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在我們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很多時候，它往往就是我們生活本身。每個人都會表達對城市的理解——某種意義上就是對這個人對生活的理解。

我們的推薦，可以理解成是一個索引；我們希望它所能傳遞的，並不僅僅是這些先行的思考者所得出的結論，一如既往，可以促進我們的思考。

前情提要：作爲人類的我們，是如何彼此相關的？｜城市問題讀書筆記（上）

士紳化和新城市的關係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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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我坐在瑪萊區一家士紳化改造完畢的酒吧裏。這是一家澳大利亞人開的酒吧，我喝着產自荷蘭的啤酒，用法郎付賬。爲數不多的酒吧顧客中，除了法國人，還有英裔巴黎人，或者德國和日本遊客。電視上正在播放美式橄欖（歐洲聯賽）的比賽，巴塞羅那隊痛擊蘇格蘭隊。實際上，所有的運動員似乎都來自美國。兩位賽事解說員，一個是愛爾蘭人，一個是美國人。

尼爾·史密斯，《新城市前沿》

尼爾·史密斯爲我們描述的巴黎瑪萊區這個普通星期六的下午，是上世紀末士紳化的一個結果，他說：“瑪萊區的這種士紳化，我們似乎都非常熟悉。”不只是他非常熟悉，在上海的田子坊，可能也包括幾年前的永康路、長樂路，這些也是我們所非常熟悉的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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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爾·史密斯的“士紳化”定義爲：

我一般會說，士紳化是一個過程，描述的是在窮人和工人階級居住的內城街區，以前是資金撤離和中產階級大批離去，而現在是私人資本不斷湧入，中產階級購房者和租房者大量入住，社區得以翻新改造的過程。最貧窮的工人階級社區正在得到翻修；資本和上層階層迴歸，但是對一些人來說，之後看到的一切並不都是令滿意的。

尼爾·史密斯，《新城市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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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紳化這個詞據稱最早由露絲·格拉絲在 1964 年發明。從道理上說，它應該來自最早的工業革命發生地，事實也確實如此。

一個接一個地，倫敦許多的工人小區都遭到了中產階級——包含上層中產階級和下層中產階級——的入侵。由馬廄改造而成的破舊房屋和單棟房舍——樓上兩個房間樓下兩個——在租約到期後都被收回，並被改造成了高雅昂貴的住宅。較大的維多利亞式建築，過去由於人們瞧不上而被當作出租宿舍或是多戶共用，現在也整體升級改造了一遍……一旦這種“士紳化”過程在某一地區開始，它就會迅速擴展，直到所有的或者大部分原來的工人階級居住人口搬走，整個地區的社會特徵發生明顯改變。

尼爾·史密斯，《新城市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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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紳化街區研究者莎倫·佐金認爲士紳化可以簡單概括爲一個城市裏 ABC 的組合：藝術畫廊（art galleries），精品店（boutiques）和咖啡館（cafes）。

這些東西受到追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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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紳化讓人們迅速覺得，曾經出現衰退的街區現在將會健康發展，曾經貧窮落後的地方現在將會回報豐厚，中產階級也會回到城市——士紳化改造無疑是件“好事”。費城社會山街區的士紳化改造最初是在 1950 年代提出來的，它被看作一件具有特別象徵意義的“大好事”。

尼爾·史密斯，《新城市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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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爾·史密斯爲我們回顧了費城士紳化成功的奧祕。一個叫作“大費城運動”的公私合營組織發揮了領導和指引方向的作用；它和它的衍生機構——費城老城開發公司與政府——主要是美國聯邦政府和費城市政府，還有私營金融機構共同完成了這個經典的城市復興計劃。

大費城運動組織成立於 1952 年，它並不純粹是個壓力集團，“主要是一羣雖然保守但是聰明正直、誠信經營的商人，他們把自己居住的這座城市的利益放在心上”。

組織成員包括費城老城的名門望族，也包括希望躋身統治階層的企業高管和政府官僚。這個組織的目的是使整座城市在市政建設和財政方面全面振興。

尼爾·史密斯，《新城市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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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 20 幾年時間，想如法炮製費城成功模式的城市運營者，不論是來自民間的資本還是政府機構，並不一定都獲得同樣的機會。費城成功得益於時機的選擇——1950 年代可是美國在戰後最黃金的一段時間，“重建”的可能性正當其時，“這個階段的士紳化大體上仍是住房市場的一組特定過程，多多少少享受着政府的支持”；來自於領導者調動資源的能力，也化解了一定程度的商業風險。

