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們經常把“功能大於形式”這句話和極簡主義的自我意識聯繫起來,比如喬布斯的房子或是蘋果手機的設計。沒有地下室,空衣櫃或多餘的房間來放東西,你就會像近藤那樣精簡物品。

Kyle Chayka 利維坦



利維坦按:

這是一篇針對極簡主義的批判性文章。在原作者的觀念裏,極簡主義是一種本末倒置且相對僞善的觀念,其觀點雖有一定的瞭解價值,但未必值得全盤接收。事實上,任何事物都存在能夠被單拎出來進行批判的點,完美的事物並不存在。相對於一味地聽從他人的生活建議(認同也好,否認也罷),倒不如在紛飛的建議中找尋適合自己的答案。畢竟生活只能是自己的——這既不幸,又非常幸運。

當然,如果從消費主義/物質主義的角度來思考,適當減少自身慾望(或者說這種慾望只是商業消費社會的一個陷阱)並沒有什麼錯,這也正是極簡主義所倡導的——不過正如文中所言,其理念實踐也弔詭地被商業化了。再進一步思考,我們會因爲“第二身體”而產生的道德鉗制(負疚)而不購買蘋果手機嗎?作爲消費社會的一環,購買蘋果手機和購買其他品牌手機,在第二身體這個問題上又能有多大的本質不同呢?

索尼麗薩·安德森(Sonrisa Andersen)童年時的家簡直亂作一團·。8歲那年父母離異後,她和母親搬到了科羅拉多斯普林斯(Colorado Springs)。

接着,她發現一同生活的母親有了囤物癖。這或許是因爲婚姻失敗給母親帶去了悲痛,又或許是因爲母親的毒癮和酒癮加重了。餐桌上堆的衣服有天花板那麼高,另外還堆滿了他們從教堂和慈善機構拿回來的免費物品。家裏幾乎全是安德森的外婆好意從街上撿來的傢俱。鍋碗瓢盆堆滿了廚房。任何能免費或者低價得到的東西,她母親都會拿回家然後丟得到處都是。

那時安德森還是個小孩,她把自己的房間收拾得妥妥當當,但一出房門,其他地方永遠一團亂。17歲那年她離開家加入了空軍,搬去了新墨西哥州。歲月如梭,因爲工作的原因她去過阿拉斯加州,然後又到了俄亥俄州,這也是她現在和丈夫謝恩(Shane),一名航空航天生理學技術員所生活的地方。但原生家庭壓抑環境所帶來的焦慮從未消失過。她意識到,儘管自己已經在努力控制了,但凌亂感又一步一步回到了她的家中。

安德森想得到童年缺失的一切,想得到同事和鄰居所享受的舒適。她想像廣告中的人一樣把客廳佈置得一塵不染。每買一件東西,都會刺激多巴胺短暫分泌,但拆完包裝、放好它們時,這種快感就消失了。她擁有的東西越來越多,積累的賬單也越來越厚,她覺得自己步了母親的後塵。

她開始上網尋找解決之道,並最終發現了關於“極簡主義”的博客:極簡主義是一種追求簡約,更喜歡、更關注已擁有之物的生活方式。極簡主義博主們和安德森一樣,深陷消費主義災難,後又從中幡然醒悟。買更多的東西並不能讓他們快樂,實際上,反而困住了他們,他們需要找到處置所有物的新方法——通常而言,就是扔掉大部分東西。儘可能丟棄能丟的物品後,博主們曬出了自己空蕩蕩的公寓,並分享了他們是如何做到只擁有不到100件物品的。

這些建議爲他們贏得了大批粉絲,他們開始募捐或出售圖書。爲這些極簡主義者提供指導的是全球暢銷書作家、日本整理達人近藤麻理惠(Marie Kondo)。近藤麻理惠極簡主義的最基本戒條是拋棄一切不能“激發快樂”的東西——這句話迅速傳遍全球。

