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yle Chayka 利维坦

利维坦按：

这是一篇针对极简主义的批判性文章。在原作者的观念里，极简主义是一种本末倒置且相对伪善的观念，其观点虽有一定的了解价值，但未必值得全盘接收。事实上，任何事物都存在能够被单拎出来进行批判的点，完美的事物并不存在。相对于一味地听从他人的生活建议（认同也好，否认也罢），倒不如在纷飞的建议中找寻适合自己的答案。毕竟生活只能是自己的——这既不幸，又非常幸运。

当然，如果从消费主义/物质主义的角度来思考，适当减少自身欲望（或者说这种欲望只是商业消费社会的一个陷阱）并没有什么错，这也正是极简主义所倡导的——不过正如文中所言，其理念实践也吊诡地被商业化了。再进一步思考，我们会因为“第二身体”而产生的道德钳制（负疚）而不购买苹果手机吗？作为消费社会的一环，购买苹果手机和购买其他品牌手机，在第二身体这个问题上又能有多大的本质不同呢？

索尼丽萨·安德森（Sonrisa Andersen）童年时的家简直乱作一团·。8岁那年父母离异后，她和母亲搬到了科罗拉多斯普林斯（Colorado Springs）。

接着，她发现一同生活的母亲有了囤物癖。这或许是因为婚姻失败给母亲带去了悲痛，又或许是因为母亲的毒瘾和酒瘾加重了。餐桌上堆的衣服有天花板那么高，另外还堆满了他们从教堂和慈善机构拿回来的免费物品。家里几乎全是安德森的外婆好意从街上捡来的家具。锅碗瓢盆堆满了厨房。任何能免费或者低价得到的东西，她母亲都会拿回家然后丢得到处都是。

那时安德森还是个小孩，她把自己的房间收拾得妥妥当当，但一出房门，其他地方永远一团乱。17岁那年她离开家加入了空军，搬去了新墨西哥州。岁月如梭，因为工作的原因她去过阿拉斯加州，然后又到了俄亥俄州，这也是她现在和丈夫谢恩（Shane），一名航空航天生理学技术员所生活的地方。但原生家庭压抑环境所带来的焦虑从未消失过。她意识到，尽管自己已经在努力控制了，但凌乱感又一步一步回到了她的家中。

安德森想得到童年缺失的一切，想得到同事和邻居所享受的舒适。她想像广告中的人一样把客厅布置得一尘不染。每买一件东西，都会刺激多巴胺短暂分泌，但拆完包装、放好它们时，这种快感就消失了。她拥有的东西越来越多，积累的账单也越来越厚，她觉得自己步了母亲的后尘。

她开始上网寻找解决之道，并最终发现了关于“极简主义”的博客：极简主义是一种追求简约，更喜欢、更关注已拥有之物的生活方式。极简主义博主们和安德森一样，深陷消费主义灾难，后又从中幡然醒悟。买更多的东西并不能让他们快乐，实际上，反而困住了他们，他们需要找到处置所有物的新方法——通常而言，就是扔掉大部分东西。尽可能丢弃能丢的物品后，博主们晒出了自己空荡荡的公寓，并分享了他们是如何做到只拥有不到100件物品的。

这些建议为他们赢得了大批粉丝，他们开始募捐或出售图书。为这些极简主义者提供指导的是全球畅销书作家、日本整理达人近藤麻理惠（Marie Kondo）。近藤麻理惠极简主义的最基本戒条是抛弃一切不能“激发快乐”的东西——这句话迅速传遍全球。

这些博主所说的极简主义类似于带有启发性的简单主义，是一种结合了极朴素视觉风格的道德观念。这种风格主要出现在Instagram和Pinterest上。极简主义意象的某些特征开始显现：干净洁白的地道地砖，北欧中世纪现代风格的家具，以及用有机面料做成的衣服，这些服装品牌承诺人们只需要每类服饰买一件即可。

这些产品的旁边放着单一颜色的广告牌，上面写着如“拥有得越少，生活得越有意义”之类的标语。这一流行趋势不像其名称所暗示的那么微妙：极简主义是一个定义类别，也是解决杂乱的一种方法。

安德森买了有关极简主义的书，听了相关的播客。她移除了家里墙上所有的东西，清理了所有家具的表面，安装了浅色的松木家具，这样房子在阳光下就会闪闪发光。不再买新的东西之后，夫妻两人就有足够的钱来支付账单以及谢恩的学生贷款了。安德森感到如释重负，除了清除杂物之后的轻松感以外，她还感觉自己打破了消费主义的桎梏，她说：“你不再什么都想要，这是一种思想上的转变，就好像是不断重复一个咒语。”

