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但宋代丁忧制度的诸多变化无疑更加剧了其对官员仕途的影响，如战乱时期对武将的起复，往往意味着其仕途的升迁。史弥远通过钻朝廷夺情起复的空子，成功躲避了丁忧三年丧的规定，为后世官员树立了不好的榜样。

在封建社会时期，由于儒家士子和统治者的推崇，“孝道”思想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之一。守孝也成为衡量个人德行品质的重要标准之一。孝行不仅仅在于对长辈生前的赡养、优待，还体现在对长辈死后的服丧与尊重。

针对古代官员的服丧问题，统治者专门设计出了丁忧制度。丁忧制度始于西汉，其规定王朝官员在父母死后须为其丁忧（即离职）三年，带有强制性。其后历届王朝基本上继承了西汉的丁忧制度。

唐末宋初是古代官员对丁忧的态度发生转变的分水岭。唐末以前，朝廷选拔官员的方式主要是推荐制（如察举制），其比较注重对官员道德品行的考察，所以官员对待丁忧都是比较慎重的，一般都能严格遵守相关礼制。

而唐末以后，随着科举制的逐步建立，朝廷在选拔官员时考察的主要是人才的知识储备，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对考生德行的考察。在这种考察标准下，无论是统治者还是官员对待丁忧的态度都逐渐走向松懈。而丁忧制度在执行落实上的变化，也必然将对官员的仕途产生一定的影响。

一、朝廷夺情起复对官员仕途的影响

宋朝以前，无论是高级官员还是中下级官员，在为父母服丧一事上，基本上都能严格遵守丁忧制度的相关规定。但到了宋朝，就总体而言，基本上只有中下级官员能够严格遵守丁忧礼制。中下级官员因为其所处职位大多无关紧要，替代性较强，所以即便其离职三年也不影响行政机构的正常运行。

而高级官员因为其一般身兼要职，即便其在丁忧服丧期间，朝廷一遇有急事要事，往往还是会将其征召复职。如南宋绍兴四年，金兵犯宋，敌将王威攻占唐州，朝廷急调名将岳飞驰援。当时的岳飞恰好在为其母丁忧，但在数次请辞遭拒的情况下，岳飞不得不选择马上回到抗战中去。

再如四川抗金首领吴玠、吴璘兄弟，在丁忧服丧期间，面对朝廷的起复征调，同样不得不舍小家为大家。在战乱不断的宋朝，这样起复征调的事例比比皆是。当然如此特殊情况下对丁忧的违制，官员一般也不会被社会舆论谴责，反而容易得到朝廷的嘉奖，甚至加官进爵。

另外，在高级官员中，有些位高权重的官员在丁忧服丧期间更容易被皇帝起复征召，甚至其回乡丁忧都需要再三申请。如北宋三朝名相富弼，在为其母丁忧期间，朝廷曾数次对其起复，但都遭到了富弼的拒绝。面对权臣富弼的义正言辞，皇帝也没有办法，反而由此成就了富弼的美誉。宋人皆称赞富弼的孝行，富弼也由此成为后世反对朝廷起复的榜样。

当然朝廷对高级官员的夺情起复不一定就对官员的仕途起积极影响，有时反而容易弄巧成拙，破坏政治稳定。如理宗朝的右丞相史嵩之，为其父丁忧未满三个月便被皇帝起复征调，导致朝野上下舆论哗然。期间针对史嵩之起复一事，甚至形成了以徐元杰为代表的反对派和以台谏官为首的支持派，双方争论不休，局面一发而不可收拾，最终演变为理宗朝有名的党争。而身处政治漩涡中心的史嵩之最后成为宋理宗的弃子，从此赋闲退休，不再起用。

二、丁忧制度本身缺陷对官员仕途的影响

一方面朝廷能在官员丁忧期间对其起复征调，另一方面此举也给了官员一些可乘之机——通过夺情起复躲避丁忧守丧。如南宋权相史弥远，由于其为太子少傅，故在其为母丁忧的第二年就通过太子的运作被夺情起复。史弥远通过钻朝廷夺情起复的空子，成功躲避了丁忧三年丧的规定，为后世官员树立了不好的榜样。

有宋一代，官员丁忧后一般都由其他官员接任，所以绝大多数丁忧官员服丧三年后一般很难再恢复原职，而更大的影响是丁忧官员在其三年守丧期间很容易错失升迁机会。如欧阳修任职南京时，因为其对过京官员一视同仁的品行而为时人称赞，朝廷听闻后欲给其升职加薪，但因为欧阳修其时正在丁忧守孝，所以就错失了升迁的机会。

另外，除了无法官复原职和错失升迁机会外，丁忧官员的忧虑还体现在俸禄上。前文笔者提到在丁忧期间，高级官员比中下级官员更有夺情起复的机会，同样在俸禄待遇上两个群体也存在着差异。对于宋朝的高级官员来说，即便丁忧服丧也不用为生计而犯愁，因为朝廷会对其提供生活保障。

如神宗朝《元丰令》记载：“太中大夫以上丁忧解官，给旧官料钱。”而丁忧的中下级官员就比较惨了，他们连基本的俸禄都没有。所以出于生计的考虑，有些官员就隐瞒需要丁忧的事实，是谓“匿丧”。如仁宗朝的太常博士茹孝标，就因为“匿丧”而被谏官弹劾，最终被贬职。宋朝太常博士为八品，位于官职的最底层，这意味着茹孝标一旦丁忧便失去了生活来源，故其才会冒险“匿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