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米兰出土的藏文写本及木简中出现了岛岱、局巴、支村、朗迷、那雪、郭仓、喀若、则屯、宗木、吐谷浑上万户、吐谷浑千户等部落名称,多为来源于吐蕃本土的部落,属于旧领主贵族的封邑和属民,如宗木部即为吐蕃古老氏族蔡邦氏的封邑,还有大量的吐谷浑属民前来从事农业生产,服役和纳税。可见,除了有出兵占领的吐蕃人就地驻军和定居,大量新占领地区分封给了吐蕃的新旧贵族,甚至有大量原属贵族封邑的属部民众,与其领主一起进入新占领地区从事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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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蕃占领吐谷浑之后,仿照吐蕃本土建制,将吐谷浑部落编组为部落(千户)组织,从中征调人马物资。在吐谷浑任官领封的贵族官员具有与吐蕃本土相同的告身,还出现了少量吐谷浑贵族申请千户长官职的记载。吐蕃攻占可陇,进入都善(668年,吐鲁番盆地东侧,今新疆东南的若芜地区),大量吐蕃本土及吐谷浑贵族及其属民进入该地,成为部善各地的领主。
从米兰出土的藏文写本及木简中出现了岛岱、局巴、支村、朗迷、那雪、郭仓、喀若、则屯、宗木、吐谷浑上万户、吐谷浑千户等部落名称,多为来源于吐蕃本土的部落,属于旧领主贵族的封邑和属民,如宗木部即为吐蕃古老氏族蔡邦氏的封邑,还有大量的吐谷浑属民前来从事农业生产,服役和纳税。吐蕃攻占敦煌(786)后,随即以“部落·将”制代替唐朝的乡里制,实际上就是将被占领区分封给不同贵族集团和军户,部落的内部情况与吐蕃本部相似,以千户为基本单位,“将”则相当于百户。
据敦煌出土的汉、藏文手卷记载,820年以前吐蕃在敦煌设僧尼部落、行人部落、丝绵部落、上部落、下部落、撩笼部落、中元部落,其中上、下部落均属孽三部落(千户)管辖,即上、下部落为擎三军部的封邑。吐蕃攻占于阑(791)后,吐蕃本士的章村、簸堆、叶若布、达布、聂巴、洛扎、碾克尔、朗迷、芒噶、雅藏等古老部落也于各地驻屯和生产。
可见,除了有出兵占领的吐蕃人就地驻军和定居,大量新占领地区分封给了吐蕃的新旧贵族,甚至有大量原属贵族封邑的属部民众,与其领主一起进入新占领地区从事农业生产。
以军事占领、立盟划界、推行部落制等为标志,表明吐蕃的对外扩张与北方游牧民族抢劫财物、人口等奴隶制掠夺战争有很大不同。攻城略地一派兵占领一立盟确土一设宫分封的形式,决定了其内容带有鲜明的封建性采邑扩张性质。对外扩张成为调节封邑奴户有限性和领主贵族世袭制之间矛盾的重要手段。在吐蕃政权中心受排挤的贵族,往往前往边区求取战功;处于吐蕃政权中心的领主贵族往往掌握着吐蕃的军队,在军事扩张中获利最多;吐蕃王室则将对外扩张作为转移和缓解族内矛盾的重要方式。
从《敦煌吐蕃历史文书》看来,被占领土地在早期的确大量分封给了“王宫所属僧团,大昭寺,桑耶寺,昌珠寺,小昭寺,以及勃律、羊同、朵麦、德论等地区的诸寺院僧团”,既然寺院僧团有所属领地寺户,就不排除其他领主贵族受封领地属户的可能性。《瓜州榆林寺之寺户、奴仆、牲畜、公产物品之清册》中出现了关于“瓜州地面寺庙产业大岸本、榆林寺寺内岸本等人,将壁三部落长官及其庵下之榆林寺顺缘寺户、财物、牲畜、粮食、用品等登记造册”的记载,岸本登记造册虽表示王室对领主封邑控制增强,但也从侧面反映出部落长官及其磨下寺院确受过封邑、寺户、财物、牲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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