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康熙朝晚年,康熙皇帝的众位皇子为了争夺皇位,上演一场惊心动魄的“九子夺嫡”大戏。最终,康熙皇帝的皇四子胤禛成为了这场皇位争夺战的胜利者,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在康熙皇帝去世后,其顺利登上了皇位,这便是历史上的雍正皇帝。
然而,长达二十多年的明争暗斗,使得众位康熙皇子之间的关系,早已是剑拔弩张,势同水火。于是,登基之后的雍正,随即开始对此前参与了“九子夺嫡”的兄弟们,展开了疯狂的清算与报复,而这也直接导致了这些康熙皇子大都没能够以善终收场。
在这其中,胤禩作为雍正曾经最具竞争力的对手以及实力最为强大的政敌,其结局之悲惨也是可想而知的。雍正四年(1726年),雍正正式下旨将胤禩削宗夺爵、革除黄带子,进而将其治罪圈禁、折磨致死,就连胤禩的名字也被改为了“阿其那”。
而在“九子夺嫡”的整个过程中,自始至终都没有表现出对于皇位有觊觎之心的九阿哥胤禟,也同样遭受到了雍正极为残酷的对待,就在胤禩被雍正圈禁至死的同一年,胤禟几乎以同样的方式被折磨致死,其名字也被改为了极富羞辱与咒骂性质的“塞思黑”。
从胤禟最终的结局来看,雍正对其的不满与愤恨相较于八阿哥胤禩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其中,除了两人早在“九子夺嫡”过程中积怨已深外,胤禟在雍正登基之后的表现,在一定程度上也给了雍正惩治他的理由。
对于八阿哥胤禩的极力扶保与支持,使得九阿哥胤禟成为雍正的眼中钉,肉中刺。
众所周知,八阿哥胤禩的出身是非常的卑贱。
他的生母良妃卫氏,辛者库出身,生育胤禩的时候仅仅是一名地位非常低的宫女,并且是直到胤禩快二十岁了才被康熙册封为嫔。可就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胤禩却依旧能够成为“九子夺嫡”中的热门人选,总结下来,可以说是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就是胤禩本人的努力。
卑贱的出身恰恰培养了胤禩谦卑、仗义的性格,并且其是异常的努力与上进,这就与骄纵跋扈、贪婪荒诞的太子胤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于是众多皇子以及朝中许多的大臣,都对其是颇有好感。
其二,胤禩迎娶了安亲王岳乐的外孙女郭络罗氏。
郭络罗氏父母早亡,自幼是被安亲王岳乐抚养长大,倍受宠爱。而在迎娶了郭络罗氏后,整个安亲王岳乐家族,,括岳乐本人,继任安郡王的马尔浑,以及岳乐之子景熙、吴尔占等人,皆站在了胤禩一边,为其提供了巨大的政治支持以及政治资本。
其三,胤禩获取了非常丰厚的财富支持。
这些财富,并不是胤禩本人所有,也不是康熙为其所赏赐,而是来自于两方面人的提供。
一是以明珠之子纳兰揆叙为首的叶赫那拉家族,以及以遏必隆之子阿灵阿为首的钮祜禄氏家族,这两大在康熙朝堂上极富声望与地位的外戚家族。
雍正登基后,就曾对纳兰揆叙以及阿灵阿对于八阿哥胤禩的支持,有过非常尖锐的批判。
“揆叙挟其数百万家赀,与阿灵阿等合谋买嘱优童下贱,每与官民宴会之所,将二阿哥肆行污蔑。京城言语谓千金买一乱者,人所共知者也。既明理者听之亦不能辨其事之真假,无父无君,莫此为甚。”
由此也可见,这两大外戚家族在财富层面给予了八阿哥胤禩非常重要的支持,并且在政治层面也给予了极大的帮助。
而除了纳兰揆叙以及阿灵阿等的支持,八阿哥胤禩另一个重要的财富来源,便是来自于九阿哥胤禟。
事实上,在所有康熙皇子中,胤禟无疑是最为富有的一位。
一方面,九阿哥胤禟与明珠家族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在康熙的指婚安排下,九阿哥胤禟的三女儿,下嫁给了纳兰揆叙之子、明珠之孙纳兰永福。
在此之前,胤禟本就与明珠、揆叙等叶赫那拉氏家族的成员关系交好,有着非常频繁的“生意”上的往来,之后又攀上了姻亲关系,使得胤禟的财富再一次得到了迅速增长。
曾任九阿哥老师的秦道然就曾供述说:
“允禟从前家私不满二十万,自与明珠结亲之后,现银约四十余万两,田产、房屋、生意等项约还有三十余万。”
