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嘉映的新書《走出唯一真理觀》剛剛出版。這本書是陳嘉映選編 2007—2018 年間所作演講、訪談與評論結集。

陳希米、史鐵生夫婦九十年代與陳嘉映相識後結爲好友，此後 20 年陳希米出版過陳嘉映多部著作。今天，單讀首發陳希米的文章《又讀了陳嘉映》。在危機與紛爭爆發的時代，哲學再次協助我們反思生活。

《走出唯一真理觀》

陳嘉映 著

藝文志丨上海文藝出版社 出版

2020-5

（點擊封面購買此書）

又讀了陳嘉映

撰文：陳希米

讀陳嘉映的文字，既有智識的快感，也常常聽得見誦讀，那語言的朗朗之聲。不敢寫讀後感，儘管每一次讀了之後都忍不住點一個大讚，有時竟自言自語到出聲，真是好啊，用字簡單素樸，平平說道理，從大到小，形而上下，過渡無痕；有時又頑皮出鏡，一個落地，幽默掉整棟大廈，這個寫字的人原來很好玩啊。可他確鑿是那個翻譯海德格爾的人，說來最晦澀的形而上，在他一說，你去看他說存在與時間，沒有人用中文比他講的更明白；他說莊子呢，他這樣說：“若無風骨，所謂無所謂只是油滑而已。莊子可有一絲油滑？氣之盈者，堂堂正正。”

早就喜歡他的文字，如果沒有他來翻譯和闡說海德格爾，我可能永遠會敬而遠之。一直都記得那一年，出差還帶着他寫的那本《海德格爾哲學概論》，那些日子，正是自己苦悶的日子，卻只要拿起這本書，竟不僅能夠讀進去，而且會有了某種戰勝苦悶的力量。這種不對應，似乎有點奇怪。

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

第一次見到他，有二十多年了，是去北大旁聽一個座談會，朋友指給我，說坐在門口那個戴眼鏡的人就是他，哪一個？是那個地道農民樣兒的嗎？沒錯就是他，不修邊幅，卻也儒雅，但就是顯得有點兒土氣，必須提醒自己，他就是那個我知道的作者，他有一個帶文化氣的名字。等你和他接觸久了，你就再也感覺不到土氣了，而是接地氣，那大地的氣，在他的身體和語言裏，融匯了貫通了。而儒雅，在他那樣的人身上才真實、可敬。

記得他曾經寫過一篇小文，寫編籃筐。教一個人編竹籃子，最好的辦法肯定是手把手教，現在有了網絡，更可以視頻教，可如果在之前（或者考驗你的語言敘述能力），讓你用文字，你寫給一個人，讓他依靠讀你寫的，就能很快地，一次性地學會編，怎麼樣？可能嗎？那些複雜的動作，怎麼才能表述得既清楚又不囉嗦、不重複，不漏掉每一個步驟， 還不易發生誤操作，也不做無用功？去寫，就知道了有多難；你讀了他寫的，你就不得不佩服他的功力。記得阿城以他在美國打工的經驗說過，最難的還比如幫人家寫家電說明書。我們幾乎都有這樣的經歷，靠看說明書怎麼也不能奏效，但是聽用過的人一說或者當場示範，馬上就能明白，其實就因爲有一個關鍵的地方含糊或者被忽略了，寫說明書的人卻完全不意識。而那個用嘴向你說明白的人，一定在口語裏有很多重複，很多不嚴謹的解釋、比喻，直接錄音成文，則不成文。

陳嘉映，1952 年生，先後任教北京大學哲學系、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系，現爲首都師範大學哲學系特聘教授。