“英格索爾家族……通常會引領費城時尚。”所以，英格索爾家族被說服翻新改造他們在社會山的一棟“聯排別墅”。

尼爾·史密斯，《新城市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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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年代初發生的兩件事改變了這種狀況，第一，媒體大肆宣傳像社會山這樣的項目在財政上取得的成功，其他開發商受此鼓勵，紛紛投資對老舊工人階級小區的改造重建，卻沒有獲得多少政府補貼的好處，也沒有政府出面攬下所有風險。換句話說，他們得通過自由市場採取各種手段爭取最大化利用租金差距。

第二，士紳化不再是房地產市場相對孤立的過程，而是越來越多地與更廣泛的城市轉型聯繫在一起。

尼爾·史密斯，《新城市前沿》

當士紳化與城市轉型聯繫在一起，公平問題將成爲重要的一個考量標準。尼爾·史密斯說：“這種轉型是 1960 年代的政治動盪和 1970 年代前半段的全球衰退之後出現的。不僅是住房，還有就業模式、性別和階級的社會關係，城市空間的功能劃分都正在重構轉型，士紳化成爲這一更大進程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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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意味着士紳化能更加便利地獲取全球（或至少非本地）的資本，也意味着它要面對全新的住房消費人羣。

尼爾·史密斯，《新城市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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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紳化讓內城重新煥發活力。與之而來的是全球化資本對社區的改造，其結果是同質化。時間久而久之，成爲另一種單調乏味——尼爾·史密斯在巴黎瑪萊區的瞬間會出現在任何一個被全球化資本所改造的士紳化街區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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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倫·佐金借用一塊本地乳酪的全球化過程，講述了全球化、市場對一個街區消費文化的塑造，同時，它又是怎樣通過市場化、沒有本地屬性的營銷以及眼花繚亂的“技術性”解釋……把一個“在地消費產品”轉換爲全球任何一個士紳化街區中的消費場景。

不過，士紳化的美學吸引力既具選擇性，也具可塑性。它能被抽象成文化消費物件，而該物件與其原初地的市中心區只有淡薄的關係。

波蘭歐乳製品公司大量行銷的新品牌“新鮮”乳酪塊廣告寫：“你曾須到意大利區的 latticini 商店買新鮮的莫澤雷勒乾酪。店主每日製作這款美味白乳酪，放在淡鹽水桶中保持新鮮。”重點是，再也不必到市中心族裔鄰里消費他們的遺產；國際貿易和大衆配銷就能複製歷史性的“真實”產品。這則廣告繼續說：“爲了掌握新鮮莫澤雷勒乾酪的纖細、手工的本質，Polly-O 使用意大利進口的方法與設備。我們甚至在水裏包裝每份白乳酪，以保溼潤新鮮長達 25 天。”

超市開始販售新鮮莫澤雷勒乾酪後，就不需要 latticini 了。

因此，消費的組織對市中心有弔詭的影響。地方的文化價值起初被視爲獨一無二，最後卻抽象爲市場文化。

雪倫·朱津（又譯莎倫·佐金），《權力地景——從底特律到迪士尼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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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倫·佐金還以另外一位來自意大利的觀察者之口論述了“中介化”的消費主義影響。

消費主義與全球化一樣，如今成爲被質疑和詬病的對象。

今日的文化消費依循許多中介者的引導：藝術家、初級消費者和設計師，他們詮釋慾望，指點消費者把懂得消費等同於懂得生活；新服務業的製片者迎合精疲力竭的消費者，“他渴望以手工棉織品來調和廉價印花棉布”。這種渴望經由並置極其老舊（歷史的）與現代感十足（最先進）的產品而獲得滿足。

一如士紳化鄰里是集體記憶的寶庫，它也是個人化、高科技家戶消費的所在。

新觀光區的崛起反映類似的組合。我們在白天參觀古色古香的地景，像是具貴族氣派的鄉間宅邸和生態博物館，到了晚上在鄉間旅館以美好的（法國）食物讓自己感受安逸舒適。

重點不在於這些吸引力的存在，而是因爲我們渴望它們而在單一實踐中結合兩者。

“我的首次美國之旅後，”米蘭設計師艾託瑞·索特莎斯平靜地回顧，“我瞭解到新消費主義文化不是解答。反之，我要讓消費者察覺到他正在消費。”視角轉變是評論階層的主要產物。

