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很多所谓的“主流舆论”或一些历史学家，总是以西方的那套现代民族国家的分析理论来套用古代中国，认为中国古代不是民族国家，而是纯粹的文化国家，进入了一种非此即彼的对立逻辑。如果你接受了这种逻辑，就会得出一个似是而非的结果，误解了古代中国的社会模型，也低估了我们祖先的智慧。

事实是，由于世界的变化，现代中国的民族观与古代中国是有很大区别的。“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国家处于危难时创造出来的“政治性的民族概念”，主要应用于当下和未来，解决今天中国的统一问题，对内部进行融合，以应对整个国家的生存危机。但它并不能取代传统中国对于民族形态的定义。
也就是说，以中华民族为框架的民族观，与古代中国的民族观是传承关系，从来都不是替代关系。古中国既是一个重视大一统的文化国家，同时也是一个重视血缘和民族认同的民族国家。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即便唐代那样开放和多元的社会，对于胡人与汉人的婚姻，仍然有着极为严厉的约束。比如唐律规定，胡人娶汉妇，不得带她出境，必须在内地定居，否则这个胡人就要被处死。
今人谈论历史，不少人都天真地说：“中国过去是讲文化认同的，不重视血缘，只要认同华夏文化就可以。”这种观点只对了一半，忽视了文化认同背后隐藏的血缘纽带——宗法制。
如果说中国古代只强调文化认同，不强调血统，那么如何解释宗法制呢？我们要知道，宗法制是古代中国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基础。抛开宗法制，古中国就失去了解构的意义，这是由三皇五帝时期就确立下来的华夏文明的内核。宗法制的本质就是血缘认同。

所以，人们经常拿出来讲的“文化认同”，只是古代中国民族观的其表，血统认同才是其里。如果只看其表，我们得出的会是一个“认同华夏文化就可以合法入侵并统治中国”的荒谬的结论。这是非常危险的，也是某些所谓的史家、专家意图达到的目的。
对于国家、社会的组织形式这些技术性的问题，并不影响传统中国的民族性。两个典型的说法就是“华夷之辨”和“华夷之变”，这两个解释各执一端，分别讲了血缘与文化的区分和融合。但它们的内在是统一的，都是基于一个前提：华夏既是一个文明体，又是一个基于宗法制的民族构成体。
古人认为，中国这样的一个文明体和民族构成体的双重结构，与那些父不父、母不母的夷狄有着根本的区别。因此，古代中国取得政权的统治者特别喜欢用族谱确认自己的合法性，哪怕是编靠祖谱，也要通过认祖的行为，向天下子民公示自己是货真价实的炎黄子孙，从祖上我们就是一家人。
问题来了，如果古代中国不是一个民族国家，皇帝何必又这么干？特别是雍正皇帝，作为满清入主中原后的统治者，他又何必费尽心思地搞出一本《大义觉迷录》，以皇帝之尊，与中原的知识分子辩论，绞尽脑汁地向汉人强调“自己也是华，而不是夷”？正是因为华夏文明对于正统的认同，是基于文化与血缘双层统一的，所以异族统治者对此问题非常敏感，想尽办法，极力地建立汉人对其政权的认同感。

在中国历史上，我们也会发现一个现象。当汉人统治国家时，往往会突出“华夷之辨”，强调文化与血统是不可分的，这么做是为了内部的凝聚，用来防御外族的入侵。但到了元朝和清朝时，则更加突出“华夷之变”，强调夷入华而华，华入夷则夷，这是在告诉中原的知识分子和老百姓，虽然我之前虽然不是华夏，但现在我已经继承了文化法统，我从文化上向 华夏靠近，那么我的政权也是合法的。这种做法，意在表明一种“既成事实”，尽快实现内部的融合，减少反抗。
因此，古代中国是一个以宗法制为基础（强调父系认同）、以天下观为法统、以文化认同为手段、不断融合其它民族（以大吞小）、不断扩张的民族国家。从古至今，中国社会的外在形式与内在构成与西方国家都有巨大的差异，发展脉络也毫不相同，但这丝毫不妨碍古代中国既是一个文明国家，也是一个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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