2017年，我在辛辛那提（Cincinnati）遇见了安德森，那时我们都参加了在当地音乐会馆举办的极简主义讲座。我们参加讲座是想见见一对活跃的博主约书亚·菲尔兹·米尔本（Joshua Fields Millburn）和瑞安·尼科德莫斯（Ryan Nicodemus）。

他们从2010年开始成为极简主义者。二人都曾从事技术营销工作，拿着六位数的薪水，但随着负债越积越多，买东西成瘾，他们转变了生活方式成为了博主，开始在博客上讲述他们是如何抛弃一切重新开始的。这对极简主义者自己出版书籍，积累了数百万播客听众。2016年，他们参与拍摄的全美极简主义实践的纪录片被Netflix看中，我在辛辛那提遇到的大多数粉丝都说这部纪录片是他们成为极简主义者的转折点。

我追踪极简主义的兴起及其所衍生的风格已经有几年了，但它的发展势头还是令我惊讶。它是一种新型社会态度，名称来自于20世纪60年代在纽约兴起的一场前卫艺术运动。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在视觉艺术领域中极简主义并不是主流【当然不能和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的波普艺术相提并论】，甚至在50年后也没被人们深入理解，但它仍是一个热门话题。在辛辛那提，郊区的上班族和退休人员谈论着自己是如何接受极简主义的。米尔本和尼科德莫斯告诉我，他们发现自己甚至在遥远的印度和日本也有粉丝。

随后的两年中，我周围不断出现极简主义——新的酒店设计、时尚品牌、自助图书。“数字极简主义”成为了一个名词，意指避开互联网铺天盖地的信息，减少看手机的频率。但当我和安德森再取得联系时，我发现她已经离开了当地极简主义的Facebook小组，不再每周听极简主义者的播客。这并不是因为她不再相信极简主义，而是因为极简主义已经成为她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她处理周遭物品的态度。她注意到，有时，它更像一种风潮，而非实用工具：喜欢谈论极简主义的人要比实际做到的人多，她说。

一方面，风格和视觉呈现是极简主义的外在，另一方面，不快乐是它的本质，因为我们所处的社会告诉我们说，东西总是越多越好。每个广告都暗示你应该不喜欢你现在所拥有的东西。安德森用了很长时间才理解其中的道理：“我们的生活其实本没错。”

在21世纪，发达国家的大多数人不需要拥有那么多东西。美国家庭平均拥有30多万件物品。英国某项研究发现，一个英国孩子平均有238件玩具，但他们每天只会玩其中12个。我们热衷于积攒物品。极简主义似乎是一种认真生活的方式，因为我们已经意识到，自工业革命以来，不断加速传播的物质主义正在摧毁我们的星球。

然而我对近藤和极简主义者的直觉反应是，这一切似乎太简单了：只要整理下房间，听听播客，你就会变得快乐满足，内心得到平静。这是一种模糊笼统的解决方式，可以适用于任何人任何事。你可以用近藤的方法清理你的衣橱、Facebook账号、或男朋友。

极简主义有时又好像是个人主义的一种形式，一个先己后人的借口。我不需要面对这个人、这个地方或这件事，因为它们不符合我的世界观。从经济学角度看，它要求我们生活在自己的财力范围之内，而不要去追求梦想，或是飞越信仰——这不是一个特别鼓舞人心的教条。

我开始思考，极简主义并不是每个人自愿做出的选择，而是进入21世纪之后不可避免的社会转变和文化转变。20世纪时，物质积累和稳定能带来安全感。如果你有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土地，就没有人能夺走它们。如果你职业生涯中一直呆在同一家公司，这是一种防范未来经济不稳定的保险，因为你希望雇主会提供保护。

近藤麻理惠在帮忙整理东京的一家公寓。 AP

如今，这些都不太可能存在了。自由工作者的比例逐年上升。任何劳动力市场蓬勃的地方，房价都高得让人望而却步。现代社会的经济不平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更糟糕的是，最大的财富来自于无形资本的积累，如创业股权，股票份额和为了避税而开设的离岸银行账户，而非有形物品。

正如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指出的那样，这些非物质财富价值增长的速度远远快于工资增长的速度，当然，前提是你足够幸运，一开始就能得到薪水。同时，随着危机接踵而至，流动资本现在似乎比固定资本更加安全，这是精简物品越来越有吸引力的另一个原因。

