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的情趣與藝術

文 / 薩特

譯 / 林衡哲、廖運範

我是從書堆裏開始我的生活的，就像我將在書堆裏結束我的生活一樣。在我外祖父的辦公室裏到處都是書，他禁止別人碰這些書，只一年一次，在十月份開學之前才能給這些書撣去灰塵。

在我還不識字的時候就已經對這些豎着的石頭倍加崇敬：它們或者直立、或是斜立，像磚塊似地在書架格子裏擠壓着，或是間隔擺着，猶如古代石柱形成的通道，高雅而壯觀。

我感到我們全家的興衰全繫於這些石頭。它們都很相像，我在這所小小聖殿裏嬉戲，周圍是低矮、古老的文物，它們曾看到我出生，也將看到我死亡，它們的永恆保證了我的未來將與過去一樣的寧靜。晚上常常偷偷地觸摸它們，使得手有幸沾上它們的灰塵。

但那時我還不知道怎樣做纔好。每天我都看到一些場面，卻不知其含義是什麼。比如，我的外祖父平時特別笨拙，還得我母親給他戴手套，可他擺弄這些文物書籍時他的手卻像主祭那樣敏捷嫺熟。

我曾千百次地看到他漫不經心地起來，繞他的桌子轉一圈兒，一兩步就穿過了屋子，準確地抽出一本書。用不着選擇，一邊翻着書。一邊回到他的座椅上去，剛一坐下，就用拇指與食指聯合動作一下子翻到需要的頁碼，並讓紙張發出一種皮鞋般的響聲。

有時，我走近這些盒子，它們像牡蠣一樣打開着，我發現裏面裸露着的肌體，灰白髮黴的葉片，有些腫脹，覆蓋着黑色的脈絡，吸着墨汁，散發着箘味。

在我外祖母的房間裏，書都是倒着放的。她常從一所閱覽室裏借書，我從未見她一次借兩本以上。她借的這些玩藝兒使我想起新年時喫的糖果，因爲這些書的紙張又薄又閃閃發光，好像用砑光紙做的似的。這些紙頁閃光、潔白，幾乎都是嶄新的，它們似乎都包含着神奇的奧祕。

每到星期五，我外祖母都穿裝打扮，準備出去，並且向別人說：“我要還書去”。可她回到家來，先摘下黑色帽子和短面紗，然後就從手籠裏把書抽出來。我莫名其妙，自忖道：“這是不是還是原來的那幾本書呢？”

她把這些書小心翼翼地“蓋”起來，然後從中選出一本，她拿着書坐到靠窗子的地方。她坐在那把帶有圖案的安樂椅裏，戴上她的老花鏡，不斷髮出幸福又疲倦的嘆氣聲。她低下眼瞼看起書來，嘴上露出使人愉悅的微笑。後來我在蒙娜麗莎的嘴上又發現了這種微笑。我母親此時則一言不發，也要我保持沉默。

這情景使我想到了彌撒、死亡和睏倦，因爲此時我心中充滿了一種神聖的靜寂。路易絲不時地小聲笑了起來，她喊女兒過去，用手指指着一行字，這兩個女人便交換一個會心的眼色。但是，我並不喜歡這些裝潢過於講究的小冊子。

這是些難登大雅之堂的書，我外祖父就毫不掩飾他的鄙視態度，他瞧不起這些給女人寫的玩藝兒。星期天，他常常無事可做，便進妻子的房間，像柱子一樣站到她面前，一言不發。大家都注視着他。他把玻璃窗敲得咚咚直響。後來，他想不出別的新花樣，便轉身對着路易絲，從她手裏把小說奪走。她憤怒地喊道：“查理！你把我的頁碼搗亂了！”這時，我外祖父已眉飛色舞地讀了起來。突然，他用食指敲打着小冊子，說：“不懂！”

“你怎麼會懂呢？你不從頭看！”我外祖母反駁道。

他無可奈何地把書往桌上一扔，聳聳肩走了。

他肯定是有道理的，因爲他是寫書的人嘛。我很瞭解這一點：他曾指給我看過在書架格子上擺的書，那是一些厚厚的硬皮大部頭，棕色的帆布封面。“小東西，這些書都是外公寫的”。多麼令人自豪啊！我是創造這些聖物的專業巨匠的外孫，他像管風琴製造者、教士的裁縫師一樣受到別人的尊敬。

