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市場能解決延遲退休大媽大嫂的就業嗎?)

近日,學者董登新在《第一財經日報》撰文討論城鎮女職工延遲退休問題。他認爲,城鎮女職工50歲退休是勞動力資源的巨大浪費,應該讓這些城鎮女職工延遲到60歲退休。他還認爲,當前中國97%老年人依靠居家社區養老,服務供給異常短缺,“這一缺口至少需要5000萬大嫂和大媽介入填補”,因而延遲退休後,城鎮女職工50~59歲期間的就業與收入問題,是可以解決的。

能否通過“社區服務及養老服務崗位”來解決延退大媽大嫂們的就業與收入問題呢?對此需要分兩步來考慮。首先,上述服務業是否需要那麼多的勞動力?其次,如果確實需要,能否通過市場來加以滿足,即5000萬大媽大嫂能否在市場上找到滿意的工作?

根據2015年所做的第四次中國城鄉老年人生活狀況抽樣調查,2015年,全國2.22億60歲及以上的中國公民中,生活完全或部分無法自理的失能、半失能老人就有4063萬。隨着中國人口的老齡化,失能、半失能老人數量預計將持續增長,到2020年增加到4200萬,2030年增加到6168萬。2015年,中國老年人口中,城鎮老年人口占52.0%,即城鎮中需要他人照顧的失能、半失能老人數量有2113萬;如果2030年這一比例提高到62%,那上述失能、半失能老人數量將增加到3824萬,即比2015年增加1700多萬。如果每個新增失能、半失能老人需要一個大媽大嫂去看護,養老服務可以吸收1/3的延退大媽大嫂。加上其他社區服務的需要,應該說,董登新的“家庭工人”設想還是有一定依據的。

但如果把需要變成需求,即通過勞動力市場來提供養老服務,結論就大相徑庭了。根據官方認可的數據,2016年,全國家政服務業從業人員數量爲2542萬。家政服務業可細分爲母嬰護理、養老看護、小時工及其他四類。2016年該業營業收入中,養老看護僅佔16.3%,比2015年下降了1.4個百分點。因爲缺少分類的從業人員數據,我只能假定家政服務業中各類從業人員的比重相當於其在營業收入中的比重。由此推算,2016年與養老服務有關的從業人員大約只有400多萬。與2015年2100多萬失能、半失能老人相比,養老看護業勞動者與服務對象之比是1比5;如果這一比例不變,到2030年,養老看護業只能新增350萬勞動者,即只相當於5000萬延退大媽大嫂的7%。

應該指出的是,就是這新增加的350萬養老服務業崗位,延退大媽大嫂也未必一定能得到,她們必須與農民工競爭。與製造業、餐飲業相比,家政服務業一是收入高,根據趕集網2018年1~7月數據,目前全國平均薪資6900元;二是對年齡要求不嚴、從業人員可以在該行業從20多歲一直工作到退休年齡,因而成爲女性農民工(包括許多青年女性農民工)看好的行業。現有家政服務業的從業人員中,農民工佔大多數。

市場能解決延遲退休大媽大嫂的就業嗎?

延退大媽大嫂應該如何面對農民工的競爭?董登新的解決方案是:“通過職業化資質培訓,這些大媽大嫂就可以作爲專業而熟練的‘家庭工人’,直接進入社區服務及養老服務崗位,獲取不菲的高附加值工資”。

對上述設想,我有兩點不同意見。

首先,“職業化資質培訓”延退大媽大嫂可以參加,農民工同樣可以參加,因而並非只有延退大媽大嫂才能成爲“專業而熟練的‘家庭工人’”。

其次,發展養老看護業必須考慮作爲服務對象的老人們的經濟承受能力。2017年,中國共有離退休人員11026萬,其中“執行企業制度”的有9460萬。企業退休人員的月退休金多在5000元以下。以這樣的收入水平,退休老人身體健康時,每週請小時工做幾次家務,經濟上沒有問題;生重病時請看護人員臨時照顧幾個月,經濟上也還能承受;如果退休者是失能、半失能老人,需要長期養老看護,那不要說每月支付相當於家政服務業平均薪資的6900元,就是打個對摺,每月支付3500元,他們也無法承受,更不要說支付專業化“家庭工人”的“高附加值工資”了。

市場能解決延遲退休大媽大嫂的就業嗎?

大媽大嫂要想在養老服務競爭中勝過農民工,可能性最大的是家庭養老。在家庭中,養老服務屬於家務勞動,往往由子女免費提供。這種免費的服務,農民工無論如何是不會提供的。子女照顧失能、半失能父母會存在種種問題,某些活計子女可能幹不動或不會幹。我認爲比較合理的做法是:失能、半失能父母的日常看護由子女輩的大媽大嫂承擔;某些重體力勞動請小時工;某些需要專業技能的工作可以由專業化的社區家庭護理工作者承擔,也可以由經過家庭護理工作者指導和培訓後的子女承擔。

根據2015年的第四次中國城鄉老年人生活狀況抽樣調查結果,中國失能、半失能老人佔老年人口的18.3%,如果按照官方口徑,90%的老年人居家養老,7%的老年人社區養老,那麼,失能、半失能老人中,5/6需要子女提供非市場化的養老服務。中國之所以會出現養老看護業勞動者與失能、半失能老人之比是1比5的局面,我認爲與子女普遍提供的非市場化的養老看護有關。

學者唐鈞曾指出,退休帶孩子是社會勞動。等孩子到學齡,退休人員“可能就又將服務方向轉向比自己更老的老人”;要爲0~3歲的孩子與老人提供公共服務,費用恐怕遠遠超過現有退休金。因此,基於親情讓大媽大嫂帶孫輩和照顧父母,可以降低相應服務的成本。儘管這類勞動沒有進入勞動力市場,但它同樣是社會正常運行所不可少的,因而也就談不上“勞動力資源的巨大浪費”。

無償看護父母的子女也要喫飯。如果大媽大嫂延退,那麼,在50~59歲期間,她們就只能先顧自己的生計,這勢必會影響到非市場化養老看護的供給。在討論大媽大嫂延退時,這是一個必須考慮的因素。

隨着老齡化的進展,失能、半失能老人數量在快速上升,養老看護費用的籌措成爲普遍的難題。對此,發達國家的對策是向40歲以上的中老年人徵稅,國家用這筆稅款來支付老年人市場化的晚年護理服務費用。德國20年前就已經這樣做,英國則正在醞釀這樣做。正在降成本的中國顯然沒有條件讓養老服務完全市場化,而只能走非市場化與市場化並行的路。

據此,我認爲,即使要讓大媽大嫂延遲退休,也應該從鼓勵生育和維持非市場養老看護的角度留有餘地。即對那些達到原退休年齡、子女生育二孩或父母尚健在的大媽大嫂,允許她們按照原退休年齡退休,提前退休所需的養老金,由國家用於生育與照顧失能、半失能老人的經費撥付。

(作者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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