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11月9日，哈爾濱爆發大鼠疫，雖然時間已經過去110年，但每讀這段歷史，讓人觸目驚心。而且哈爾濱大鼠疫最後能取得防治成功，得益於一個馬來西亞回來的華僑，此人就是伍連德，被稱爲“國士”。

伍連德到哈爾濱防治鼠疫時，他採取隔離、消毒、防護等措施，使疫情得到控制。到了1911年1月底，伍連德經過調查後，發現了一個更爲嚴重的問題來了，那些染疫而亡的屍體如何處置？成爲一個難題，總不能扔在一處不管。

但哈爾濱冬季寒冷，而且地面冰凍三尺，別說挖深坑埋葬，即使挖淺坑都很困難。於是伍連德決定用火葬方式處理這些染疫的屍體。爲什麼防治專家伍連德還要死者的屍體？而且不顧民衆傳統用火葬呢？

火葬原因

哈爾濱的鼠疫發生後，清朝設在當地官府最初還爲死者提供棺材安葬，後來由於疫情嚴重，死的人多了，一些民衆就趁夜晚時分，將死去的家人扔在大街上，第二天，官府的人會把大街上這些屍體拉走，但由於疫情嚴重，死亡人數迅速增加，官府的人也沒時間收集安葬，有的屍體就直接堆放到墳場。

由於鼠疫發生時，正值哈爾濱冬季，死去的人扔在野外，會迅速凍成堅硬。即便家屬想埋葬也無法挖坑，因爲都是凍土，挖坑太困難。

鼠疫爆發6周後，墳場的屍體越堆越多。到鼠疫防治後期，伍連德發現了這個問題嚴重性。特別是他看到這些屍體被棄到墳場無人管，有的還保持坐着的姿態，可能因爲染疫的人發病後，還沒嚥氣，就被家人扔到亂墳場。

這些將死之人，在極寒的天氣下，想做最後生的掙扎，因此保持坐姿。看到這些悲慘的場面，伍連德意識到什麼大問題呢？

伍連德認爲，如果不及時處理這些染疫的屍體，哈爾濱郊外的這處墳場就會成爲一個鼠疫桿菌的大冰櫃，如果屍體被老鼠或者其他動物接觸，這些動物就會再次傳染給城裏人，那麼哈爾濱前期防治工作就將前功盡棄。

面對如此多的屍體，單靠土葬根本不可能。而且土葬並不安全，因爲鼠疫菌在地下依然存活。後來俄羅斯醫學專家證實這一點，在哈爾濱極低的溫度下，肺鼠疫的病菌可以存活至少3個月。

那麼用什麼辦法處理這些屍體才能不再發生鼠疫呢？

伍連德認爲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全部火葬。這就是伍連德在防治鼠疫最後階段，也是最關鍵的環節想到最好的處理方法。

民衆擁護

但火葬在清朝末年還不被民衆所接受。雖然染疫的人死去一時無法安葬，但在清朝社會傳統下，用火葬方式很難讓民衆接受。

伍連德在國外長大，而且在西方學醫，他知道國外用火葬很多，但也知道此時不能隨便挑戰國人的倫理和傳統觀念。

如何才能把火葬方式推行下去，是擺在伍連德面前最主要問題，如果晚一天，就會有一天風險，而且再往後天氣轉暖，危險性更大。

伍連德認爲，只有當朝皇帝下一道聖旨老百姓纔會接受。不過伍連德也意識到，藉助當地鄉紳和官員的勢力支持也很關鍵，只有他們支持才能確保火葬順利推進。

於是伍連德一邊向朝廷上書，請求頒佈推行火葬的聖旨。他還想了一個辦法，就是帶着駐地官員坐車到墳場去看堆放在那裏的屍體。

當駐地官員和商人及鄉紳看到這種悲慘和恐怖的場景後，特別是聽伍連德闡述了其中的危害性，他們聯名向吉林總督申請，希望總督立即批准火葬。

1911年1月30日，伍連德等人終於收到清朝外務部發來的電報，批准他在哈爾濱推行火葬。

經驗推廣

事不宜遲，1911年1月31日，伍連德就開始準備火葬事宜，他僱用200名工人，把棺木和屍體分成堆，以100具屍體爲單位，分成22堆。伍連德事先找人先用炸藥爆破，炸出一個大坑，再給每100具屍體上撒上10加侖的煤沒，然後點着焚燒。很快堆放的屍體化爲灰燼。

據伍連德後來記載這件事時，他寫道當時場景，火葬時，一些民衆來到現場，但他們臉上沒有表情。

《遠東報》記載了伍連德的敬業：“哈爾濱防疫局總醫官伍連德自到哈以來，辦理防疫事宜，不辭勞苦，聞日前，在東四家焚燒疫屍，防疫局委員等皆不欲往前監視，伍醫官自赴該處點查屍數，親視焚燒，俟焚化淨始行回局。”

按理說，伍連德作爲總醫官，他不必親臨火葬現場，但伍連德親自督導，足以看出這件事有多重要。

當時俄國防疫部門也在現場觀看伍連德焚屍過程，後來俄國人也效仿伍連德，把俄國轄區內染疫的屍體，無論剛死的，還是以前死去腐爛的，全部進行火葬。據記載，1911年2月，俄國人焚化了1416具屍體，其中1002具屍體是從墳墓中挖出來焚燒的。

1911年1月31日，是我國傳統節日春節。伍連德建議防疫部門號召廣大民衆燃放鞭炮，因爲鞭炮中的硫磺有消毒功效。

在伍連德有效防治下，從1911年1月31日開始，哈爾濱傅家甸地區死亡人數開始下降，此後每天都在減少。直到1911年3月1日，鼠疫死亡人數是零報告，此後多日是零，於是防疫部門宣佈解除傅家甸地區隔離。

伍連德在哈爾濱防治鼠疫成功後，他又去長春、瀋陽進行防治，到1911年4月底，東三省的鼠疫全部消滅。專家稱，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用科學手段防治鼠疫，並且取得巨大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