雪倫·朱津，《權力地景——從底特律到迪士尼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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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主義，資本，全球化，這些附着在士紳化上的標籤，對於城市的“擴張”和“發展”需求上來說是積極的。這也是政府往往成爲士紳化推動者的原因。在政治家看來，士紳化是解決問題的辦法：城市更新；增加就業；納稅人口的增加……對於居住在這裏的人來說，情況就複雜了：內城原住民是被剝奪者嗎？士紳化過程當中政府是否促進了公平？費城社會山的名門望族畢竟與城市運轉中產生的“廢棄物”的生活相去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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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斯金格居住的紐約，一個都市傳說中提到當年市長朱利安尼。

……新當選的市長朱利安尼 1994 年着手鞏固新興的恢復失地運動者之城。

作爲 25 年來紐約的第一位共和黨人市長，朱利安尼用對無家可歸者的協同攻擊開始了自己的市長任期。根據一個廣爲流傳的故事，在上任幾天之後，一位記者質問朱利安尼對已經降臨紐約的寒潮有何準備，記者給出了街頭無家可歸者的數字，然後問市長打算做什麼——“我們正在改變天氣”，據說市長如此回應。

但是在現實中，朱利安尼政府影響的不只是天氣。他立即宣佈，無家可歸者用橡膠刷清洗擋風玻璃掙錢和在城市裏乞討是違法行爲，並啓動了刻薄的地鐵海報宣傳活動，旨在羞辱無家可歸的乞丐並恐嚇其他乘客——“不要給他們錢”。這些海報吼道：“無家可歸者要麼賊眉鼠眼要麼滿臉橫肉。”朱利安尼的第一個預算提案規定，向晚上在市政管理的庇護所睡覺的無家可歸者收取“租金”，以及如果他們拒絕接受推薦的醫學、毒品、酒精康復及其他社會服務的話就禁止他們進入庇護所。

尼爾·史密斯，《新城市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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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紳化、城市更新這樣的詞，對於中產階級來說意味着正向的變化——房屋升值、社區高檔化、可選擇的高端就業機會增加。對於貧困人口來說，則是生活成本高昂、用於生計的居住和工作場所租金提高，可能還有不舒服的排斥感，往往意味着他們將離開這個街區，或者搬到更遠的低租金社區增加通勤成本——即使士紳化，低端就業機會並不會減少。

傑羅姆·卡爾科皮諾在《古羅馬的日常生活》中談道，雖然龐貝的一些房屋與下水道系統相連，但是“羅馬房屋的下水道系統僅僅是激發現代人無限想像的神話”罷了。運走廢水和污水的不是下水道系統，而是奴隸。

簡·雅各布斯，《城市經濟》

即使在閃亮的士紳化新城市裏，大量的低端服務性工作也是由具體的低收入勞動者完成的。而我們所接觸到的大多數對城市更新的理解和探討都來自於中產階級這個羣體本身。作爲一定程度上的士紳化的受益者（至少在這個比較光鮮的階段，還是以受益者形象面目出現），中產階級們所要警惕的東西在於：在享受收益的同時，不要忽略人的存在，尤其是社會所有參與者所理解的城市更新會一邊倒地指向“與國際接軌”、“國際大都市”、“宜居城市”、“讓城市更美好”之類鼓舞人心的詞的時候。如果人是被忽略的，人是可以犧牲的，人成爲工具，特別是一部分人成爲另一部分人的工具，我們都應該重新思考這其中究竟是哪裏出現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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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口號我們都不會陌生。

與巴黎瑪萊區的那個星期六的下午一樣，我們沒有士紳化的陌生感，以至於我們相信我們身邊發生的這也是全球士紳化的一部分。

在北京或者上海，我們與一些停業的門店交流時也發現具備的士紳化的一些特徵：房東不租了。這與尼爾·史密斯所說的房主收回房屋的原因大抵相似。

不同之處在於，它們的房東很多是政府或者政府背景的機構。

在房東收回房產之後，我們也會看到政府統一風格裝修一新的新店——至少到現在，我們還不知道它會升級成什麼樣的新商業形態，或者說還沒有看到成功轉型的先例。

這或者可以理解成是政府在有意主導士紳化的進程——與費城或者紐約頂多是半官方機構、實際上大多是私人資本主導的士紳化不同；也可以理解成它與限制特大城市人口總量和人口結構的更宏觀政策相關。

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士紳化的過程。

在城市發展這個議題中，政府扮演的角色並非理所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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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士紳化，帶來好處毋庸置疑。這對於政府來說是一種誘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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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總是以規劃者的面目出現，它們通常會以“更美好”“宜居”等口號來宣傳自己的主張，這讓它們看起來像是一個解決問題者。但是很多時候，它們所試圖改變的舊有的城市亂相，實際上是既往政策的結果，問題產生原因與政府的政策選擇有關。這很像美國前總統里根曾經說過的：“政府並不能解決問題，它本身就是問題。”

