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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籍（210—263），字嗣宗，爲阮瑀之子。他早年曾爲大官僚蔣濟、曹爽所辟舉，但都不久即稱病辭去。後來司馬氏父子兄弟相繼執政期間，他常在低微的僚佐職位。他爲了愛好東平的風土，而去做了十天的東平相。又爲羨慕步兵營廚中有美酒而一度做過步兵校尉，所以後世常依他做過的官職稱他爲阮步兵。

《晉書·阮籍傳》說他“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爲常”。他曾登上廣武山觀看楚漢戰場，而嘆息着說：“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他的《詠懷詩》第三十九首寫道：

從這些可以看出，阮籍原是懷有事業宏願的，但因看到當時政治形勢的危險，便把自己的抱負隱藏起來，而以酣飲來應付一切。司馬昭向他求親，鍾會陰謀從他的談論中找尋陷害他的藉口，都被他以沉醉擋回去。他從不在口頭上批評人物的是非，使司馬昭也不得不佩服他的謹慎。

他雖然在口頭上極力隱諱，不給仇視者以可乘之隙，但卻在行爲上以看來似乎消極的頹墮方式，給統治者所提倡的虛僞禮教以有力的衝擊。他在母親死時仍舊飲酒食肉，嫂嫂要歸寧了他趕去送別，這些行爲都是與封建禮教絕不相容的。有人譏誚他不合禮，他說：“禮豈爲我輩設！”他常以白眼對待一班禮俗之士，以致爲禮法之輩的何曾所仇視，主張把他“流之海外，以正風教”。

由此可見他的這種行爲在統治集團中所得到的反應效果。究竟阮籍果真要推翻儒家所主張的封建秩序嗎？從他在其《樂論》中所說“先王之爲樂也，將以定萬物之情，一天下之意也。故使其聲平，其容和，下不思上之聲，君不欲臣之色，上下不爭，而忠義成”，可知他所反對的，乃是當時統治者作爲幌子的虛僞禮教，而不是真正儒家所主張的教化原則。所以儘管他自己行爲上那樣放蕩，當他的兒子阮渾也要仿效他時，他說：“仲容（阮籍的侄兒阮咸字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復爾！”後來戴逵的《放達論》說：“竹林之爲放，有疾而爲顰者也。”確是理解阮籍等人放縱的意義的。

但是，阮籍對於當時世俗的憤嫉情緒，終未含默不言，他在《大人先生傳》中，假託老莊之意，對封建制度的虛僞和罪惡，作了徹底的揭露和盡情的鞭撻：

在這段文章裏，他對於原始社會那種淳樸風格之嚮往，現在看來是歷史所不許可的開倒車的空想。但在當時歷史條件下，他既不滿於現實，而又找不着合理的前進道路，於是思想很自然地回到傳說中的上古之世。這雖然是一種空想，但卻表現了作者嚮往淳樸社會的願望。在這裏作者所揭露的，封建統治者以徹底的虛僞性製造一套封建禮制的目的及產生的後果，是非常深刻盡致的。

他們爲了自私目的而製造出的一套禮法，就是禍害天下的亂源。這雖是莊子的舊談，作者卻於此作了透闢的闡發和入微的心理刻畫，從而表示他對於禮法的深惡痛絕，也爲我們揭示了封建禮法的階級本質。從阮籍在這裏表現出的思想精神，即可證明他的放縱行爲的意義。他之崇尚老莊，正發揮了老莊思想精神的積極的一面，即對於封建統治者的批判和反抗，不同於後來許多庸俗輩之以老莊爲腐化生活的粉飾，而是“有疾而爲顰”的。

阮籍的詩作，五言詩八十二首總題爲《詠懷》，另外尚有四言的《詠懷詩》三首及《大人先生傳》中的《採薪者歌》（雜言）、《大人先生歌》（楚辭體）各一首。我們所應注意的是《詠懷》八十二首。這八十二首詩是阮籍整個人生思想感情的總彙。它們並非一時的作品，而是作者隨感的輯錄。

整個《詠懷》詩的思想感情，大多是對於人生的憂慮及對時世的諷刺，而這一切乃是通過各類的生活內容多方面地表達出來，呈現出非常複雜的現象，使讀者感到難於捉摸，正如鍾嶸《詩品》所說的：“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淵放，歸趣難求。”但如結合當時的政局和他的處境仔細探索，是可以意識到他所寓託的思想感情的。而他寓託在許多詩篇中的複雜的思想感情，又往往是互相聯繫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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