我親眼目睹他爲自己的著作嘔心瀝血：每年他都要重版（德語讀本）。假期時，全家都在焦灼不安地等待着重版的清樣。查理忍受了這樣無所事事的閒待著。郵差終於送來了一些又大又軟的包裹。有人用剪刀剪斷捆包繩，外祖父便打開長條校樣，並把它們按次序擺在飯廳的桌子上，揮動紅筆改起來。每發現一處印刷錯誤，他便從牙縫裏擠出“見鬼”的咒罵聲，直到女傭說已到喫飯時間，要在桌上擺刀叉時，他才停止罵人。此時，大家都很高興，我則站到一把椅子上，興高采烈觀賞着這些帶着血紅條痕的一行行的黑字。查理·施韋策爾告訴我：他和發行人是不共戴天的敵人。

外祖父從來不會算帳：由於無生活憂慮，他花錢隨意揮霍；由於好顯示富裕，他對人慷慨大方；到了晚年，他變得吝嗇，這是八十歲老人常有的毛病，是老人行動不便、怕死心理的結果。

那個時候，他的這種吝嗇表現爲對別人的疑神疑鬼：當他收到稿費匯款時，他總是舉起雙臂，喊叫說別人在掐他的脖子：或者跑到外祖母房間，陰沉着臉宣稱“我的發行人搶了我的錢，就像樹林裏的強盜一樣”。

我從這裏喫驚地發現了人剝削人。這種可惡的事情幸虧少見，若是沒有這種事世界該多美好啊，老闆可以根據能力付錢，工人則可以根據本事拿錢了。爲什麼這些吸血鬼的發行家不這樣做，卻要喝我可憐的外祖父的血呢？因爲外祖父的獻身精神沒有得到報償，我對他更加尊敬了，把他看作聖人。由此，我很早便把教書看作是一種神聖職業，把文學看作是使我入迷的嗜好。

我那時還不識字，但已很時髦地要求要有“我的書”。外祖父便到了他那個可恨的發行家那裏給我要來了詩人莫里斯·紹爾的《故事集》。

這些故事源於民間傳說，作者自稱是仍保留了兒童的眼光，根據兒童的特點把它們改編成故事的。我想馬上弄懂這些故事，先選了兩本最薄的書，用鼻子聞了聞，又用手掂了掂，隨意地把書打開到想看的那一頁，同時把那頁紙弄得發出響聲。真是白費勁：我並沒有感到弄懂了什麼。我又試着把這些書當成玩具娃娃，搖晃它們，親它們，打它們，這一切也毫無結果。急得我要哭起來，最後便把書放到媽媽的膝蓋上。她從針線活兒上抬起眼睛，看着我問道：“親愛的，你是要我給你讀這些仙女故事嗎？”我懷疑地反問道：“仙女是在這書裏嗎？”這個故事我太熟悉了，因爲我母親常給我講它，當她給我洗完臉，要給我擦花露水的時候，或當香皂從她手裏滑到浴缸底下伸手去尋找的時候，她都給我講這個故事。對這個太熟悉的故事，我總是心不在焉地聽着。

我心裏只有安娜·瑪麗，這個我每天早晨都聽到的姑娘，耳朵裏聽到的只有她的那種奴僕特有的顫抖聲音。我喜歡這種故事：講講停停，講了上文沒有下文，剛纔還自然流暢，一下子又支離破碎，最後變得不可收拾，在一種富有旋律的鬆散結構中消失，經過一陣沉默之後，又重新組合起來。況且方式就是這樣產生的。它是自言自語的聯繫物。

我母親給講的時候，我們都是單獨的兩個人，遠離人類、衆神和牧師，猶如樹林裏的兩隻牡鹿，只和其它牡鹿和仙女們在一起。我簡直難以相信能把我們的這種散着香皂和花露水香味的世俗生活片斷編進一本書裏去。

