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危难之时，文人该如何报国？古往今来，这个问题困扰了一代又一代人。

有人认为，“文死谏，武死战”，朝堂之凶险不亚于战场，文武各司其职，方为安邦之道。

也有人认为，大丈夫当上阵杀敌，岂能老在笔砚之间讨生活？于是他们投笔从戎，引领了文人参军的新风尚。

不过舞枪弄棒骑马射箭毕竟和玩弄笔杆子不同，没有强健的体魄和多年苦练，文弱书生上了战场那就是拖累队友的存在。

因此投笔从戎更多时候只是文人墨客一种美好的想象，再加上千百年来重文轻武的传统观念影响，广大文人在骨子里普遍存在一种轻视军人的心态。真的愿意放下身段投身军旅并且能够闯出一番名堂的文人十分稀少。

可是当时间来到清末，在民族危亡之际，文人们再也不愿只是坐在案牍前纸上谈兵了，越来越多的文人投身军旅，上演了一出出“书生立武勋”的好戏。

很多人将此归因为救亡图存的需要，诚然，在社会动荡，民族危亡之际，尚武爱国是那个时期的最强音。在尚武精神高涨的情况下，但凡有血性的热血男儿无不摩拳擦掌，希望能够从军报国。

可如果只有一腔热血，没有现实条件做支撑，是万万不足以形成文人从军之热潮的。事实上，清末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有着深刻的现实原因。

在冷兵器战争中，对于军人的身体素质要求很高，没有绝对的力量和耐力，很难胜任作战任务。古时候从军者以职业军人和农民为主，职业军人终日操习，是战场上的绝对主力；农民看似是炮灰，但长年累月在田间地头劳作，那身体素质也绝对不是普通人能比的。

古代书生多文弱，像李白那样诗剑双绝、吴用那种随身带着两条铜链的毕竟只是少数，所以即使从军，也只能做做参谋后勤之类的工作。古代书生要想大规模参军，军队也不乐意收啊。

可随着热武器逐渐成为战场上的主流，近代军队逐渐降低了旧时代对个人勇武的要求，相反，更加重视队列和阵型。

就以拿骚的莫里斯对荷兰军队进行改革为例，他将军队的训练内容进行规范化，制作了有图解的训练手册，将步兵操作武器的每一个动作都分解开，编上序号，并且配上了素描插图。

对一名士兵是否合格的考核标准也相应变成了能否理解和掌握这些标准化的战斗流程，能否听懂口令并且做到整齐划一。

在此背景下，只懂得喊打喊杀李逵式的莽夫不再吃香，理解能力更强的知识分子优势就显现出来了。

对于一些特殊兵种比如炮兵的文化素养要求那就更高了，测距离、算角度，那都是需要具备一定数学功底的。李云龙虽然有意大利炮，他自己也操作不了不是？文化程度高的人操炮打得就是准，不服不行。

正是作战方式的改变为文人从军提供了先决条件，否则也只能是文人们的一厢情愿了。

1905年，在中国实行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被彻底废除，这个政策给当时的中国带去了巨大的震荡，无数读书人向上的通道就被堵死了。大批文人士子寒窗苦读，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够金榜题名，这下可好，全都隐性失业了。

就像《辛亥首义回忆录》里说的那样：读书人进兵营也有它的原因，主要是寻求出路。

对富家子弟还好说，不管是继承家业，还是出国留洋，总还有事可做。但对那些家境贫寒的读书人来说，就面临养家糊口的问题了，如果去私塾当一名教书先生，一年不过能收入束脩二三十金，尚且不如新军士兵。

况且做教书先生一辈子到头也就那样了，但是加入新军，反而有着很好的上升空间。

当时有人感叹说：“在科举已废的今天，三十岁以下能够成名成业的非军人，实不可多得。”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从军是一条“成名成业”的最佳途径。

在清末的洋务运动中，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已经逐渐意识到，要想打造一支足以匹敌西方的军队，不仅要购买和仿制他们先进的武器，更要提高军队官兵的综合素养，而要想把高素质人才吸引到军旅之中，就必须提高军职的吸引力。

于是清廷开始着力提高军人的社会地位，将其“居国家最重之地，而亦为国家最优遇者。”

其中最实际的举措，就是大幅提高军人的经济待遇。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清末新军中一名队官的收入居然和知县相差不多，官带的收入更是直逼知府。

新军不仅军官收入高，普通士兵的收入也很不错，普遍比旧式清军高出1至2倍。

根据《中国军事通史》的记载，袁世凯在招募新军时曾规定：“有能粗通文意者 , 口粮照头目例。”这种针对读书人的倾斜政策，无疑增强了军队对文人的吸引力。

如果遇到战事，那么从军的收入就更高了。

根据《李鸿章全集》的记载，在丰岛海战后，丁如昌在收到方伯谦的虚假战报后，曾向李鸿章发电，对于丰岛海战中作战有功的水手李仕茂、王国成赏银一千两，帮助两人输送弹药之人共赏银一千两，并通告全军，以为鼓励。

在有了高收入后，在社会上的地位自然大不相同，不仅没人再去鄙夷当兵的，反而有很多人放弃原有职业，转投军旅之中。

当然，经济待遇不是影响军人地位的唯一因素，但绝对是关键中的关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有腰包鼓了，才有了受人尊重的基础。

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这是中国社会流传已久的普遍心理，但是在清末文人士子们却纷纷焚笔毁砚，穿上军装，扛起铁枪，其中固然有着保家卫国、革新自强的崇高使命在驱使，却也离不开诸多现实因素的影响。

在国家危亡之际，需要国人挺身而出的时候，恰逢军事变革、科举废除、军人待遇提高，众多文人士子不可避免地投笔从戎，开创了“书生立武勋”的新局面，现实与理想就这样充满巧合地不期而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