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但宋代丁憂制度的諸多變化無疑更加劇了其對官員仕途的影響，如戰亂時期對武將的起復，往往意味着其仕途的升遷。史彌遠通過鑽朝廷奪情起復的空子，成功躲避了丁憂三年喪的規定，爲後世官員樹立了不好的榜樣。

在封建社會時期，由於儒家士子和統治者的推崇，“孝道”思想成爲社會的主流思想之一。守孝也成爲衡量個人德行品質的重要標準之一。孝行不僅僅在於對長輩生前的贍養、優待，還體現在對長輩死後的服喪與尊重。

針對古代官員的服喪問題，統治者專門設計出了丁憂制度。丁憂制度始於西漢，其規定王朝官員在父母死後須爲其丁憂（即離職）三年，帶有強制性。其後歷屆王朝基本上繼承了西漢的丁憂制度。

唐末宋初是古代官員對丁憂的態度發生轉變的分水嶺。唐末以前，朝廷選拔官員的方式主要是推薦制（如察舉制），其比較注重對官員道德品行的考察，所以官員對待丁憂都是比較慎重的，一般都能嚴格遵守相關禮制。

而唐末以後，隨着科舉制的逐步建立，朝廷在選拔官員時考察的主要是人才的知識儲備，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對考生德行的考察。在這種考察標準下，無論是統治者還是官員對待丁憂的態度都逐漸走向鬆懈。而丁憂制度在執行落實上的變化，也必然將對官員的仕途產生一定的影響。

一、朝廷奪情起復對官員仕途的影響

宋朝以前，無論是高級官員還是中下級官員，在爲父母服喪一事上，基本上都能嚴格遵守丁憂制度的相關規定。但到了宋朝，就總體而言，基本上只有中下級官員能夠嚴格遵守丁憂禮制。中下級官員因爲其所處職位大多無關緊要，替代性較強，所以即便其離職三年也不影響行政機構的正常運行。

而高級官員因爲其一般身兼要職，即便其在丁憂服喪期間，朝廷一遇有急事要事，往往還是會將其徵召復職。如南宋紹興四年，金兵犯宋，敵將王威攻佔唐州，朝廷急調名將岳飛馳援。當時的岳飛恰好在爲其母丁憂，但在數次請辭遭拒的情況下，岳飛不得不選擇馬上回到抗戰中去。

再如四川抗金首領吳玠、吳璘兄弟，在丁憂服喪期間，面對朝廷的起復徵調，同樣不得不捨小家爲大家。在戰亂不斷的宋朝，這樣起復徵調的事例比比皆是。當然如此特殊情況下對丁憂的違制，官員一般也不會被社會輿論譴責，反而容易得到朝廷的嘉獎，甚至加官進爵。

另外，在高級官員中，有些位高權重的官員在丁憂服喪期間更容易被皇帝起復徵召，甚至其回鄉丁憂都需要再三申請。如北宋三朝名相富弼，在爲其母丁憂期間，朝廷曾數次對其起復，但都遭到了富弼的拒絕。面對權臣富弼的義正言辭，皇帝也沒有辦法，反而由此成就了富弼的美譽。宋人皆稱讚富弼的孝行，富弼也由此成爲後世反對朝廷起復的榜樣。

當然朝廷對高級官員的奪情起復不一定就對官員的仕途起積極影響，有時反而容易弄巧成拙，破壞政治穩定。如理宗朝的右丞相史嵩之，爲其父丁憂未滿三個月便被皇帝起復徵調，導致朝野上下輿論譁然。期間針對史嵩之起復一事，甚至形成了以徐元傑爲代表的反對派和以臺諫官爲首的支持派，雙方爭論不休，局面一發而不可收拾，最終演變爲理宗朝有名的黨爭。而身處政治漩渦中心的史嵩之最後成爲宋理宗的棄子，從此賦閒退休，不再起用。

二、丁憂制度本身缺陷對官員仕途的影響

一方面朝廷能在官員丁憂期間對其起復徵調，另一方面此舉也給了官員一些可乘之機——通過奪情起復躲避丁憂守喪。如南宋權相史彌遠，由於其爲太子少傅，故在其爲母丁憂的第二年就通過太子的運作被奪情起復。史彌遠通過鑽朝廷奪情起復的空子，成功躲避了丁憂三年喪的規定，爲後世官員樹立了不好的榜樣。

有宋一代，官員丁憂後一般都由其他官員接任，所以絕大多數丁憂官員服喪三年後一般很難再恢復原職，而更大的影響是丁憂官員在其三年守喪期間很容易錯失升遷機會。如歐陽修任職南京時，因爲其對過京官員一視同仁的品行而爲時人稱讚，朝廷聽聞後欲給其升職加薪，但因爲歐陽修其時正在丁憂守孝，所以就錯失了升遷的機會。

另外，除了無法官復原職和錯失升遷機會外，丁憂官員的憂慮還體現在俸祿上。前文筆者提到在丁憂期間，高級官員比中下級官員更有奪情起復的機會，同樣在俸祿待遇上兩個羣體也存在着差異。對於宋朝的高級官員來說，即便丁憂服喪也不用爲生計而犯愁，因爲朝廷會對其提供生活保障。

如神宗朝《元豐令》記載：“太中大夫以上丁憂解官，給舊官料錢。”而丁憂的中下級官員就比較慘了，他們連基本的俸祿都沒有。所以出於生計的考慮，有些官員就隱瞞需要丁憂的事實，是謂“匿喪”。如仁宗朝的太常博士茹孝標，就因爲“匿喪”而被諫官彈劾，最終被貶職。宋朝太常博士爲八品，位於官職的最底層，這意味着茹孝標一旦丁憂便失去了生活來源，故其纔會冒險“匿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