在城市發展歷史中，政府角色要吸取的教訓遠多於它們可以總結的經驗。

前面我們論述的幾乎每個問題，都有政府影響於其中。

當然，我們還是要理智地堅持那個基本判斷：現代城市發展的歷史不夠長久，在以“經濟擴張”爲目的的資本主義大語境下，城市的公共性，也就是提供公平服務這一點上，出現紕漏總的來說是一個可以理解的正常過程。任何一次城市更新——比如爲低收入者提供住房（往往建成了貧民窟，既而成爲城市毒瘤）、郊區的中產階級美好生活（直接導致美國傳統社會的瓦解，其影響至今沒有消除）、士紳化讓內城煥發活力（資本新一輪對貧困人口的剝奪）……在政策之初都會贏得讚美，往往是發展一段時間之後，社會和公衆纔會發覺問題所在，而且往往是積重難返成爲巨大社會問題之時，城市纔會有所修補，但往往又帶來新的問題。

或許可以理解爲這是人類發展的成本，必須付出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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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爾·史密斯爲我們介紹了一個標準的內城房屋的興衰過程。

房屋會因損耗而貶值。雖然與我們感受到的資本層面的漲幅觀感是不同的，但房價終究會進入到一個平穩的區間。

內城街區的住房價格反映了房屋結構和相應修繕的價值，以及土地所有者獲得的地租。在第一個使用週期，地租很可能會增加，因爲城市不斷向外發展，內城房屋的價值即便要下降的話也只會非常緩慢地下降，因此銷售價格會相應上升。最終這片街區的房屋會持續貶值，這有三個原因：勞動生產力的進步；戶型過時；自然磨損。

房主在意識到如果不進行維修房價就會立刻下降時，他們可能會把房屋賣出去，尋找讓自己的投資更爲安全的新房。

尼爾·史密斯，《新城市前沿》

我們會發現這一點，沒有什麼人願意對持有房屋付出太多維修費用。這會加劇房屋和社區的破敗。

自住房主在房屋市場上既是消費者也是投資者：作爲投資者，他們的主要回報是銷售價格的增量超過購買價格。

房東就不太願意對房屋進行維修。“維護不夠是房東對市場下跌極爲合理的回應”。

如果發生衰落的話，房產擁有者通常會出於市場策略原因而不是因爲缺少資金減少對自己房屋的修繕。房產中介競相誘騙房產擁有者削價拋售，從而進一步加劇了這種衰落。

尼爾·史密斯，《新城市前沿》

接下來就是房屋價格持續下降，房東更不願意投入，切割更小單元給更多的人以帶來更多的回報，最後就是廢棄。

在房價開始下降的白人社區，地產中介利用種族主義的情緒，以相對便宜的價格買下房屋，然後大幅漲價賣給非洲裔美國人、拉丁裔美國人或其他少數族裔家庭，很多這類家庭可能正在努力掙扎以期擁有自己的第一個家。

一旦房產欺詐產生，房屋價格會進一步下降，這並不只是因爲住房市場的種族主義，也因爲該房屋以虛高的價格被售出，新搬入的家庭因此缺少維修資金，也不能按時支付按揭貸款。

隨着資本進一步貶值和房東獲利的下降，更多主動的撤資就逐漸取代因資金不足而無法修繕的情況；房屋價值和資本化地租下降，導致房屋售價進一步下降。

就算一棟建築物住滿了人，在缺少維護或者對房屋進行系統改造以最大限度“壓榨”其價值的情況下，這類對財物的破壞還是會促成房屋貶值。在這個階段，破壞財物實際上是房東的一個策略。這一階段，把房屋結構進一步切割，劃出更多的出租單位司空見慣。通過這種進一步劃分，房東希望在最後的幾年內物盡其用（加強盈利能力）。

建築物被廢棄並不是因爲它們不能用了，而是因爲它們無法盈利了。在這個衰敗期，房東甚至會萌生一把火燒掉自己的物業以換得大筆保險賠付這樣的想法。

尼爾·史密斯，《新城市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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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面描述的過程當中，幾乎每個環節都可以採取一些措施對可能惡化城市社區的趨勢作出修補，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甚至有的時候會看到政策會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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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深蒂固的歧視問題，這表現在購買住房和按揭貸款和抵押市場上。在《攀登勞雷爾山》一書中，介紹了種族隔離和城市規劃法規的簡單歷史。1920 年代，房地產業發明了新方法——例如“使用限制權”和“限制性契約”阻止黑人進入白人居民區——在種族歧視在公共政策層面被禁止之後，私下的、行業的、民間契約性的規定成爲隔離的主要手段。