還記得陳嘉映說德爾斐神廟上的那句著名的話“認識你自己”，除了那個身體的自我，那個心理學上的自我，還有那個在空間和時間裏的自我，你在哪一段歷史裏，你的時代和你的長幼，你在什麼位置，哪一個鎮子或者哪一個十字路口，你的前面和後面，周圍 有什麼標誌性建築，這些似乎是在你之外，可又確乎定位着你，在一個包圍着你的環境裏你才能看到自己在哪裏。所以，認識你自己也包含認識宇宙秩序與理性。一個是我守着我自己，看自己想自己，一個是看到我自己在哪裏，從而看到我周圍的世界，看世界也是看自己。這樣開始兩個路徑，深一腳淺一腳，一步一步跟他走，沿着各種可能性，你會走到之前從未見過的那個“自我”，自我之路，竟是可以這樣走來走去走高的。

我故意沒有去找上面提到的這兩篇文字，只是憑着印象。我知道一去找，一去看，就不敢寫了，他寫得那麼好，那麼清晰，要是去再讀，馬上就會覺得自己在這裏是毀壞了它們，真真切切的。這也是好多年來，一直跟朋友推薦讀他的文字，卻從來不敢去寫幾個字的原因。今天終於寫，也是因爲看到他又出新書，又讀到了他，那個贊字又出現了，沒有在瞬間壓住點讚的衝動。

無論你去讀陳嘉映翻譯的書，還是讀他自己寫的書，你都既能體會到中文的美妙，又收穫智性的快樂，還有智慧的洞見，那洞見有時就在敘述的一字一詞裏，在節奏裏，在一種表述方式裏，當然，必須仔細地讀，他自己說的，他很慢的，那麼我們也得慢，慢讀纔是讀他的方法。

2020 年 4 月 22 日

放棄唯一性，堅持真理性

（下文摘自《走出唯一真理觀》）

撰文：陳嘉映

我從普遍主義轉開，這可能跟我的政治思想有點兒聯繫，在政治觀上，我不再信從唯一真理。80 年代之後，我不再認爲歷史有一個必然的目標。我個人始終嚮往民主憲政，進入近代以來，我看不到什麼別的政治體制能夠比民主憲政制度更優越，想不出如果沒有民主憲政，近代世界會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民主憲政帶來的遠遠不止於經濟增長上的成就，還有文化藝術方面的成就，還有人與人的關係的成就。就此而言，我的想法沒什麼改變。但我不再認爲無論哪個國家，無論處境如何，都應該採納這種制度。民主憲政是不是人類政治制度的最後歸宿，我也不那麼肯定了。民主憲政制度是十六七世紀以來在西方生長起來的，那時候，西方開始主導整個世界的走向，二戰之後形成的世界格局大致和平繁榮。但這個格局我個人認爲正在扭轉當中，由西方主導世界的局面將一去不再復返。這個轉折是全方位的，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二戰結束的時候，美國一國的經濟總量佔全世界的一半。蘇聯解體的時候，自由主義似乎完勝，福山甚至認爲歷史已經終結。這簡直成了笑話，看看這二三十年以來世界的政治經濟變化吧，民主憲政制度還說不上在衰敗，但它的生命力遠不像從前這麼強大了。會不會有另外的制度更適合新的社會狀況？會不會有一種新的政治形式或多種政治形式代替民主憲政，成爲將來的主流，或者乾脆就沒有主流，這些可能性我現在覺得都是有的。這些可能性也許來，也許不來，我不知道。

美墨邊境牆

我說代替，並不是說新的可能性一定更好。我不是進步論者。適應性不一定是好的，適應性在一個意義上當然是好的，但在另一個意義上不一定是好的，蟑螂比熊貓更適應地球的環境。你要是站在公元前後的羅馬展望此後的一千年，你不見得會爲將來歡欣鼓舞，你倒可能感到挺焦慮的。