這些博主所說的極簡主義類似於帶有啓發性的簡單主義,是一種結合了極樸素視覺風格的道德觀念。這種風格主要出現在Instagram和Pinterest上。極簡主義意象的某些特徵開始顯現:乾淨潔白的地道地磚,北歐中世紀現代風格的傢俱,以及用有機面料做成的衣服,這些服裝品牌承諾人們只需要每類服飾買一件即可。

這些產品的旁邊放着單一顏色的廣告牌,上面寫着如“擁有得越少,生活得越有意義”之類的標語。這一流行趨勢不像其名稱所暗示的那麼微妙:極簡主義是一個定義類別,也是解決雜亂的一種方法。


安德森買了有關極簡主義的書,聽了相關的播客。她移除了家裏牆上所有的東西,清理了所有傢俱的表面,安裝了淺色的松木傢俱,這樣房子在陽光下就會閃閃發光。不再買新的東西之後,夫妻兩人就有足夠的錢來支付賬單以及謝恩的學生貸款了。安德森感到如釋重負,除了清除雜物之後的輕鬆感以外,她還感覺自己打破了消費主義的桎梏,她說:“你不再什麼都想要,這是一種思想上的轉變,就好像是不斷重複一個咒語。”

2017年,我在辛辛那提(Cincinnati)遇見了安德森,那時我們都參加了在當地音樂會館舉辦的極簡主義講座。我們參加講座是想見見一對活躍的博主約書亞·菲爾茲·米爾本(Joshua Fields Millburn)和瑞安·尼科德莫斯(Ryan Nicodemus)。

他們從2010年開始成爲極簡主義者。二人都曾從事技術營銷工作,拿着六位數的薪水,但隨着負債越積越多,買東西成癮,他們轉變了生活方式成爲了博主,開始在博客上講述他們是如何拋棄一切重新開始的。這對極簡主義者自己出版書籍,積累了數百萬播客聽衆。2016年,他們參與拍攝的全美極簡主義實踐的紀錄片被Netflix看中,我在辛辛那提遇到的大多數粉絲都說這部紀錄片是他們成爲極簡主義者的轉折點。

我追蹤極簡主義的興起及其所衍生的風格已經有幾年了,但它的發展勢頭還是令我驚訝。它是一種新型社會態度,名稱來自於20世紀60年代在紐約興起的一場前衛藝術運動。這到底是怎麼發生的呢?在視覺藝術領域中極簡主義並不是主流【當然不能和安迪·沃霍爾(Andy Warhol)的波普藝術相提並論】,甚至在50年後也沒被人們深入理解,但它仍是一個熱門話題。在辛辛那提,郊區的上班族和退休人員談論着自己是如何接受極簡主義的。米爾本和尼科德莫斯告訴我,他們發現自己甚至在遙遠的印度和日本也有粉絲。

隨後的兩年中,我周圍不斷出現極簡主義——新的酒店設計、時尚品牌、自助圖書。“數字極簡主義”成爲了一個名詞,意指避開互聯網鋪天蓋地的信息,減少看手機的頻率。但當我和安德森再取得聯繫時,我發現她已經離開了當地極簡主義的Facebook小組,不再每週聽極簡主義者的播客。這並不是因爲她不再相信極簡主義,而是因爲極簡主義已經成爲她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她處理周遭物品的態度。她注意到,有時,它更像一種風潮,而非實用工具:喜歡談論極簡主義的人要比實際做到的人多,她說。


一方面,風格和視覺呈現是極簡主義的外在,另一方面,不快樂是它的本質,因爲我們所處的社會告訴我們說,東西總是越多越好。每個廣告都暗示你應該不喜歡你現在所擁有的東西。安德森用了很長時間才理解其中的道理:“我們的生活其實本沒錯。”

在21世紀,發達國家的大多數人不需要擁有那麼多東西。美國家庭平均擁有30多萬件物品。英國某項研究發現,一個英國孩子平均有238件玩具,但他們每天只會玩其中12個。我們熱衷於積攢物品。極簡主義似乎是一種認真生活的方式,因爲我們已經意識到,自工業革命以來,不斷加速傳播的物質主義正在摧毀我們的星球。