安娜·瑪麗讓我坐在她的對面，坐在我的小椅子上。她向前探着身體，垂下眼瞼，睡着了。從這副雕像般的面孔發出一種石膏製品的聲音。我糊塗了：這是誰在講述？在講什麼？在給誰講？我母親早已離開了我，因爲我既看不到微笑，也看不到心心相印的表示，我被流放了。而且，我也不鑿她的語言。她哪兒來的這種泰然自信呢？過了好一會，我才明白：這是那本書在說話，一些句子從那裏出來，使我感到恐懼。這些句是真正的千足蟲，它們集在一起，舞動着音節和字母，拉長了二合元音，震顫着雙輔音；它們忽而歌唱、忽而鼻音嗡嗡、忽而間隔着停頓和嘆息，充滿着陌生的詞語；它們自我陶醉，得意於自身的九曲迴腸般的結構，絲毫不顧忌我是否能忍受得了。有時候，這些句子還沒等我明白過來就消失了，還有的時候，我早已懂了，它們卻繼續雍容高雅地說下去，連一個逗號標點也不肯漏過。當然，這些話不是對我說的，至於故事是美麗動人的：砍柴人，他的老婆和他們的兩個女兒，還有仙女。這些小老百姓是我們同類卻都染上了莊嚴崇高的色彩，他們明明是衣衫檻樓，卻說成是衣着華貴，真是文過飾非，橫增色彩，把一切行爲都變成常規典禮，把一切事都變成堂而皇之的禮儀。

有人開始有了疑問：我外祖父的出版商專門出版教學用書，他從不放過任何利用年輕讀者的簡單頭腦的時機。他好像是對一個孩子講話：他若是砍柴人，他會怎樣做呢？兩個女兒中他會更喜歡哪一個呢？他會同意對巴拜特的懲罰嗎？幸虧，被問的這個孩子不止是我，我害怕回答這些問題。然而，我還是回答了，我的聲音很小，誰也聽不見，我感到自己變成了另一個人。安娜·瑪麗也一樣，她像個頭腦非常清醒的盲人，也變成了另外一個人。我感到自己是所有母親的孩子，而她就是所有孩子的母親。當她讀完的時候，我便迅速地把書從她手裏拿過來，夾在胳膊底下．連一聲“謝謝”也不說就走了。

日子久了，我就迷上了這種使我感到超脫自己的輕鬆遊戲。莫里斯·布紹爾以大商店櫃檯老闆爲招徠顧客而常有的那種殷勤關心着兒童，這使我感到受寵而得意。我突然喜歡上了這些事先編造好的故事，而不再喜歡那些臨時拼湊的玩藝兒。我對字句的嚴格連貫性開始敏感了：每次讀書時，老是同樣的字句不斷重複，而且按同樣的順序重複，我聽了上句等下句。在安娜·瑪麗的故事裏，所有的人物都是得過且過，任人擺佈。就像她自己的遭遇那樣，各有不同的命運。而我卻像是在教堂裏望彌撒，那些同樣的名字和事件翻來覆去，永無休止。

我那時嫉妒媽媽，決心取代她的角色。我拿到一本名叫《在中國：一箇中國人的苦難》的書，來到了一間堆放雜物的小屋裏。在那裏，我高高地坐在一隻摺疊式的鐵牀上，便裝模作樣地讀了起來：我看着那一行行的黑字，一行也不放過，並且高聲講着一個故事，自己講自己聽，儘量讀好每個音節。人們喫驚地發現了我——或是說我讓別人喫驚地發現了我——人們驚叫起來，並決定：該是教我學字母的時候了。我熱心地學起來，就像一個初學的人。我竟至要求自己單獨加課：我拿着一本埃克多·羅的《流浪兒》爬到我的摺疊式鐵牀上便讀了起來。對《流浪兒》的故事我都能背出來，我便一半是背故事，一半是連蒙帶猜地讀了起來，我一頁一頁地翻讀，當我讀完最後一頁時，我已經會讀了。

我欣喜若狂：屬於我了，這些書頁中的乾啞的聲音，這些聲音我外公用目光使之變活，他聽得見，而我那時卻聽不見！今後，我也要聽到它們了，我也要滿腹經綸，我也要知道一切。人們允許我在圖書室裏隨處活動，於是我便向人類的智慧衝鋒。正是這一點造就了現在的我。