“使用限制權”是在產權上附加的條款，禁止向非裔美國人和其他不受歡迎的羣體（例如猶太人）進行後續銷售；“限制性契約”指的是特定地理區域內房主之間的合同，該地區居民都同意不向非裔美國人和其他不受歡迎的羣體出租或出售房產。在大多數房主簽約後，該合同就會生效，之後該地區內違反合同約定的人將在民事法庭上被起訴。

道格拉斯·梅西，蘭·奧爾布賴特，瑞貝卡·卡斯諾，伊麗莎白·德里克森，大衛·肯錫，《攀登勞雷爾山》

歷史上，美國最重要的居住流動障礙就是種族。在民權運動之前，宗教少數羣體和少數族裔，特別是非裔美國人，在房地產和抵押市場經受了制度性歧視，而且被旨在鼓勵購房的聯邦貸款項目拒之門外。除此之外，拒給貸款的歧視性做法在貸款行業已經制度化，並系統地拒絕向黑人居民區提供資本。貧困的黑人居民區經常成爲城市重建項目的拆除目標，這迫使居民離開並搬入建築質量糟糕而且維修不善的密集公共住房中，致使黑人家庭因階層和種族被孤立。

道格拉斯·梅西，蘭·奧爾布賴特，瑞貝卡·卡斯諾，伊麗莎白·德里克森，大衛·肯錫，《攀登勞雷爾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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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 年“限制性契約”被美國最高法院宣佈不可實施，但聯邦住房管理局（FHA）對此不以爲然。在“之後的幾十年，個人和機構拒絕向少數族羣成員出租和出售房屋的行爲仍然屬於合法”，在1970 年代前後，這些種族歧視性的潛規則才逐漸被明確的法規所禁止。這家誕生於新政中的公司，對於街區有一種準確的但是貽害甚廣的理解，“如果一戶非白人家庭在任何一個街區出現，就足以把整個街區標示爲黑人街區”，肯尼思·約翰遜在《馬唐草邊疆》中引用聯邦住房管理局（FHA）局長助理洛克伍德在 1948 年的一段話，“聯邦住房管理局從來沒有擔保過混合居住的住宅項目”，因爲他們預料到“這樣的項目將很可能在短期內變成全黑人或全白人居住區”。

聯邦住房管理局確實促進了建築業不利於少數民族和內城的住房市場的走向，它實施的政策助長了郊區在收入和種族方面的隔離。聯邦政府可能是首次接納了市場的歧視態度。以前，歧視只是私人的和個別的；聯邦住房管理局倡導隔離並將之奉爲國家政策。整個城市區域被宣告不合適貸款擔保；例如，遲至 1966 年，聯邦住房管理局在新澤西州的卡姆登或帕特森這兩個衰退中的工業城市，沒有對一戶家庭提供一例貸款擔保。這種資金的撤出往往導致一個社區住房銷售的困難，因此空房子經常一空數月，致使價格暴跌。

肯尼思·約翰遜，《馬唐草邊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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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經濟繁榮，房地產市場也異常繁榮，但這主要“得益於公路改進、財產和收入稅的降低以及貸款擔保項目”，貧困人口本來沒有這些發展紅利。爲這個羣體提供住房，被很多人直觀地認爲是政府公平服務的表現形式，但結果不但沒有做到，反倒是製造了更多的貧民窟。

公共住房原本是貧民窟的替代品，可是沒想到，它卻慢慢成了貧民窟的接班人。隨着政客們掐死資金的投入，公共住房因爲年久失修每況愈下。屋內窗戶破損、水管堵塞、電梯日益老舊。出了大門，污水的排放口在光天化日之下敞開着，沒人收的垃圾也越疊越高。有能力搬的住戶都搬走了，剩下的都是弱勢中的弱勢。未經多少時日，公共住房社區便身陷一片混亂與暴力之中。