然而我對近藤和極簡主義者的直覺反應是,這一切似乎太簡單了:只要整理下房間,聽聽播客,你就會變得快樂滿足,內心得到平靜。這是一種模糊籠統的解決方式,可以適用於任何人任何事。你可以用近藤的方法清理你的衣櫥、Facebook賬號、或男朋友。

極簡主義有時又好像是個人主義的一種形式,一個先己後人的藉口。我不需要面對這個人、這個地方或這件事,因爲它們不符合我的世界觀。從經濟學角度看,它要求我們生活在自己的財力範圍之內,而不要去追求夢想,或是飛越信仰——這不是一個特別鼓舞人心的教條。

我開始思考,極簡主義並不是每個人自願做出的選擇,而是進入21世紀之後不可避免的社會轉變和文化轉變。20世紀時,物質積累和穩定能帶來安全感。如果你有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土地,就沒有人能奪走它們。如果你職業生涯中一直呆在同一家公司,這是一種防範未來經濟不穩定的保險,因爲你希望僱主會提供保護。


近藤麻理惠在幫忙整理東京的一家公寓。 AP

如今,這些都不太可能存在了。自由工作者的比例逐年上升。任何勞動力市場蓬勃的地方,房價都高得讓人望而卻步。現代社會的經濟不平等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嚴重。更糟糕的是,最大的財富來自於無形資本的積累,如創業股權,股票份額和爲了避稅而開設的離岸銀行賬戶,而非有形物品。

正如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指出的那樣,這些非物質財富價值增長的速度遠遠快於工資增長的速度,當然,前提是你足夠幸運,一開始就能得到薪水。同時,隨着危機接踵而至,流動資本現在似乎比固定資本更加安全,這是精簡物品越來越有吸引力的另一個原因。

最主要的是,這種極簡主義的態度表明,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無情地商業化了。用信用卡在亞馬遜上購買不必要的物品,是一種讓你對不穩定的環境產生某種控制感的、簡單快速的方式。商家向我們出售汽車、電視、手機和其他產品(通常是用貸款方式購買,增加了購買成本),好像他們會解決我們的問題。極簡主義的理念通過書籍、播客和個性化產品進行傳播,但其理念本身也被商業化了。

這樣看來,不言而喻,我應該是極簡主義者。我在紐約的公寓(也就是本文的創作之地)裏環顧四周,掰着指頭就能數出屬於我的東西。沙發、牀、電視、電視機櫃或餐桌都不是我的,它們屬於我的一個室友。我只有一張書桌、一個書架,上面放着大部分我在乎的東西:書、報紙還有幾件藝術品。

除非你足夠有錢或者足夠有創造力來負擔得起大房子,否則在紐約生活就只有兩種結果,一種是住在一個東西過多的狹小房間裏,最終你會難以忍受,另一種是像極簡主義者那樣生活。沒有地下室,空衣櫃或多餘的房間來放東西,你就會像近藤那樣精簡物品。

2008年的經濟大蕭條似乎也拉開了一場聲勢更浩大的極簡運動。當經濟停滯不前時,必需美學便油然而生。在二手店購物成爲了一種時尚,鄉村簡約風格也成了一種時尚。布魯克林和肖爾迪奇區到處都是用梅森玻璃瓶喝水的假伐木工人。過去幾十年的炫耀性消費不僅令人反感,在當時也難以實現。這種虛假的藍領趕時髦先於高曝光度的消費極簡主義,爲後者的流行奠定了基礎,後者是在經濟開始復甦時出現的。


對物質主義和一般的社會回報不滿不是什麼新鮮事,但極簡主義不是一種簡單按照時間先後順序發展的理念。它更像是一種在不同時期、不同地方重複出現的感覺。這種感覺是,周圍的文明發展過度,因此失去了某種原始的真實性,而這種真實性必須重新獲得。在這些時期裏,物質社會的意義不大,因此擁有更多的物品對人們沒有吸引力。