後來，我經常聽到排猶主義者指責猶太人不瞭解大自然給人的教益和寧靜。我對他們的回答是。“如此說來，我要比猶太人更像猶太人。”農民孩子的那種甜蜜的天真和滔滔不絕的回憶在我的腦海裏無從找到，因爲我從未搬弄過土塊，也沒有掏過鳥窩。我從未採集過植物標本，也從未用石子打過鳥雀。但，那些書曾是我的鳥和鳥窩，我的家畜，我的牲畜棚和我的農村。

圖書室就是一面鏡子中反映的世界，它有無限的深度，變化無窮，不可預料。我開始了難以令人相信的冒險：我爬到椅子上、桌子上去夠書，不怕書會像雪崩似地倒下來把我埋起來。書架高層上的書我好長時間仍然夠不到；有些書我剛剛發現就被人從我手裏奪走了；還有一些書藏了起來。我拿到書，便讀了起來，有時我以爲把書放回了原來的地方，卻經常是經過一個星期以後纔再找到它們。我看到了一些可怕的東西：我打開一本畫冊，看到一張彩色插圖，上面有非常難看的昆蟲，好像在蠕動。

我趴在地毯上通過讀封特耐爾、阿里斯托芬、拉伯雷做枯燥無味的旅行。那些句子和那些東西一樣讓我看不懂：必須注意觀察它們，繞圈子，假裝離開、突然回來在它們不戒備的時候逮住它們。不過在大部分情況下，它們仍保持了自己的祕密。我成了拉佩魯斯、麥哲倫、瓦斯科·德加瑪，我發現了一些奇怪的土著居民：在特倫斯用十二音節詩翻譯的作品裏發現了“歐冬狄毛魯門諾斯”人，在一部比較文學的著作裏發現了“特異反應”人。一些佶屈聱牙的詞如“尾音節省略”，“交錯配列法”,“無瑕寶石”，還有許許多多難以理解，聞所未聞的怪詞兒突然出現在某頁的什麼地方，只要這些字一出現整個段落都變得支離破碎了。這些艱澀而隱晦的文字我只是在十年或十五年之後才懂得它們的涵義，甚至直到今天，它們仍然是不可理解的：它們構成了我的記憶的腐殖土。

圖書室裏的書無非都是些法國和德國的偉大的經典作家的作品。也有一些語法書，幾本著名小說，莫泊桑短篇小說選，一些藝術品——一幅魯本斯畫、一幅凡·戴克畫、一幅迪耶勒畫、一幅倫布朗特畫——這都是我外祖父的學生送他的新年禮物。這是個狹小的天地。但是大拉露斯詞典爲我取代了一切：我隨意地在寫字檯後面倒數第二層的書架上拿了一冊，上面標有A-Bello,Belloc-ch或Ci-Dmele-Po或Pr-Z等字母（這些字母的組合變成了專有名詞，它們各自表示普通常識的某些方面，比如有Ci-D區Pr-Z區，以及它們所代表的那個區域的動物和植物，那個區域的城市，偉大人物以及他們參與的戰役等等）。我把這冊書放在外公用的吸墨紙的墊板上，我翻開這冊書，我在裏邊發現了各種各樣的真實的鳥類，我在裏邊捕捉真實的蝴蝶，它們都落在真實的花朵上。人和動物都在裏邊，活靈活現：那些版畫是它們的軀體，那些說明文字便是它們的靈魂，它們的各自獨特的本質。實際上，還有一些模糊的草圖，多少有點像真實的樣子，雖然尚不完美。這可能是因爲動物園裏，猴子不大像真猴子，而在盧森堡公園裏人也不大像真人的緣故。我的精神上是屬柏拉圖學派式的，習慣從概念客體，我從概念上能發現更多的真實性，而不是在客體實物一樣，光是從書本上認識宇宙的：理解它，把它加以劃分，給予名目，加以思考，它還是神祕得可怕。我從書本中得到的混亂的個體同現實中偶然發生的事件混合在一起。我的這種唯心論就是從這裏產生的，後來用了三十年時間才得以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