以聖路易斯爲例，著名的“普魯伊特-艾戈公寓大樓”於建成後的第十八年，在電視的實況轉播中被炸燬。因爲什麼？那地方可怕到連警察都不敢越雷池一步。

放眼全美國，鐵球和炸藥還造訪了許多臭名昭著的公共住房項目，像是芝加哥的“羅伯特·泰勒之家”跟亞特蘭大的“麥克丹尼爾-格倫之家”，這些死氣沉沉的公共住房在黑白隔離、杳無人跡的城市一隅投下了深深的陰影。以這些住房項目的發展情況來看，把它們炸掉不僅省錢，也比較人道。這與“一套房子發生過如此難以啓齒的事情，索性用推土機把它給剷掉算了”是同一種概念。

馬修·德斯蒙德，《掃地出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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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在城市管理上總是磕磕絆絆，但對於政府來說，士紳化還是一次“新機會”——修正過去的錯誤可能是其中一個原因，更多的原因還在於城市發展，這條路似乎不可迴避。

當然，同樣不可迴避的還有始終難以解決的公平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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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代初，當哈萊姆進入紐約市政當局眼中的時候，“一方面，它的位置挨着世界上租金最高的地區之一；另一方面，儘管非常近，但是整個 20 世紀的大多數時候，資金從哈萊姆持續撤離導致其租金和土地價值低得可憐”。尼爾·史密斯說：“從中城到哈萊姆兩站地鐵這 2.5 英里的距離，代表了 1980 年代人們能夠想像的最陡峭的租金梯度。”

因爲與市中心甚至是全世界的中心足夠近，所以從政府到資本都不缺改造的衝動，唯一的障礙是哈萊姆的原住民。

1980 年的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哈萊姆中心區年收入超過 5 萬美元的家庭只有 262 戶。在整個曼哈頓，收入超過 5 萬美元的黑人家庭數量不超過 1800 戶；在整個紐約市這樣的家庭不超過8000 戶。 這意味着任何非洲裔美國人想翻修改造哈萊姆都不得不大量依賴非紐約本地的人員。因此，無論說得多麼漂亮，如果從一開始僅僅是哈萊姆居民自己的“居住升級”，那麼士紳化將勢必無法繼續下去。

尼爾·史密斯，《新城市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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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但不是哈萊姆黑人的“消費升級”，而且很顯然，他們只能是士紳化的受害者——不論政府或者資本在提及士紳化“好處”時有多少動聽的話。

我們由此難免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對於哈萊姆中心區的居民來說，士紳化是“第二十二條軍規”，讓他們左右爲難。沒有私人修繕及重建的話，這片街區的住宅將繼續破敗；但是有了它，一大批哈萊姆中心區的居民最終會無家可歸，他們並不能從更好更貴的房屋中獲利。他們將是士紳化的受害者，而不是受益者。目前，無論是紐約市的《重建戰略》還是其他規劃，對於這種可能性都還沒有計劃；甚至沒有人會在開發哈萊姆中心區的戰略中承認有這種無家可歸的可能性。

尼爾·史密斯，《新城市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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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哈萊姆成爲士紳化目標之時，尼爾·史密斯說，這說明了 1970 年代以來士紳化進程的意義在深化。“位於曼哈頓北部的哈萊姆是黑人文化的主要象徵，在美國和國際上都享有盛譽，乍看起來，這裏是根本不可能成爲改造目標的。”他引用了當年德國《明鏡週刊》一篇報道文章的標題感慨：

“哦，寶貝，媽的，怎麼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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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爾·史密斯的《新城市前沿》是從紐約的一次反士紳化運動開始的。

1988 年 8 月 6 日傍晚，在紐約下東區湯普金斯廣場公園這片小小的綠地裏爆發了一場騷亂。這場騷亂一直持續到深夜，警察列隊站在一側，而去士紳化示威者、朋克青年、房產維權人士、公園定居者、藝術家、週六晚上的狂歡者和下東區居民這樣的多元組合則在另一側與之對峙。 市政部門企圖從凌晨一點在公園強制實行宵禁，把越來越多住在或睡在公園的流浪漢、扛着錄音機瘋狂至深夜的朋克小孩，以及將公園作爲交易地點的毒品販子和買家統統趕出公園。這次騷亂即是對這一騷擾政策的回應。許多當地居民和公園使用者對這一政策也持不同看法：他們認爲紐約市正在試圖馴化這座公園，以助力下東區已經大幅開展的士紳化改造。

“士紳化是階級戰爭！”這一標語出現在週六晚上維護公園開放的遊行隊伍中的最大一張橫幅上。

尼爾·史密斯，《新城市前沿》

士紳化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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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內城充滿熱愛的郊區城市反對者們認爲士紳化本身無可指摘。