我開始思考這種普遍的、渴望精簡的感覺。這是一種抽象的,幾近懷舊的慾望——將人們帶向一個截然不同,更加簡單的世界。它不是過去也不是未來,不是烏托邦也不是反烏托邦,這一更加真實的世界總是超乎於我們的存在之外,存在於一個我們從來都無法真正觸及的地方。

或許對精簡的渴望是人類自我懷疑的不變陰影:如果拋棄了在現代社會所獲得的一切,生活變得更加美好,又會怎麼樣呢?如果文明的表象讓我們如此不悅,或許沒有這些文明會更合適,那麼爲了追求更深層次的真理,我們應該拋棄它們。渴望精簡不是病態也不是良藥。極簡主義只是一種思考如何獲得美好生活的方式。

對一些崇尚極簡主義的人來說,它是治癒之方。極簡主義的反覆出現就像是過去的驅魔儀式,爲下一波嶄新的極簡風潮清掃了道路。它代表了一個決定性的突破。我們將不再依賴於物質的積累來汲取快樂——相反,我們將滿足於自己謹慎決定留下的東西,那些代表了理想自我的東西。通過擁有更少的東西,我們也許能夠憑藉選擇性管理來構建新的身份,而非屈服於消費主義。


至少,這是通過近藤麻理惠的書、社交媒體賬號和2019年初播出的著名Netflix系列劇流行起來的模式。說來也怪,近藤的英文處女作《怦然心動的人生整理魔法》(The Life-Changing Magic of Tidying Up)所描繪的整理法則有些死板,帶有一種儀式感般的吸引力,在整理過程中,人們需要一件一件的處理物品,決定是留下還是捨棄。只有遵循近藤的紀律原則,讀者才能真正成功。儘管她聲稱每個人都應該找到適合自己的整潔標準,但還是批評了那些遵循“錯誤傳統方法”進行整理的人。

人們必須先從衣服開始整理,然後是書、報紙和家庭用品。照片或紀念品等帶有感情的物品放到最後,因爲只有到最後你纔會建立起激發快樂的適當敏感度,以此來評估這些有強烈感情的物品。

近藤希望看到人們自己做出選擇。你自己決定要留下哪些東西,而她則告訴你東西要怎樣摺疊、存放和陳列——換句話說,你應該怎麼和它建立聯繫。當你把所有東西都從邊邊角角蒐羅出來,你就會意識到你有多少東西,以及其中有多少不是你真正需要的。這就好像是瞭解垃圾食品的真實成分一樣:被迫思考你給你的生活帶來了什麼,就足讓你養成這種習慣。

近藤誇口說,她的客戶中沒有一個故態復萌的。她寫道:“給家裏來個翻天覆地的大整理自然會使生活方式和看法來個大改變。”讀者從崇尚消費主義變得崇尚整潔。近藤麻理惠或許有點反資本主義,但事實是,你必須買一套近藤的書來進行實操。她已經完全轉變成了一個品牌:其公司現在銷售用來整理東西的昂貴的近藤盒子,爲未來的近藤黨提供認證課程,以及一系列水晶和有治療效果的音叉。

然而,當近藤出現時,極簡主義已經被商業化了。她只不過是2010年接受這一理念的作家浪潮的浪尖。她講英文的前輩出現在網絡生活類博主社區,其博客包括:喬舒亞·貝克爾(Joshua Becker)的博客“成爲極簡主義者”,開始於2008年;2010年考特尼·卡弗(Courtney Carver)的“擁有少一點,快樂多一點”,另外還有極簡主義者在2011年自己出版了書籍《極簡主義:過有意義的生活》(Minimalism: Live a Meaningful Life)。


描寫極簡主義生活方式的文學作品都很平淡。情感強烈而言簡意賅,既是使用指南,也是自助指南。每本書結構簡單相似,描寫了作者從頓悟到改變的過程,講述了是什麼樣的災難導致他們選擇極簡主義,接着對生活環境做出了改變,最後作者的人生也走向了積極正面。

