塞三江之口”的罗城，并无必要搞这样大的工程，文献《类典·地理门》曰：“门外筑垣以遮壅城门曰瓮城。”罗城正是瓮城一类，我们大可不必拘泥于四方为城，《古汉语字典》曰，城墙者，城即墙，墙即城。万里长城不亦是一堵墙吗？刘牢之所以选择“三江门”筑罗城，以防孙恩从海上来袭，他与袁崧不同之处，袁崧是在一片白地的基础上建城，绍兴（当然还不叫绍兴）此前已经有城，为了“塞三江之口”，要紧的是加强“三江门”的防御，筑瓮城也就合乎常理。返回头说都瀃门，民国《绍兴县志资料》第二辑亦称“都泗城”，其建筑格局或正与瓮城同。试看当代恢复的都泗门城楼，孤悬于道路之东，而西面道路正是老城墙遗址，这里说不定正是瓮城的遗迹。

近年，一位朋友还补充了一个说法，说东昌坊口都亭桥原来也有一个亭，和咸欢河土谷祠前一样的过街亭。现在看，秦始皇到大越，舍都亭，说明这个“都”的行政建制确实曾经存在。但是说，好像秦始皇在那里宿夜，其实不可能是这样，都亭是都水官的驻所。过去新建南路这一条直线上，南从投醪河起，北到马梧桥，并行有八条这样通向都瀃的河，各有一个这样的过街亭。“都亭”不是“驿亭”，是“警亭”。

这里又引出一个有趣的话题，捎带着说一说。我发现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都设过 “都水官”，秦汉时称“都水长”“都水丞”，晋以后改为“都水台”，隋唐改“都水监”，明清置“都水司”，归工部。无论机构为什么名字，总之都管水，都负责保江护河，引水灌溉。所以“都瀃”可能真与王都督有关，也可能是与“都水司”有关。今日五水共治设河长，人以为新鲜，原来在某种意义上说古代的“都水长”就是今天的“河长”。越城区斗门街道有隔江相望的两个小自然村，当地传说，古代有姓何姓许两太监居此，故东边一个村叫“何监房”，西边一个村叫“许监房”。我与朱元桂先生探讨过，他认为，北面不远有三江盐场署，这两个“房”，很可能是检查出入盐船的哨卡，现在看也可能就是“都水长”留下的痕迹，它们或许是“河监房”“浒监房”（“浒”本义水边），是两个设在河边的监管机构。直落江是绍兴的主要行洪通道，江道安危至关紧要，在那里设卡观察也说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