最主要的是，这种极简主义的态度表明，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无情地商业化了。用信用卡在亚马逊上购买不必要的物品，是一种让你对不稳定的环境产生某种控制感的、简单快速的方式。商家向我们出售汽车、电视、手机和其他产品（通常是用贷款方式购买，增加了购买成本），好像他们会解决我们的问题。极简主义的理念通过书籍、播客和个性化产品进行传播，但其理念本身也被商业化了。

这样看来，不言而喻，我应该是极简主义者。我在纽约的公寓（也就是本文的创作之地）里环顾四周，掰着指头就能数出属于我的东西。沙发、床、电视、电视机柜或餐桌都不是我的，它们属于我的一个室友。我只有一张书桌、一个书架，上面放着大部分我在乎的东西：书、报纸还有几件艺术品。

除非你足够有钱或者足够有创造力来负担得起大房子，否则在纽约生活就只有两种结果，一种是住在一个东西过多的狭小房间里，最终你会难以忍受，另一种是像极简主义者那样生活。没有地下室，空衣柜或多余的房间来放东西，你就会像近藤那样精简物品。

2008年的经济大萧条似乎也拉开了一场声势更浩大的极简运动。当经济停滞不前时，必需美学便油然而生。在二手店购物成为了一种时尚，乡村简约风格也成了一种时尚。布鲁克林和肖尔迪奇区到处都是用梅森玻璃瓶喝水的假伐木工人。过去几十年的炫耀性消费不仅令人反感，在当时也难以实现。这种虚假的蓝领赶时髦先于高曝光度的消费极简主义，为后者的流行奠定了基础，后者是在经济开始复苏时出现的。

对物质主义和一般的社会回报不满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极简主义不是一种简单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发展的理念。它更像是一种在不同时期、不同地方重复出现的感觉。这种感觉是，周围的文明发展过度，因此失去了某种原始的真实性，而这种真实性必须重新获得。在这些时期里，物质社会的意义不大，因此拥有更多的物品对人们没有吸引力。

我开始思考这种普遍的、渴望精简的感觉。这是一种抽象的，几近怀旧的欲望——将人们带向一个截然不同，更加简单的世界。它不是过去也不是未来，不是乌托邦也不是反乌托邦，这一更加真实的世界总是超乎于我们的存在之外，存在于一个我们从来都无法真正触及的地方。

或许对精简的渴望是人类自我怀疑的不变阴影：如果抛弃了在现代社会所获得的一切，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又会怎么样呢？如果文明的表象让我们如此不悦，或许没有这些文明会更合适，那么为了追求更深层次的真理，我们应该抛弃它们。渴望精简不是病态也不是良药。极简主义只是一种思考如何获得美好生活的方式。

对一些崇尚极简主义的人来说，它是治愈之方。极简主义的反复出现就像是过去的驱魔仪式，为下一波崭新的极简风潮清扫了道路。它代表了一个决定性的突破。我们将不再依赖于物质的积累来汲取快乐——相反，我们将满足于自己谨慎决定留下的东西，那些代表了理想自我的东西。通过拥有更少的东西，我们也许能够凭借选择性管理来构建新的身份，而非屈服于消费主义。

至少，这是通过近藤麻理惠的书、社交媒体账号和2019年初播出的著名Netflix系列剧流行起来的模式。说来也怪，近藤的英文处女作《怦然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The Life-Changing Magic of Tidying Up）所描绘的整理法则有些死板，带有一种仪式感般的吸引力，在整理过程中，人们需要一件一件的处理物品，决定是留下还是舍弃。只有遵循近藤的纪律原则，读者才能真正成功。尽管她声称每个人都应该找到适合自己的整洁标准，但还是批评了那些遵循“错误传统方法”进行整理的人。

人们必须先从衣服开始整理，然后是书、报纸和家庭用品。照片或纪念品等带有感情的物品放到最后，因为只有到最后你才会建立起激发快乐的适当敏感度，以此来评估这些有强烈感情的物品。

近藤希望看到人们自己做出选择。你自己决定要留下哪些东西，而她则告诉你东西要怎样折叠、存放和陈列——换句话说，你应该怎么和它建立联系。当你把所有东西都从边边角角搜罗出来，你就会意识到你有多少东西，以及其中有多少不是你真正需要的。这就好像是了解垃圾食品的真实成分一样：被迫思考你给你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就足让你养成这种习惯。