這些書通常分爲幾個小標題,重要的短語被加粗,就像高中課本那樣,且裏面或多或少都包含着相同的願景,正如貝克爾寫的那樣:“我不需要擁有所有的這些東西。”也正如貝克爾在一系列要點中所描述的那樣,極簡主義帶來的回報是更多的金錢,更多的寬容,更多的自由,更少的壓力,更少的分心,更少的環境影響,高質量的所有物以及更多的滿足。

這些書的內容雷同,視覺設計也是同樣的小清新風格。封面都是採用柔和的顏色和字體,十分符合Instagram的照片風格——即便你不閱讀它們,它們仍然可以鼓舞人心。這些小清新的封面只是一個例子,說明了極簡主義的視覺效果使得人們容易接受它的斷舍離信條。其簡約時尚的審美就像是一個品牌LOGO。它可以出現在任何地方,並提醒我們道德的淨化和生活的簡約有關,即便極簡主義的產品沒有包含任何道德內容。

近藤整理法和極簡主義者的自我幫助結合起來是有效果的,因爲它是一個簡單,幾乎一步式的過程,就像營銷口號一樣令人難忘。這是一種令人震驚的解決方法,告訴你你不需要依靠物品來獲得身份;即便所有物品都消失了,你依舊存在。

但正如近藤所構想的那樣,它是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過程,所有的家庭都被同質化,抹去了個人特點或是個別特例,正如Netflix真人秀裏展示的那樣,一位女性收藏了大量的聖誕裝飾品,而她在節目中被迫扔掉了所有收藏。過多的星章餅乾和金箔裝飾確實是個問題(正如她丈夫成堆的棒球卡一樣),但沒有了它們,這個家就像被大消毒過一樣,變得同質化,沒有任何特點了。極簡主義的乾淨整潔是每個人必須接受的標準規範,不管它看起來有多無聊。


喬布斯在他的家中,1982年12月15日。 Diana Walker/OSXDaily

極簡主義最著名的擁護者——或者至少說把極簡主義當做目標的人——大概是史蒂夫·喬布斯(Steve Jobs)。一張攝於1982年的著名照片上,喬布斯坐在客廳的地板上。那時他20多歲,蘋果一年收益10億美元。他剛剛在加利福尼亞的洛斯加託斯買了一個大房子,但裏面卻什麼也沒放。

在戴安娜·沃克(Diana Walker,譯者注:《喬布斯傳》裏面爲喬布斯照相的攝影師)的照片中,喬布斯盤腿坐在一塊方形地毯上,手裏握着馬克杯,穿着簡單的黑色毛衣和牛仔褲——這是他典型的打扮。他身邊高高的落地燈投射出完美的光圈。喬布斯後來回憶道:“這是一個十分典型的時刻,你所需要的只是一杯茶,一盞燈,還有音響。你知道,這就是我所有的東西。”對他來說,他不需要那些能展示財富或地位的物品。照片中,他看起來很滿足。

然而,照片中的簡約具有欺騙性。喬布斯買的房子對一個年輕的單身男子來說太大了,多餘的空間根本用不上。《連線》雜誌後來揭露,照片角落裏的立體音響價值8200美金,唯一一盞點亮整個畫面的落地燈是蒂芙尼的,而且是一件價格昂貴的古董,不是用來實際照明的。

(www.wired.com/2014/04/steve-jobs-stereo-system/)

簡約有時不僅沒有看起來的那麼簡單,也沒那麼實用。人們經常把“功能大於形式”這句話和極簡主義的自我意識聯繫起來,比如喬布斯的房子或是蘋果手機的設計。“功能大於形式”指的是一件物品或者建築的外觀應該反映它的功能。但喬布斯空蕩蕩的客廳並不那麼實用。

他的口號並不是“功能大於形式”,而是和前不久紐約一家高檔商店門頭掛着的標語如出一轍:“越簡越好。”如果你能負擔得起的話,買最好的東西,而且只買最好的。與其買一個不完美的沙發,不如不買。這種品味追求或許是少數,但可能會讓喬布斯無法贏得家人的好感,因爲他們可能會希望有地方能坐下來。