雍正也在批判胤禟的种种罪行中对其怒斥:
“从前诈取明珠家银百万余两。”
可见,通过与叶赫那拉氏家族的联合与联姻,对于九阿哥胤禟的财富积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就是胤禟卓越的“经商头脑”,也使其赚取了大量的财富。
不得不说,胤禟的赚钱手段可以说是非常丰富的,除了通过田产、房屋、当铺这些常规产业赚钱之外,还有一些“非常规”的手段。
胤禟利用明珠家的关系,广布人脉,通过这些人手中的职权专做政府的生意,获取了巨额的利润。不仅如此,他还利用自己的皇子身份,从东北往关内走私人参,以从中获利。还有就其安插亲信进入盐业等国家垄断经营领域,在挖朝廷与康熙“墙角”的同时,也广收“孝敬”银子,使得财富日益增长。
也正是因为如此,九阿哥胤禟通过明里暗里的串联与交易,积攒了大量的财富,成为所有康熙皇子中当之无愧的“财神爷”。
但是,胤禟自己并没有夺位的打算,他将全部的财富都用以支持八阿哥胤禩的争夺皇位,而在胤禩因为“毙鹰事件”彻底失去夺嫡资格后,他又选择继续支持十四阿哥胤禵参与皇位的竞争,包括提供活动经费、收买朝廷官员、营建形象工程等,胤禟都出力不少,并且是献计献策,表现异常的活跃。
由此可见,尽管九阿哥胤禟并没有直接参与到皇位的争夺之中,甚至他本人对于皇位也没有任何的觊觎之心,但是他对于胤禩以及后来对于胤禵的支持与扶保,都给雍正的夺嫡进程带来了巨大的麻烦与困扰,这也使得雍正对其是同样的恨之入骨。
胤禟对于雍正过于明显的“口服心不服”表现,进一步加剧了雍正对其的不满。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康熙皇帝去世,雍正皇帝登基。
然而,就在康熙的丧仪期间,雍正就主动向九阿哥胤禟的生母宜妃郭络罗氏发难,对其进行了极为严苛的羞辱与斥责。
“但众母妃自应照前遵行国礼。即如宜妃母妃用人挟腋可以行走,则应与众母妃一同行礼,或步履艰难,随处可以举哀。乃坐四人软榻在皇太后前与众母妃先后搀杂行走,甚属僭越,于国礼不合。”“皇考未登梓宫前,仓促之际,宜妃母妃见朕时,气度竟与皇太后相似,全然不知国体。”
雍正这正是在用一种“恨屋及乌”的态度,表明了对于九阿哥胤禟的不满,并且,这也是一次对于胤禟等人的警示。
紧跟着在雍正元年(1723年)初,雍正皇帝便以“遵循旧制”为由,派遣胤禟前往西北。
实际上,雍正此举就是要起到“一箭双雕”的效果,既是为了分化、、削弱、瓦解“大爷党”人在京城的势力,同时也要对胤禟进行管控与监视。
只不过,胤禟似乎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竟然“屡请缓行”,这不仅是不给雍正面子,更是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抗旨”。最终在雍正的严令催促下,胤禟还是来到了西北。
然而,已然到了西北的胤禟,并没有就此安稳下来,反而继续着与雍正的对抗。
《清史稿》中,对于胤禟在这一阶段的行为,有着非常明确而详细的记载。
“二年四月,宗人府劾允禟擅遣人至河州买草、勘牧地,违法肆行,请夺爵,上命宽之。三年,上闻允禟纵容家下人在西宁生事,遣都统楚宗往约束,楚宗至,允禟不出迎,传旨诘责,曰:“上责我皆是,我复何言?我行将出家离世!”楚宗以闻,上以允禟傲慢无人臣礼,手诏深责之,并牵连及允禩、允禵、允私结党援诸事。七月,山西巡抚伊都立奏劾允禟护卫乌雅图等经平定殴诸生,请按律治罪,陕西人称允禟九王,为上所闻,手诏斥为无耻,遂夺允禟爵,撤所属佐领,即西宁幽禁,并录允禟左右用事者毛太、佟保等,撤还京师,授以官。 ”
细数下来,胤禟在这一阶段的“罪过”,主要有以下几项。
一来,擅自圈占、买卖牧地,造成恶劣影响。
二来,纵容家人寻衅滋事,并且不服地方官员管束,桀骜不驯。
三来,当地人称其为“九王”,可见其行事、做派的张扬。
除此之外,还有两件事情,更加引得了雍正的极度不满。
首先是在西北军中,传出了对于雍正极为不利的言论。
雍正三年(1725年),在西北军中效力的宗室成员赖士,参奏驻防都统图腊、副都统鄂三与下属人员,称其罪过为:
“诽谤圣躬,捏造拘拿诸大臣,凌逼众阿哥,纵恣隆科多,年羹尧擅权等话。”
此事缘起于西北,在加上当时京城之中已经有了对于雍正“凌逼众阿哥”的舆论,使得雍正自然而然的认为此事为正在西北的九阿哥胤禟所散布。