近藤夸口说，她的客户中没有一个故态复萌的。她写道：“给家里来个翻天覆地的大整理自然会使生活方式和看法来个大改变。”读者从崇尚消费主义变得崇尚整洁。近藤麻理惠或许有点反资本主义，但事实是，你必须买一套近藤的书来进行实操。她已经完全转变成了一个品牌：其公司现在销售用来整理东西的昂贵的近藤盒子，为未来的近藤党提供认证课程，以及一系列水晶和有治疗效果的音叉。

然而，当近藤出现时，极简主义已经被商业化了。她只不过是2010年接受这一理念的作家浪潮的浪尖。她讲英文的前辈出现在网络生活类博主社区，其博客包括：乔舒亚·贝克尔（Joshua Becker）的博客“成为极简主义者”，开始于2008年；2010年考特尼·卡弗（Courtney Carver）的“拥有少一点，快乐多一点”，另外还有极简主义者在2011年自己出版了书籍《极简主义：过有意义的生活》（Minimalism: Live a Meaningful Life）。

描写极简主义生活方式的文学作品都很平淡。情感强烈而言简意赅，既是使用指南，也是自助指南。每本书结构简单相似，描写了作者从顿悟到改变的过程，讲述了是什么样的灾难导致他们选择极简主义，接着对生活环境做出了改变，最后作者的人生也走向了积极正面。

这些书通常分为几个小标题，重要的短语被加粗，就像高中课本那样，且里面或多或少都包含着相同的愿景，正如贝克尔写的那样：“我不需要拥有所有的这些东西。”也正如贝克尔在一系列要点中所描述的那样，极简主义带来的回报是更多的金钱，更多的宽容，更多的自由，更少的压力，更少的分心，更少的环境影响，高质量的所有物以及更多的满足。

这些书的内容雷同，视觉设计也是同样的小清新风格。封面都是采用柔和的颜色和字体，十分符合Instagram的照片风格——即便你不阅读它们，它们仍然可以鼓舞人心。这些小清新的封面只是一个例子，说明了极简主义的视觉效果使得人们容易接受它的断舍离信条。其简约时尚的审美就像是一个品牌LOGO。它可以出现在任何地方，并提醒我们道德的净化和生活的简约有关，即便极简主义的产品没有包含任何道德内容。

近藤整理法和极简主义者的自我帮助结合起来是有效果的，因为它是一个简单，几乎一步式的过程，就像营销口号一样令人难忘。这是一种令人震惊的解决方法，告诉你你不需要依靠物品来获得身份；即便所有物品都消失了，你依旧存在。

但正如近藤所构想的那样，它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过程，所有的家庭都被同质化，抹去了个人特点或是个别特例，正如Netflix真人秀里展示的那样，一位女性收藏了大量的圣诞装饰品，而她在节目中被迫扔掉了所有收藏。过多的星章饼干和金箔装饰确实是个问题（正如她丈夫成堆的棒球卡一样），但没有了它们，这个家就像被大消毒过一样，变得同质化，没有任何特点了。极简主义的干净整洁是每个人必须接受的标准规范，不管它看起来有多无聊。

乔布斯在他的家中，1982年12月15日。 Diana Walker/OSXDaily

极简主义最著名的拥护者——或者至少说把极简主义当做目标的人——大概是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一张摄于1982年的著名照片上，乔布斯坐在客厅的地板上。那时他20多岁，苹果一年收益10亿美元。他刚刚在加利福尼亚的洛斯加托斯买了一个大房子，但里面却什么也没放。

在戴安娜·沃克（Diana Walker，译者注：《乔布斯传》里面为乔布斯照相的摄影师）的照片中，乔布斯盘腿坐在一块方形地毯上，手里握着马克杯，穿着简单的黑色毛衣和牛仔裤——这是他典型的打扮。他身边高高的落地灯投射出完美的光圈。乔布斯后来回忆道：“这是一个十分典型的时刻，你所需要的只是一杯茶，一盏灯，还有音响。你知道，这就是我所有的东西。”对他来说，他不需要那些能展示财富或地位的物品。照片中，他看起来很满足。

然而，照片中的简约具有欺骗性。乔布斯买的房子对一个年轻的单身男子来说太大了，多余的空间根本用不上。《连线》杂志后来揭露，照片角落里的立体音响价值8200美金，唯一一盏点亮整个画面的落地灯是蒂芙尼的，而且是一件价格昂贵的古董，不是用来实际照明的。

