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之，只有在社會發生大分裂,即階級對抗非常激烈、要求明確區分階級界限的鬥爭時刻，那些力圖表現本階級獨特利益，要求和理想的意識、思想綱領、口號，纔可能被突顯出來和提上日程。這個時刻主要就是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農民起義總是褻捲了各種手工匠作於其中，並且由於後者具有某種程度上的紀律、組織（如師徒、行業等）訓練，使他們經常成爲起義隊伍的各方面的骨幹或領袖。

中國歷史上有頻繁和巨大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雖然有關文獻大都無存，已無法考察、瞭解它們的意識形態，而且由於大都是“鋌而走險”、“官逼民反”，不一定能有條件和時間作真正的自覺思考或理論準備。然而，就在極不完全的掛一漏萬的殘存材料中，也仍然可以看出其中好些基本思想倒是與上述墨子思想有一脈相通之處的。

最早的例子是陳勝的“帝王將相寧有種乎”的著名傳說。它不一定有何深意可言，但與墨子所講“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在思想特徵上似乎是可以相通的。只是一個是在和平時期講“尚賢”，認爲從“賤人”中也可以舉拔賢能；一個是在起義時期認爲“賤人”也可以作將相以至帝王。它們在反對等級不能逾越和“富貴在天”的命定思想上是同一種語言。又如，保存在《太平經》裏的少數片斷字句，比如強調“天生人幸使其人人自有筋力，可以自衣食者”，一再反對“或多智反欺不足者，或力強反欺弱者，或後生反欺老者，皆爲逆，故天不久佑之”等等思想，也可以與墨子主張“強力”“兼愛”聯繫起來。

儘管《太平經》早已成爲統治階級“懲惡揚善”、修道求仙的正統典籍，但這部道家彙集中的某些東西又確曾與農民起義（如張角）有關。

儘管農民起義大多打着道教、佛教的旗幟，並不理墨子，但這是因爲他們並不知道墨子，而墨子本人也非神或佛。當然，在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中，某些基本觀念比墨子思想要遠爲激進和徹底。例如進行大規模的殺戮，便不能講“非攻”。例如提出平均土地或財富，也遠非墨子思想所具有。

漢代以來作爲統治階級意識的儒家也反對過分的貧富不均，也講仁愛，也講天命甚至製造讖緯“符命”來作爲政權的“天授”依據，甚至也滲入農民起義中；但農民起義中的宗教信仰和博愛精神主要是當作統一意志、發動羣衆的行動綱領和組織力量，並直接地具體地落實在集團的戰鬥行動之中，與儒家講的仍不相同,而毋寧說與墨家的特色相接近。

墨家不存在了，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也並不常有，但小生產勞動者卻長期存在。這種社會基礎使墨家的某些觀念行爲以至組織形態，不但在一定程度和意義上表現在始終不斷的下層祕密會社中，如講義氣，重然諾，行兼愛，“赴湯蹈火”，以及《水滸》上梁山英雄們那種遭壓迫而共患難、稱兄弟，排座次又講身份、崇官職……，等等，而且還可以通過其他各種改變了的狀態和途徑比較間接地展現出來。墨家繼承的情況分析

因之關於墨子思想的繼承影響問題便十分複雜，簡單看來，也至少有兩種情況。

只是一個從氏族貴族立場出發，所以強調等級差別，重視禮樂文化和個體價值，強調維護“周制”；一個從下層生產者出發，反對奢侈生活，抨擊、排斥任何非生產性的消費，強調集體互助，幻想博愛世界，主張“行夏政”。但它們同道家徹底否定氏族制度，要求回到最古的動物式的世界裏去，從而否定任何文明、秩序，對人生世事採取虛無消極的態度則大不相同。也與以後單純代表奴隸主階級利益的法家，以傳播某些科技文化或販賣政治策略爲特色的、漂浮在上層而沒有自己切實的現實根基的名家、陰陽家、縱橫家等等很不相同。所以誠如學者所說，墨子“其在九流之中，惟儒足與之相抗，自餘諸子，皆非其比”，既然有上述這些共同基礎和特徵，儒家也用不着花多大氣力，便不留痕跡地吸收了所可以容納的墨子中的許多思想和觀念。

韓愈說：“儒譏墨，以尚同兼愛尚賢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譏專臣，不尚同哉？孔子泛愛親仁以博施濟衆爲聖，不兼愛哉？孔子賢賢，以四科進褒弟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不尚賢哉？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者，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

韓愈是以“衛道者”即捍衛儒家孔孟之道，力排佛教異端而著稱的，卻居然這樣對待墨子，不奇怪嗎?當然韓愈是大大地誇張了孔墨的共同處，並且也不敢提及墨子的非樂、節葬等直接與儒家相沖突的東西。但由於孔墨畢竟有某些共同的現實基礎，所以如“尚賢”、“節用”、“非攻”以及“兼愛”、“尚同”等，就都比較容易地與儒家學說相溝通，就是“天志”、“明鬼”與儒家（例如董仲舒）也可以找到共同處。因爲這些是農業小生產國家中無論上下層都大體可以接受的東西。只是由於階級的差異，這種吸收接近又仍有一定的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