我倒也不是悲觀絕望。樂觀和悲觀，其實都跟長程歷史沒多大關係。這也是我的想法的一個轉變。剛纔說到，我們一代人的抱負，總跟社會有關，跟政治有關，希望能夠對社會有益處，最後實實在在改變這個社會，使這個社會向我們所認爲更可欲的方向發展。剛纔也講到，最初，我會認爲社會的發展有一個確定的目標，就像黑格爾或馬克思所設想的那樣，無論什麼道路，逐漸會歸聚匯到這樣的一個目標上來。我們個人的追求要跟歷史的發展相應，歷史會往這個方向發展，我們個人就往這個方向去推動歷史的發展。但是 80 年代之後，我的想法不同了，大概意思是說，歷史並沒有這樣的一個終極的目標，歷史會沿着意想不到的道路發展。歷史的遠景我們看不清楚。技術發展會帶來意想不到的社會變化，人工智能、基因編輯，它們的影響，你們年輕人比我感知的多。歷史的遠景我們看不清楚，不必投入太多的情緒。

實際上，小到個人的一生，大到世界的歷程，不一直是這樣嗎？讓我們憧憬，讓我們焦慮，讓我們的一些希望失望了，讓我們的一些恐懼成真了，也讓一些我們意想不到的美好事物產生了。我覺得我們的行動，我們做什麼，我們怎麼做，不能夠過多依賴我們對世界大勢的判斷，這些判斷幾乎從來都是錯的——大勢的走向倒不一定跟我們判斷的相反，但世界總是提供了很多我們事先沒想到的可能性。

從前，我可能傾向於把自己的政治理想投射成人類發展的方向，現在，我不是這樣來思考政治和歷史。沒有像柏拉圖理念那樣的一種政治理想，更需要了解的是實際的歷史進程，我們眼下的實際社會狀況。我們並不是看到了歷史的最終走向，把所有的努力歸攏到一起來促進歷史發展——即使真有這麼個走向，它還可能是我不喜歡的走向呢。引用長程歷史走向來爲政治行爲作證都是僞證，幾十年裏發生的事情就夠我們用來做判斷了。我有時候會跟周濂交換這方面的看法，我們有很多共同語言，要說不同之處，可以說，周濂更多關注政治哲學、政治理念，我更多的關注政治史和實際的歷史吧。

但這樣一來，個人跟歷史還有什麼關係呢？如果你說的是長程歷史，那我乾脆說，沒誰能看清他跟歷史發展的關係。所以，我們不要把我們要做的事情過多的跟歷史的大趨勢聯繫在一起。我們要把我們做的事情拉近到你大致看得明白的地方來——你知道這是好的，你不知道它終極是好的。你知道它是好的，你知道這是你應該做的。這不是什麼千年大計，但它是實實在在的思考和行動。

我希望我這麼說不是完全胡言亂語。我針對的是過去的那種歷史觀，把我們個人的所作所爲融入到那種整體的歷史發展中去。歷史往哪裏發展，一千年後的事，我們真的不知道，但眼下有些可能性，我們能看到一點兒，我們就我們所能看到的去做一點兒。我們的認知十分有限，我們努力放開自己的視野，但我們仍然不知道太遠的遠景是什麼樣子的。歷史也許有些大趨勢，例如，技術越來越發達，成指數進步。例如，近幾個世紀，整個世界向平民化發展。但這跟你要做什麼沒啥關係。我想說，不管你的政治立場是什麼，你的歷史觀點是什麼，更多的從那種大的歷史觀拉回來，拉到一個你比較有把握的認知中，以此來塑造和調節你個人的生活和事業。

這並不是說，歷史就這樣發生了。如果歷史就這樣發生了，我們還去閱讀和研究歷史幹嗎？最多隻是滿足好奇心而已。我們讀歷史，因爲歷史拓寬了我們看待現實的視野。我們讀千年的歷史，並不是爲了看清歷史的總體走向。在人類的整體發展中給自己找個位置，這隻能是幻覺。歷史教給我們更具體而微的東西，讓我們更真切地瞭解我們自己的處境。

