島 君 說

　　經營企業的權力，勞動的權力，是基本的公民權力，不需要誰恩賜和賦予。

　　中國人的勤勞和智慧，只需要給個寬鬆穩定的環境，就可以用汗水撐起經得起任何風浪的大船。

　　作 者：趙建

　　圖 片：東方IC

　　來 源：西澤研究院(ID：wendao-thinkers)

　　大浪淘沙，中國正處於經濟轉型的三峽。民營企業，從過去的邊緣人、局外人，變成改革開放的受惠者、自己人，是推動中國經濟增長奇蹟的重要力量。

　　然而在經濟三峽大轉彎的關口，週期敏感度極高的民營企業正在進行一輪必然而又殘酷的優勝劣汰。加之各種產業、金融政策的不確定性，以及政策執行過程中的摩擦和扭曲，民營企業往往一不小心就成爲宏觀經濟波動的犧牲品。

　　但是民營經濟具有足夠的韌性和創造力，只要環境不折騰、不瞎折騰，埋頭聚焦實業、有核心競爭力，不亂加槓桿和隨意擴張產能的民營經濟，就能自身實現高質量的增長。

　　不折騰

　　中國經濟增長奇蹟的歷史經驗

　　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經濟增長奇蹟的原因是什麼？並不是個什麼難以解答的謎題。歷史上可以追溯對標到“文景之治”，放水養魚也好，休養生息也好：

　　提供一個穩定的環境，帶來長期穩定預期的信心，勤勉智慧願爲家族後代貢獻一切的中國人，自己會創造任何民族都難以匹敵的“經濟奇蹟”。

　　家庭承包責任制，廠長承包制，甚至財政承包制（分稅制），一包就靈，因爲建立了匹配中國人現實心智結構的生產組織模式。不是謎題，是常識理性的覺醒和迴歸而已。

　　只要不折騰，不要那麼多的外生擾動和父愛主義，這麼大市場和這麼多人口的國家，實現自發秩序下的內生增長，基本上是沒有問題。

　　當然，歷史上這樣的休養生息和自由主義，也帶來了土地兼併週期下大地主大家族勢力對財政系統的損害，繼而降低公共產品的供給引致內部藩鎮之亂和外部北方遊牧民族入侵對國家安全形成衝擊。

　　這種歷史記憶植入到各朝執政者的潛意識和心智中，形成難以泯滅的自我保護性反應——做強國家力量，統一和穩定壓倒一切。尤其是，中國脫離於外敵入侵和軍閥混戰，建立統一的國家不過七十年。

　　三十年用來制度試錯，探索政治治理體系，實現從救國圖存到建國圖強的過渡；後三十年，重建對民營經濟和市場機制的信任，重建對中國前途命運的信心。前三十年用來政治軟着陸，後三十年用來經濟軟着陸，兩個三十年難以割捨，無法分離。

　　現實複雜性

　　社會主要矛盾轉換的過渡期

　　十八大以來，思路感覺煥然一新。行政部門自身的供給側改革首先開啓，反腐也好，加強黨建也好，國企治理改革也好，其目的都是爲了建立服務型，效率型政府。

　　深化國有企業改革，不是簡單的做大做強，而是在體制機制上明晰國企邊界，建立與全球貿易和產業鏈兼容的治理模式（這一點似乎還不太夠）。再加上最近幾年的環保治理和金融嚴監管，都是對過去經濟單邊高速增長形成的沉痾進行清理。

　　因爲我們處於前所未有的社會主要矛盾的轉換期——從人民羣衆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與落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轉變爲人民羣衆對美好生活的嚮往與發展不充分不平衡之間的矛盾。

　　這個矛盾中樞的轉換，是一個宏大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命題，卻從沒有學者對這個過渡期的動態路徑進行研究，好像兩者之間的切換是瞬時的。這明顯是理論和政策上的失誤。

　　無非是擺脫內外兩個陷阱。外部是修昔底德陷阱，內部是中等收入陷阱。同時擺脫這兩個大坑的魔咒，歷史上似乎沒有先例。

　　美國藉着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國企模式說事，並前所未有的建立了對中國問題一致行動的統一戰線，客觀上也鞏固了特朗普的民選基礎。