2010年史蒂夫·喬布斯發佈蘋果新款筆記本電腦。 Justin Sullivan/Getty Images

1992年設計師喬尼·艾維(Jony Ive)加入蘋果公司,接着蘋果產品的外觀開始一步一步簡化。這便是爲什麼蘋果產品和極簡主義那麼搭邊。到了2002年,蘋果的臺式電腦演變成了一個薄型平板屏幕,安裝在與圓形底座相連的手臂支撐上。然後到了2010年,屏幕更加平坦,底座消失了,只剩下兩條交叉的線條,一條是帶直角的支撐,一條直接連接到屏幕。有時似乎感覺,隨着機器無限變薄變寬,最終我們只需要用意念來控制它們,因爲觸摸屏幕不衛生,而且不夠個性。

這些真的構成了簡約嗎?蘋果設備的品質只有少部分體現在視覺效果上。且它也給人帶來了一種高效率的錯覺。蘋果公司努力把手機做薄,並且移除任何可以移除的插口——比如耳機插孔。iPhone的功能依賴於一個龐大、複雜甚至難看的衛星網絡和海底線纜,而這些上層建築的東西絕對不可能是純白色的設計。極簡設計讓我們忘記了一個產品所依賴的一切。而且,在這個例子中,會讓我們想象互聯網僅僅由切割過的玻璃和鋼鐵周密排布而成的。

潛水員從海底電纜中取出腐蝕了的鋅陽極。 Flickr

簡單形式和複雜結果之間的對比,讓人想起英國作家黛西·希爾德亞德(Daisy Hildyard)在2017年出版的《第二身體》(the second body)中所講到的“第二身體”。這個詞描述的是,當我們同時意識到自己的肉體,以及全人類共同造成的環境破壞和氣候變化,這時候我們所產生的一種抽離感。

當我們漫步在街道上,看電影或者是購買食物時,我們也在產生漂浮在太平洋上的污染物,或在導致印度尼西亞發生海嘯。第二身體是無處安放的焦慮的來源:這些問題不可否認是我們的錯,儘管感覺上我們好像沒有和它們沒有任何關係,因爲我們所做的事情很微小,但這些結果卻很嚴重。

同樣的,我們雖然只是手裏拿着iPhone,但我們同時也要知道它會產生巨大的連鎖反應:服務器場不斷吸收大量的電力,工人因工作高壓自殺身亡,用於生產錫的泥漿池礦被摧毀。當你可以用一隻小小的,用鋼鐵和硅製成的手機來叫外賣、打車或租房時,我們很容易覺得自己是極簡主義者。但實際上完全相反。我們在享受着極大主義的集合優勢。僅僅因爲一些東西看起來簡單,不意味着它確實很簡單;簡約美學掩蓋了背後巧妙的設計,甚至是不可持續的過度消耗。

這種花言巧語是極簡主義的營銷噱頭。《Minimalissimo》雜誌(譯者注:英國一款極簡主義設計雜誌)上的一項調查顯示,如今人們可以買到極簡風格的咖啡桌、玻璃水瓶、頭戴式耳機、運動鞋、手錶、揚聲器、剪刀和書檔,所有東西的都是單一同色系,風格很ins,標價通常不是幾千就是幾百刀。它們似乎都提供了一種理想化的公平,保證如果你買了這件完美的物品,未來就不會需要購買其他東西了——除非是舊物品需要更換,或是發現了完美的新標準。

文/Kyle Chayka

譯/Rachel

校對/antusen

原文/www.theguardian.com/lifeandstyle/2020/jan/03/empty-promises-marie-kondo-craze-for-minimalism

本文基於創作共同協議(BY-NC),由Rachel在利維坦發佈

文章僅爲作者觀點,未必代表利維坦立場

原標題:《極簡主義真的能讓我們更快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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