畫中的蘇格拉底

哲學思考並不會提供終極答案，這一點，有些人聽來覺得怪絕望的，但不一定，有點兒像維特根斯坦說的，他說哲學問題是這樣一些問題，是些你隨時可以把它放下的問題。至少到我這把年紀，我沒那麼勉強自己，能做點最好，因爲我喜歡工作，不工作就覺得沒好好過日子。但是，做不動了或做不好了，我就不做，我跟我的學生說，等到什麼時候我在課堂上像一些老先生那樣，不斷重複自己過去講過的，說上一遍又一遍，我說你們如果真愛你們的老師，你們就要好好告訴他，您該好好回家喫點喝點，過你的日子。油幹燈盡，啥都不做了，我覺得 fine。年輕人接着做，用新的方式來做。

眼下說，我還會接着走一段，但大概不會沿用從前那種工作方式了。寫一本書，把你在一個領域的思想整理出來，曾經被認爲是天經地義的方式。我現在對這種方式抱有很深的懷疑，時代變了，傳播和交流的方式變了。我不知道下面還會怎麼做，大概不會是再寫一本書，比如政治哲學方面的書，可能更願意就一本別人的書，做 comments（評述）來闡述我在政治哲學方面的一些思考。我讀過一本書，這本書不太流行，叫做《弒君者》，判查理一世死刑的那個律師約翰·庫克的傳記。讀那本書我挺有感覺的，你可以從中看到中國和西方這兩種不同政治傳統中碰到這種政治危機時刻，這種重大的歷史轉變時刻，人們的不同的思考方式，不同的反應，我覺得要是沿着這樣一個事件去講中西方政治思考和政治處理方式的不同，比起在政治哲學層面上來講中西政治哲學差異，我覺得更落實得多。

《弒君者》

[英]傑弗裏·羅伯遜 著

徐璇 譯

三輝圖書丨新星出版社 出版

2009-4

我剛纔提到哲學已死這話，願意做哲學的年輕人聽來，這怪喪氣的。我個人理解，哲學的終結大概是這個意思——哲學是求真的思考，目標是無所不包的唯一的真理體系。簡單說，兩個方面，一個是真理性，一個是唯一性。很多人，包括我，不再接受真理的唯一性。非把兩者連在一起，有些人就乾脆放棄了真理性。我的想法不是這樣，我認爲，一方面要放棄唯一性，另一方面要堅持真理性。這是有點兒難的，但難的纔有意思。

放棄唯一真理這個想法，並不是要引來粗俗的相對主義結論。尼采提倡“視角觀”，用後來的話說，他不接受上帝之眼。各有各的視角，這的確可以導致相對主義，但相對主義是絕對主義的一種變體，把自己的視角視作無法調整的。其實，我們在對話中時時都在調整自己的視角。能對話就不是相對主義。我一直說，我們不能靠把一切都歸攏到一個絕對的觀點之下來克服相對主義，真能消除相對主義的東西，相反是這樣一種東西：你要深入到自身之中，瞭解你真正相信的是什麼。你實實在在相信一些什麼，你爲自己相信的東西做點兒什麼。這時候，你的信念和行動是實實在在的。但並不因此，此外的一切都是虛幻的虛假的。跟你不同的人，跟你衝突的人，他有他的實在。在具體的思考和行動中跟其他的生活理想對話、互動。是的，他有虛假的虛幻的東西，因此你要與他一爭，但這個過程是雙方的，你也有你的虛假和虛幻，你也要在這種爭執中變得越來越實在。

如果我想的對頭，那麼，可做的事情還多得很。叫不叫它哲學？哲學死了也沒有什麼關係，思想還遠遠的不會死。願意思考的年輕人，一代一代都會湧現。跟我們相比，年輕人有優勢。單說外語，他們明顯比我們這代人強很多。他們受到更正規的學術訓練。但我希望他們不要把眼光拘囿在學院範圍之內，要把學術上的問題跟他自己人生的問題，跟他時代的問題連到一起。即使說到表述方式，也不要完全限制在學院論文體上。實際上，我很懷疑像從前那樣做哲學還有多大意義，需要更誠實地面對我們的真實處境來思考。

圖片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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