　　固然是其自身矛盾無法調和的對外轉移——過去是依靠金融資本轉嫁，現在要在產業資本和經常賬戶上做文章，又一次右派回潮和新重商主義。

　　上一次右派大回潮是里根時代，同時衝擊了日本和蘇聯。這一次的嚴重性需要警惕，但好像我們到現在還沒做好準備。

　　我們自己也有問題。成長中的煩惱，歷史記憶沉澱在集體意識中的自然反應，就是加強國家力量。

　　從富到強，向全球講述中國故事的能力似乎還不太夠，也不怪官方的筆桿子。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大國和平崛起的邏輯和路徑，人類命運共同體與盎格魯撒克遜體系的衝突等，尤其是國企的角色，如何融入國際貿易體系，不是表達技術的問題。

　　國企的經營模式和契約結構，與市場經濟有很大的差異。衝突如何解決，如果到了意識形態和人類文明的層次，就需要付出不一樣的代價。我們恰恰就處在這樣的關口。

　　歷史的關口

　　發展民營經濟是解決內外矛盾的關鍵

　　在這個歷史關口下，民營企業對於重塑中國經濟的韌性，對於中國經濟重新融入全球貿易和產業鏈體系，開始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可以說已經決定着中國的國運。

　　首先，在中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過程中，國企可以維護國計民生和經濟穩定，但新動能的孕育和生長，卻主要依靠在市場摸爬滾打一切由市場檢驗的民企。

　　注意，這裏的新動能，不是簡單的新技術，而是新興技術的產業化和商業化，打通供需兩端形成良性閉環。否則，即使由國企依靠舉國體制研發出新技術，也可能會造成新的過剩產能，因爲沒有市場需求來容納。

　　其次，民營企業可以幫助中國經濟重新融入全球貿易和產業體系。國企問題是美國對中國非市場經濟認定最大的詬病。

　　他們建立的體系和遊戲規則就是這樣，也屬情理之中，因爲在產權屬性和公司治理上，國企和民企的差別很大。比如如果發生貿易糾紛，仲裁機制在國企面前就異常複雜。市場經濟國家對民企壟斷都進行反托拉斯，更不用說龐然大物的國企。

　　有個市場在東南亞和歐洲的老闆對我說，在跟外國客戶做生意的過程中，老外首先會看中國企業的屬性，對國企明顯“歧視”。爲了降低交易成本這家企業甚至引進了國外投資者搖身變爲外資企業，這樣更容易獲取信任和訂單。

　　這就是現實，民企在國內受歧視，但在國外有優勢。跟國企正好相反，多麼殘酷的諷刺。現狀如此，如之奈何？

　　還有一點，極其重要的一點，民營經濟的重要性，要放到社會主義新時代的歷史階段來看。如何滿足人民羣衆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如何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恐怕離不開民營經濟的發展。頂層設計的思路，似乎是要靠宏觀調控的有形之手，要靠做大做強國有企業。

　　答案似乎不該是這樣，國家力量固然重要，但能真正瞭解人民羣衆美好生活的需求，並以此轉化爲先進生產力和新動能的，恐怕還是主要靠在市場上摸爬滾打，對信息異常敏感，敢於試錯創新，及時響應市場變化具有自發秩序優勢的民營企業。

　　從理論上來說，這也是中國經濟從前發展模式，“馬克思——羅斯托（劉易斯）——凱恩斯”之後，進入可以引發內生增長的“羅默——熊彼特——哈耶克”後發展經濟學模式的範式轉換階段。

　　如果說前發展模式依靠的是國家力量，後發展經濟學則主要依靠內生的民營經濟。如果這樣講中國的發展故事，既可以形成內部歷史和邏輯的統一，又可以對外重新融入主流經濟學的語言和思想體系。

