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中国近代史，既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屈辱史，也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奋斗史。

其目标大约有二：一曰救亡图存；一曰民族复兴。

其实现途径亦大约有二：一曰继承传统，一曰学习西方。

近代中国发生的每一点变化，其实都与内在的文明传统息息相关，也并非开放与保守这么简单。但是，这一切都源于西方国家及其背后文明的入侵，中国人经历了从“天朝上国”到“野蛮民族”的心路历程，满怀幽怨悲愤、无可奈何地接受了“我不如人”的残酷现实，并且发现要实现救亡图强，就必须迈出让无数活在想象世界里的士人感觉丢尽脸面的那一步：向西方学习。于是乎，中、西、新、旧，在这个曾经创造无数辉煌的东方帝国里碰撞出异样的火花。

向西方学什么？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下，最要紧的自然是军事。从林则徐、魏源到李鸿章、张之洞，有识之士无不以此为中心大做文章，而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四的北洋舰队竟能到日本国土上耀武耀威（长崎事件），似乎预示着一切都在往美好的方向发展。可惜，幻影终究是幻影，甲午一役惊醒了无数国人。以制度改革为目标的维新，遂成一时风潮。怎奈严重缺乏政治经验的年轻人根本不是老妇人的对手，挣扎百余天之后面对的就是幽禁、流血和逃亡。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不论这首诗是否经过篡改，慷概赴死和流亡海外者无疑都怀有一颗救世之心。流亡者中，有一人东渡日本，从此思想大变，跳出老师今文经学的窠臼，以恢弘的气魄开始建构新的学科体系，成为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他，就是——梁启超。

在梁启超庞大的学术体系中，有一项常常被人所遗忘，即：尚武精神！

流亡日本后，他撰写了多篇文章，成功将尚武从军事实践上升到理论解释层面。最值得深思的是，在梁启超看来，尚武乃西方文化精华：“中国最需要采补的西方精华乃是尚武。”换句话说，提倡尚武竟然也是向西方学习的一部分！

梁启超举出了古斯巴达例子。古斯巴达有一项传统，今人或许以为残忍：

“婴儿之生，必由官验其体格，不及格者，扑灭之。生及七岁，即使入幼年军队，教以体育，跣足裸体，恶衣菲食，以养成其任受劳苦凌犯寒暑忍耐饥渴之习惯，饮食教诲，皆国家专司其事。成年结婚而后，亦不许私处家中，日则会食于公堂，夜则共寝于营幕。”

在梁启超看来，古斯巴达作为一个弹丸小国，全国人口加在一起不到一万，竟然对内统治数十万异族，对外挫败十余万波斯军队，雄霸希腊，与雅典狎主齐盟，原因就在于尚武。

德意志、俄罗斯之所以强大，也是因为尚武。而最具说服力的例子，是日本的崛起。梁启超说：

“我东邻日本，其人数仅当我十分之一耳，然其人剽疾轻死，日取其所谓武士道大和魂者，发挥而光大之。故当其征兵之始，尚有哭泣逃亡，曲求避免者。今则入队之旗，祈其战死，从军之什，祝勿生还，好武雄风，举国一致。且庚子之役，其军队之勇锐，战斗之强力，且冠绝联军……彼日本区区三岛，兴立仅三十年耳，顾乃能一战胜我，取威定霸，屹然雄立于东洋之上也。曰惟尚武故。”

日本，曾经是被中国人瞧不起的蕞尔小邦，如今因尚武变得异常强大，自然值得效仿。那么，与外国相较，中国尚武情形如何呢？

梁启超写下一句话：“我们中国却以文弱在世界上考第一名，逆来顺受，窝囊透顶，东亚病夫，病入膏肓。”

梁启超是“时务体”创造者，“笔锋常带情感”（张荫麟语），被时人赞为“有排山倒海之势”（郑孝胥语），所写又大多为批判文字，态度偏激是正常的，甚至是必要的。所谓学者的独立人格，不就体现为批判精神吗？试问：不偏不倚、不温不火、不痛不痒的文字，岂能达到震耳欲聋的效果？

其实，梁启超又何尝不知中国尚武历史之久远，中华民族尚武之天性？他所批判的，乃两汉之后尚武精神的衰落，认为这是导致中国积贫积弱的重要原因。1904年，他编写《中国之武士道》一书，就辑录了自春秋到汉代间70位“好气任侠”人士的事迹，以此证明中华民族流淌着尚武的血液。

然而，尚武精神缘何渐次衰微？

梁启超总结了三点：

一是国势之大一统。正所谓：“战国尊武，一统右文。”

二是儒教之流失。儒教本是文武兼尚，但“后世贱儒……不法其刚而法其柔，不法其阳而法其阴。”

三是霸者之摧荡。开国皇帝得天下后，害怕“他人亦将可以武力夺之我也”，往往偃武修文，销兵甲、兴礼乐。消蚀民族尚武精神主要有“锄”和“柔”两大方法，前者如秦始皇收缴天下兵器铸成铜人，汉高祖刘邦及明太祖朱元璋诛杀功臣等；后者则更是：拿律令制策、诗赋词章、帖括楷法、簿书期会柔化人才，柔化他们的才力、筋骨、言论、思想乃至精神。不用动刀动枪，天下英雄就被圈养起来。

“重文轻武”确是两汉以后的大趋势，读书人普遍认为“野蛮人尚力，文明人尚智”，宋代后更有“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民间谚语。对此，梁启超批评说：“呜呼！此知二五而不知一十之言，迂偏而不切于事势者也。”他在吸收西学基础上，重新定义了尚武的内涵：

“吾所谓武，精神也。无精神而徒有形式，是蒙羊质以虎皮，驱而与猛兽相搏击，适足供其绌啖而已。”

“尚武精神为立国第一基础。”

“尚武者国民之元气，国家所恃以成立，而文明所赖以维持者也……立国者苟无尚武之国民，铁血之主义，则虽有文明，虽有智识，虽有众民，虽有广士，必无以自立于竞争剧烈之舞台。”

如此霸气的界定，直接把尚武精神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位，反映出对国家贫弱的痛心和对民族强大的向往。若想在枪炮横行的时代存活下去并崛起、自立于世界之林，没有尚武精神是万万行不通的。梁启超曾在《中国魂安在乎》一文中指出，日本的国魂在于武士道，“之所以能立国维新，果以是也”，我们也应打造中国魂：

“中国魂者何？兵魂是也。有魂之兵，斯为有魂之国。”

所以，尚武的第一要义，是尚兵，而且必须是有魂之兵！

当然，单靠军人、精英乃至政府，都不可能真正实现国家强盛、民族复兴，必须提高国民整体素养，也就是要塑造“新民”：

“然则为中国今日计，必非恃一时之贤君相可以弥乱，亦非望草野一二英雄崛起而可以图成，必其使四万万人之民德、民智、民力，皆可与彼相础，则外自不能为患，吾何为而患之。”

梁启超的尚武思想，是受到严复“尚力”思想的启发，背后的理论依据则是“优胜劣汰”的进化论。（严复的文字影响了在当时影响了很多读书人，但真正将进化论等新式思想推向大众的，首推梁启超的“时务体”，通俗易懂又具有感染力！）

在亡国危机的刺激下，尚武精神复苏乃是一种必然趋势，其影响亦至深至远，近代中国的很多变化都与它相关，如军阀崛起、文人从军、暗杀风潮、身体解放、体育锻炼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