要遵循的最重要的前提就是，“如果這種狀況最終將導致租房者遷離，那麼士紳化的反對者們奮起抗爭就是正當合理的”，否則，反對的理由總是不充分的。

從鄰里社區這個微觀層面來看，反對士紳化無異於反對城市進步；沒有中產階級的遷入，就不會有城市復興。由於政府的補貼，經濟適用房正以非常驚人的速度增長。因此，當今大多數城市中心區所面臨的挑戰並不是提供經濟適用房，而是怎樣創造一個適合中產階級的住房市場。

畢竟，城市中的居民連納稅能力都沒有，那麼這個城市是不會繁榮的。

因此，從事城市中心區復興項目的規劃師只有兩條路可走：要麼鼓勵士紳化，要麼辭職不幹。

面對抱怨之聲，比較有價值的做法是調查其深層根源：反對士紳化的呼聲，固然有一些是來自怕被排擠的城市居民，但更多的是來自政客——他們擔心城市居民在種族和經濟上的融合會動搖他們的權力基礎。

安德魯·杜安尼、伊麗莎白·普雷特-茲伯格、傑夫·斯佩克，《郊區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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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紳化之所以面目可惡，或者說它可能蘊含着可惡，很大程度上是它所蘊藏的一些“骯髒的成分”，而這些成分又很大程度上與政府在其中扮演的錯誤的角色有關。這其中有一些很幼稚的原因，比如對可能存在的困難估計不足，當然，不用爲困難負責可能也是一個重要因素。

抵制士紳化與現有居民發展城市的努力是背道而馳的。因此，政府和激進主義者們必須把注意力從反對士紳化轉移到減少它造成的負面影響上來。士紳化之所以被認爲是一個骯髒的字眼，是由於它過去總是發生在沒有安全保障體系的情況下，從而造成了 1960 年代很多被迫遷移的住戶無家可歸。時過境遷，而今的情況已經不同以往了。

安德魯·杜安尼、伊麗莎白·普雷特-茲伯格、傑夫·斯佩克，《郊區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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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研究理性選擇理論而知名的美國經濟學者彼得·T.李森說：政策制定者不應該讓“最好”成爲“良好”的敵人，而在治理選項極度受限的最不發達國家中，“最好”更不應該成爲“一般”的敵人。這會爲一個很難盡善盡美的政策提供行動起來的藉口，士紳化在很多時候是藉助這種理性選擇而實施，不過斯佩克等人儘管對士紳化保持樂觀，但還是特別指出其中的問題所在：

有一種士紳化的形式應該永遠抵制，那就是政府強加的投機的士紳化。在這一過程中，市政當局試圖通過強化其城市土地區劃來重建城市中心區。但這一措施會導致房地產稅額的提高，從而迫使現有的居民和商家離開。同時，由此產生的高地價實際上卻以阻礙開發而告終，因爲這種新的土地區劃提供大規模的工程項目，而這些項目的開發風險只有大開發商才能承擔。其結果就是，每 5 年纔會有一個項目完工，而此項目要滿足此後 5 年內房地產方面的所有需要。

雖然美國人似乎接受了這種開發形式，認爲它是不可避免的現實：一邊是半個城市空蕩蕩地閒置在那裏，另一邊是大型工程項目像宇宙飛船一樣孤零零地矗立在偏遠隔絕的地方。

但是，看一下我們北方的鄰國，就會發現，情況大可不必如此。在加拿大的溫哥華和多倫多，二三層的舊建築之間安插、建造新的大型建築的例子並不少見。其區別就在於稅收政策，他們既允許大規模開發，也不會用高稅額來懲罰現有的小型房地產業主。

安德魯·杜安尼、伊麗莎白·普雷特-茲伯格、傑夫·斯佩克，《郊區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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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邊是半個城市空蕩蕩地閒置在那裏，另一邊是大型工程項目像宇宙飛船一樣孤零零地矗立在偏遠隔絕的地方”，這一段話，感覺更像是在提醒中國城市的現狀。

這其中，最典型的莫過於哈爾濱道外區的士紳化改造了。

在 2018 年看到整個街區處於停滯狀態：原有的房主和租戶已經離開，大部分房子因爲無人居住而更加破敗，搖搖欲墜；街道因爲修建地鐵而中斷，顯得更加蕭條。

政府在確定一個更新內城的計劃之後，最先做的那一部分工作是把原住戶騰退，接下來的往往是更長期更艱難的工作：吸引新的資本進入內城完成城市改造。但改造過程當中政府和開發商對容積率的不同理解；徹底改變舊社區景觀；開發商只有在完成招商之後這個街區纔有可能重煥活力……這個漫長的過程中，城市經濟發展的前景是否能夠容納足夠多的新商業主體進入是未知的；因爲巨大的前期騰退成本所引起的土地成本高昂進一步制約了新的商業主體進入；最爲人所詬病的是從貧窮內城置換爲新的富人區這個過程即使沒有道義上的問題，但是否有足夠多的富人進駐也是有疑問的……