（www.wired.com/2014/04/steve-jobs-stereo-system/）

简约有时不仅没有看起来的那么简单，也没那么实用。人们经常把“功能大于形式”这句话和极简主义的自我意识联系起来，比如乔布斯的房子或是苹果手机的设计。“功能大于形式”指的是一件物品或者建筑的外观应该反映它的功能。但乔布斯空荡荡的客厅并不那么实用。

他的口号并不是“功能大于形式”，而是和前不久纽约一家高档商店门头挂着的标语如出一辙：“越简越好。”如果你能负担得起的话，买最好的东西，而且只买最好的。与其买一个不完美的沙发，不如不买。这种品味追求或许是少数，但可能会让乔布斯无法赢得家人的好感，因为他们可能会希望有地方能坐下来。

2010年史蒂夫·乔布斯发布苹果新款笔记本电脑。 Justin Sullivan/Getty Images

1992年设计师乔尼·艾维（Jony Ive）加入苹果公司，接着苹果产品的外观开始一步一步简化。这便是为什么苹果产品和极简主义那么搭边。到了2002年，苹果的台式电脑演变成了一个薄型平板屏幕，安装在与圆形底座相连的手臂支撑上。然后到了2010年，屏幕更加平坦，底座消失了，只剩下两条交叉的线条，一条是带直角的支撑，一条直接连接到屏幕。有时似乎感觉，随着机器无限变薄变宽，最终我们只需要用意念来控制它们，因为触摸屏幕不卫生，而且不够个性。

这些真的构成了简约吗？苹果设备的品质只有少部分体现在视觉效果上。且它也给人带来了一种高效率的错觉。苹果公司努力把手机做薄，并且移除任何可以移除的插口——比如耳机插孔。iPhone的功能依赖于一个庞大、复杂甚至难看的卫星网络和海底线缆，而这些上层建筑的东西绝对不可能是纯白色的设计。极简设计让我们忘记了一个产品所依赖的一切。而且，在这个例子中，会让我们想象互联网仅仅由切割过的玻璃和钢铁周密排布而成的。

潜水员从海底电缆中取出腐蚀了的锌阳极。 Flickr

简单形式和复杂结果之间的对比，让人想起英国作家黛西·希尔德亚德（Daisy Hildyard）在2017年出版的《第二身体》（the second body）中所讲到的“第二身体”。这个词描述的是，当我们同时意识到自己的肉体，以及全人类共同造成的环境破坏和气候变化，这时候我们所产生的一种抽离感。

当我们漫步在街道上，看电影或者是购买食物时，我们也在产生漂浮在太平洋上的污染物，或在导致印度尼西亚发生海啸。第二身体是无处安放的焦虑的来源：这些问题不可否认是我们的错，尽管感觉上我们好像没有和它们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我们所做的事情很微小，但这些结果却很严重。

同样的，我们虽然只是手里拿着iPhone，但我们同时也要知道它会产生巨大的连锁反应：服务器场不断吸收大量的电力，工人因工作高压自杀身亡，用于生产锡的泥浆池矿被摧毁。当你可以用一只小小的，用钢铁和硅制成的手机来叫外卖、打车或租房时，我们很容易觉得自己是极简主义者。但实际上完全相反。我们在享受着极大主义的集合优势。仅仅因为一些东西看起来简单，不意味着它确实很简单；简约美学掩盖了背后巧妙的设计，甚至是不可持续的过度消耗。

这种花言巧语是极简主义的营销噱头。《Minimalissimo》杂志（译者注：英国一款极简主义设计杂志）上的一项调查显示，如今人们可以买到极简风格的咖啡桌、玻璃水瓶、头戴式耳机、运动鞋、手表、扬声器、剪刀和书档，所有东西的都是单一同色系，风格很ins，标价通常不是几千就是几百刀。它们似乎都提供了一种理想化的公平，保证如果你买了这件完美的物品，未来就不会需要购买其他东西了——除非是旧物品需要更换，或是发现了完美的新标准。

文/Kyle Chayka

译/Rachel

校对/antusen

原文/www.theguardian.com/lifeandstyle/2020/jan/03/empty-promises-marie-kondo-craze-for-minimalism

本文基于创作共同协议（BY-NC），由Rachel在利维坦发布

文章仅为作者观点，未必代表利维坦立场

原标题：《极简主义真的能让我们更快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