其次,便是胤禟与家人的“密信”往来。
四年正月,九门捕役得毛太、佟保等寄允禟私书,以闻,上见书迹类西洋字,遣持问允禟子弘旸,弘旸言允禟所造字也。谕曰:“从来造作隐语,防人察觉,惟敌国为然。允禟在西宁,未尝禁其书札往来,何至别造字体,暗藏密递,不可令人以共见耶?允禟与弘旸书用朱笔,弘旸复书称其父言为‘旨’,皆僣妄非礼。允禟寄允书言‘事机已失’,其言尤骇人。”
胤禟为了与家人的交流内容不为外人所知,于是用满文转化为了拉丁文字,这在当时的文化发展历程中,无疑是一种“创举”,但是对于雍正来说,这却是实实在在的悖逆之举,更认为其信中内容确系不可告人之事。
不仅如此,胤禟更是与家人的书信中,用皇帝才能用的“朱笔”,并且是自称为“旨”,这些都是极为大逆不道的的行为。
就这样,胤禟的一系列“口服心不服”,一再挑战雍正“底线”的行为,最终彻底惹恼了雍正,而雍正也就此下定决心要借着扳倒胤禩的机会,对自己的这位反对者,进行严厉的惩治。
关于“胤禟之死”,也成为了历史的“谜案”。
雍正四年(1726年)正月,胤禟被革黄带子,削除宗籍,并被改名为“塞思黑”,之后被押解到了保定,圈禁于高墙之中,交由当时的直隶总督李绂看管。
至于胤禟被圈禁的情况,徐鑫先生在《雍正帝陵历史之谜》介绍为:
“被押入四面加砌高墙,重兵把守的囚室。雍正皇帝下令,除下贱饮食以转拥送人外,一切笔、墨、床、帐、书、字、便冰一块,汤一盏,亦不得给予。时值酷暑,墙高房小,胤禟铁锁在身,手足拘禁,时常昏迷,其家人用冷水喷渍,逾时方醒。很快,随胤禟前来的4名家人,也被隔离圈禁,胤禟的生活更加不堪。”
终于,历经三个半月的折磨,胤禟死于禁所之中。
就在胤禟去世之后,李绂将此消息上奏给了雍正皇帝,然而,李绂并不是上的公折,而是上了一份密折,随即引得了雍正皇帝的震怒。
实际上,李绂这样做,也是有着其“私心”,毕竟九阿哥胤禟是在他看管之下去世的,他并不像为此承担过多的责任,于是用密折上奏的方式,实际上是想“甩锅”给雍正。
然而,雍正看出了李绂的心思,同时也更加知道,李绂此举无异于是将矛盾与舆论焦点转移给了他,让世人认为这一切都是雍正的安排,使得自己就此背负“屠弟”的骂名,因而对于此事才会异常的愤怒。
所以,在后来的那场著名的“田(田文镜)李(李绂)争斗”中,雍正借机对于李绂进行了严惩,并将此事作为惩治李绂的一个重要理由。
而至于到底是雍正下旨让李绂折磨死了胤禟,还是李绂立功心切,积极表现以讨好雍正,进而成为了雍正的“帮凶”,也就此变得不得而知了。
纵观雍正登基之后胤禟的表现,可以说是将“口服心不服”表现的太过于明显了,不仅是在私下里有着“悖逆”的行为,甚至在公开场合也毫不掩饰自己对于现状的不满以及对于雍正的“鄙夷”之情。
按照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中的说法:
“从前朕遣塞思黑往西大同者,原欲离散其党 ,不令聚于一处,或可望其改过自新。岂知伊怙恶不悛,悖乱如故。塞思黑之狡诈奸顽,亦与相等。允俄狂悖糊涂,允禵卑污庸恶,皆受其笼络,遂至胶固而不解,于是结交匪类,蛊惑人心,而行险侥幸之辈,皆乐为之用,私相推戴,竟忘君臣之大义。”
可见,雍正是将胤禟摆在了同胤禩一样的位置,成为了“主犯”,足可见胤禟的影响力与破坏力,以及雍正对其的愤恨之情。
或许这一时期胤禟的想法,与此前热播的电视剧《大明风华》中,朱棣之子朱高煦与朱高燧颇为相似。他们都是在用自己的身家性命作为“赌注”和“筹码”,以激起帝王的盛怒,以此让其背负舆论上的谴责与后世口中的骂名。
而最终,胤禟也为他的这种“负气”之举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进而被雍正削宗夺爵、圈禁至死。直到五十多年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胤禟才在乾隆皇帝的主持下,得以被“平反”,恢复了宗室的身份。“九子夺嫡”之中的所有恩怨情仇,在这个时候也才最终得以被彻底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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