即便不是如哈爾濱這樣的走下坡路的“鏽帶型”城市，即使是財大氣粗的北京，在前些年對南城改造之後留下的兩廣路沿線景觀的破壞，其後的商業活力至今也沒有解決。而新一輪騰退在傳統的內城北城（老東城和西城）又開始了……

有關中國的內城更新問題後面還會提到，它的問題遠比歐美所遇到的要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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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紳化在很多情況下都被簡化爲窮人與中產階級的矛盾。從表象上看它似乎沒錯，但實際上更值得關注的是中產階級背後的力量：它是以消滅貧窮現象爲目標還是以消滅窮人、趕走窮人爲目標。

如果離開了手段，談最後的一個和諧目的，那世界上所有獨裁者都是偉大人物了——比如奧特曼男爵在巴黎，墨索里尼的火車時刻表，我們前面講過的，朱利安尼還說他要改變氣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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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夫·斯佩克等人所着力強調的，要抵制的這種士紳化——政府強加的投機，與對政府士紳化的警惕一道，都是提防公共服務出現的偏差。一旦錯誤釀成、積累，它的目的就會轉化爲醜惡；又因爲它們所擁有的強勢的宣傳和執行力，最終會敗壞整個社會。

城市隔離政策不僅是一個冷酷的現狀，更是一場無窮無盡的社會戰爭。在這場戰爭中，國家時時以“進步”“美化”甚至“對貧民的社會公正”等名義介入其中，重新劃定空間邊界以保護土地所有者、外國投資者、私房房主精英和中等階層上班族的利益。如 1860 年代的巴黎，在奧斯曼男爵的狂熱統治下，城市發展仍然在努力同時保證最大限度的私人利益和社會控制。

當代的人口遷移規模是巨大的：每年數以千計甚至上百萬的貧民——合法房客和擅自定居者——被強行逐出第三世界的居住區。其結果是，城市貧民成了流浪者，“處在一種永恆流浪狀態中的短暫過客”。

就像被奧斯曼從他們古老的街區中逐出的無褲黨，他們“厭倦了大屠殺……這種暴君手中的花招”。他們也對現代化把他們界定爲“人類拖累”（1970 年代把 9 萬居民逐出中心的都市外圍貧民窟的達喀爾當局）的古老語言憤怒不已。

邁克·戴維斯，《佈滿貧民窟的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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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腐敗透頂的 2005 年津巴布韋選舉之後，總統羅伯特·穆加貝把怒火轉到哈拉雷和布拉瓦約的街頭市場和棚戶區，那兒的貧民們大多投票給其對手民主運動組織。

5 月初，打着驅逐渣滓的陰險旗號，淨化行動的第一步是警察對城市 34 個流動市場的襲擊。一名警官公開督促他的手下：“從明天起，我要在我辦公桌上看到我們已槍擊人數的報告。總統已經全力支持這一行動，所以沒什麼好怕的。你們應該把這一行動當成一場戰爭。”

警察們照辦了。

一週後，警察開始剷除位於新開發區的民主運動總部和前穆加貝貧民窟，如契莫瓦和納德佐尼奧中的棚屋。

另外，在哈拉雷西邊的泛哈特克利福區，警察驅逐了一個棚戶區的上千居民，他們是在一個更早的，因伊麗莎白女王一次國事訪問而進行的“清理”運動後於 1990 年代初搬到此地的。

到 7 月中旬，超過 70 萬貧民窟居民——官方術語“人渣”——被驅逐，而那些試圖反抗的人被當即槍殺、鞭打或逮捕。

聯合國調查發現，“受害者的範圍極廣，特別是寡婦、單身母親、孩子、孤兒、老人和殘疾人”。

邁克·戴維斯，《佈滿貧民窟的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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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地說，穆加貝的故事與城市更新和士紳化無關，它只是強勢的政府對不同意見的一次懲罰。

不過，是時候要回顧一下李·斯金格的那個問題了：作爲人類的我們是如何彼此相關的？

否則我們就會忘了我們的初衷。

題圖爲電影《巴黎，我愛你》，來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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