　　中國發展到新時代後與外部的衝突，倒可以逐漸化解。但是故事好講，行動難。

　　人心和信心

　　中國經濟的定海神針

　　最近一年，有些人違背國家和中央的發展思路和政策取向，宣稱一些對民企不利和擾亂企業家預期與信心的言論，造成了嚴重的影響。這些人固然可以看作是跳樑小醜，不值一提。

　　然而有些政策在基層部門執行過程中，也發生了違背中央精神的行爲，比如環保風暴和嚴監管中的“一刀切”和逆向選擇問題。本來中央的出發點是爲了解決新時代的主要矛盾，爲了建設美好生活。

　　但是基層部門在執行過程中，卻根據體制屬性和行政阻力撿軟柿子民企捏——去槓桿減少的是民企貸款，治理環保全拿民企開刀。最後導致民營企業的生存環境越來越惡劣。這絕非中央本意！

　　2018年，時間過的似乎太過漫長。內部和外部，折騰的太多。尤其是美國的奇葩總統特朗普，給中國製造了猝不及防的外部壓力，嚴重挫傷了人們對中國經濟的信心。而國內股權質押爆倉引發的股市大跌，製造了一次不大不小的流動性危機。

　　民營企業家的隨意加槓桿博取短期利潤固然是一個重要原因，金融嚴監管引發的對民營企業抽貸斷貸恐怕也難逃其咎。經濟下行期，減少或不願給民營尤其是中小企業貸款，是商業銀行商業性和風險偏好本性的本能選擇，這個規律需要有客觀的認識。

　　現在，政策風向轉變，通過行政性的下計劃下命令要求商業銀行向民企貸款，在起到一定作用的同時有可能會製造更大的扭曲，甚至引發商業銀行爲了同時滿足風險規避和政策要求的兩難選擇，信貸向本來不缺錢的優質民營企業過度集中，造成不同信用評級間的民營企業產生通道套利的不良現象。

　　甚至，導致過去那種“撐死”民營企業的現象。這是從一種折騰轉變爲另一種折騰。實際上，現在民營經濟的問題不再於金融端，而在於承擔的社會成本過高：從高稅負、高房租到高人力成本（五險一金），還有各種額外的行政成本。

　　經驗證明，折騰纔是民營企業最大的成本。從這個角度來說，提供融資便利，不如減少稅收負擔。

　　造成的財政缺口可以發行專項債，讓商業銀行投放民企的信貸額度購買這些具有利率債屬性的專項債，風險偏好也匹配，而且可以實現有效的信息甄別——那些降低成本也難存活的民營企業，恐怕就沒必要再加槓桿存續了。

　　而通過成本端釋放壓力形成利潤的民企會有更好的經營效益從銀行獲得貸款。當然那些主業較好只是現金流出問題的企業，還是得靠政府組織的救急基金。政策的邊界應該是“救急不救窮”，這樣纔能有效利用本來就稀缺的政策資源，不折騰。

　　經不起折騰，是民營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的特徵之一。尤其是中國處於新舊動能轉換的“經濟三峽”，就算政策不折騰民企都對週期異常敏感，更何況那麼多的驚嚇和突發干擾。

　　上半年，有個企業家對我說，看現在的政策形勢，三個月以上的項目都不敢上，讓他貸款投資也不會貸。還有個企業家跟我說，現在行政部門到他們公司，跟以前的感覺完全不一樣，就好像公司犯了多大錯誤一樣，呵斥指摘。

　　他說2009年美國次貸危機波及國內經濟時，行政部門的態度特別好，真的是共渡難關的姿勢。現在爲何這樣呢？民營經濟的原罪？

　　好在，總書記的民企座談會及時回答了這個問題。會後那個企業家又興奮的跟我說，這次座談會或許可以跟小平南巡講話相媲美。經營企業的權力，勞動的權力，是基本的公民權力，不需要誰恩賜和賦予。

　　中國人的勤勞和智慧，只需要給個寬鬆穩定的環境，就可以用汗水撐起經得起任何風浪的大船。只要不折騰，不瞎折騰，民營企業就可以自我生長，自我淨化，優勝劣汰，形成中國經濟新的動能和週期。

　　因爲人心在這裏，大海就在這裏，中國就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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