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疫情時代的離婚：經濟壓力、生活空間高度重疊

　　一場深夜撲克引發的離婚

　　3月的一天，在深圳市羅湖區婚姻登記處擔任1年多離婚調解員的周聖蓉，看到一對30歲出頭的夫妻，帶着一個小女孩走進離婚登記室的大門，趕緊迎了上去。

　　“女方情緒不好，一直在哭，我們就問，你們是雙方一起坐下來跟我們聊，還是分開單獨聊？”女方提出要單獨聊。聽到引發離婚的起因竟是因爲男方在半夜12點多執意打網絡撲克，周聖蓉不禁唏噓，“難道真的是因爲疫情期間的隔離生活，日夜顛倒造成生活習慣混亂這一點小事，而引起的離婚嗎？”

　　實際上，從今年2月10日羅湖區婚姻登記處開始恢復正常上班以後，離婚變成了件很不容易的事。根據疫情期間的統一安排，婚姻登記已經由線下線上同時預約排隊變成了只能由線上預約，沒有預約的就無法登記。

　　記者在4月27日通過深圳民政公衆號發現，一個月內的離婚預約已經排滿了，全市所有區的婚姻登記處號源都顯示爲零。

　　這對帶着孩子來離婚的夫妻顯然是預約了很久才約到號源，心意已決來離婚的。周聖蓉向雙方反覆詢問，才知道他們離婚背後的深層次原因。原來，還真不是因爲一場執意要打的深夜撲克而引起的家庭危機，兩人的情感危機醞釀已久。

　　女方講述，孩子爸爸掌控欲太強，兩口子吵架的時候，男方有時會動手，女方就報警。久而久之，女方一遇到這種情況就會離家出走，十天半個月不回家。而男方認爲自己對家庭和愛人都是百分百付出，家務全乾，工資全交，對孩子又非常有耐心，不明白爲什麼女方動輒報警、出走。

　　周聖蓉也看到，男方的離婚意願並不強烈，而女方實際上對家庭的眷戀也非常深。於是她深入瞭解了男方的生長背景。原來，男方從小由爺爺奶奶帶大，童年有過被欺負等創傷經歷，導致長期安全感缺失。組建家庭以後，他把原生家庭的印跡也帶入其中，女方遇到矛盾只要一出走，男方就會有強烈的不安全感產生。而女方也對男方家庭暴力行爲有心理陰影。

　　周聖蓉耐心地向他們解釋，其實在婚姻中，他們就是一對沒有長大的孩子。“遇到分歧，對方按照自己的意願做到了就開心，做不到就像個孩子一樣鬧，其實沒有得到真正的成長，即使離婚了，因爲你們的不成長，以後還是會發生同樣的問題，那時候你們還是繼續用離婚的方式解決嗎？”

　　那天，周聖蓉戴着口罩在調解室裏跟他們聊了一下午。聊到最後，夫妻兩人抱頭痛哭了起來。然後，開開心心地走了。臨出門時，登記處的門衛衝着周聖蓉露出笑容，看來是調解好了！看着窗外已是晚霞漫天，周聖蓉覺得自己的成就感不是來自勸和了這對要離婚的夫妻，而是幫助他們得到了成長。

　　疫情期間的離婚只是表面激增

　　深圳市羅湖區婚姻登記處主任黎少忠告訴記者，從2月10日羅湖區婚姻登記處開始上班以來，前來離婚的人幾乎是天天爆滿。

　　記者查閱了深圳其他幾個區的離婚號源，發現一號難求的現象非常普遍。黎少忠表示，離婚預約難，一定程度上跟疫情期間加強管理有關，羅湖區開放的號源已經算是多了，但是每天也只能辦20多對。

　　針對預約離婚的人天天爆滿等現狀，黎少忠很快啓動了籌備已久的婚姻家庭講堂計劃——“幸福婚姻，愛在家庭”系列公益課。只不過，這次是把原來線下面授的課程改到了線上。講課的老師很多都是他們在婚姻登記處長期進行公益服務的心理諮詢導師。

　　其中就包括深圳市維家·婚姻幫。這是一家民辦非企業機構，早在1年前就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的形式進駐深圳市多個區級婚姻登記處，在一線長期從事婚姻家庭輔導和調解，周聖蓉就是其中的一員。

　　“像前一段時間有媒體報道一些城市離婚申請量創下新高，我們感受並不明顯。”周聖蓉說，疫情伊始，羅湖區民政局就在其公衆號上公佈了婚姻調解員的個人手機號碼，“感覺疫情期間來離婚的人不會那麼多，由於疫情原因不能面談，每個月的電話諮詢量也就20多個吧”。

　　實際上，根據深圳市維家·婚姻幫駐深圳市羅湖區婚姻登記處的統計，在疫情之前的2019年下半年，也就是從2019年7月到12月的時間段內，一共有203對夫婦前來離婚時接受了調解，其中有163對調解成功，42對沒有成功”。

　　周聖蓉和同事發現，追蹤這些離婚人羣，可以說有一定的共性——大多數處於30歲~40歲這個年齡段，普遍都是由於“上有老，下有小”，又要撫養孩子、又要照顧老人，同時又面臨深圳巨大的經濟壓力和生存壓力，沒有有效處理矛盾而引發的婚姻危機。

　　實際上，現在流行的所謂“三觀不合”其實並不存在，“我們通過一線數據瞭解發現，大多數的婚姻家庭矛盾，其實就是源於男女生理和心理的差異，這是大多數問題婚姻中最主要的矛盾”。

　　讓男女雙方正確看待性別本身的生理和心理層面帶來的差異，這是非常重要的事。維家·婚姻幫在疫情期間接手了一個調解案例，具有典型意義。

　　雙方都是非常年輕的新婚夫妻，但男方喜歡安靜，通常比較沉默，而女方更在意溝通交流，希望雙方的相處模式是“每天都有講不完的話”。平時上班工作忙，這種差異並不明顯，但在疫情期間，這種差異一下就被放大了。

　　“來我們婚登處離婚時，其實就是因爲雙方在家庭生活中的一點小事，幾句口角之爭引發了矛盾，然後愈演愈烈，鬧到來離婚。”周聖蓉告訴記者，女方認爲，男方都已經不跟她講話了，這個生活還有什麼意思；男方則認爲女方無理取鬧，但不像女方那樣執意要離婚。

　　調解員說，其實這類情況在他們調解的案例中比較多，大都發生在一些年輕人的家庭中，雙方的相處模式還沒有磨合好，也沒有什麼原則性的問題，就是由於男女差異形成的長期矛盾導致的。

　　“這類事件是有其內因、外因和本因的。”從這類案例來說，男方長期不跟女方溝通，對女方來說就是感受不到男方的關愛，這是外因；而雙方因爲溝通相處模式的不同，經常吵架發生矛盾，這是內因；而在發生衝突的時候雙方都有情緒，並且把情緒代入對話中，變成了互相發脾氣，這就成了本因。“所以當我們把這些問題逐一呈現給當事人的時候，他們才明白，其實需要從自己身上找原因”。

　　不可忽視的後疫情時代

　　廣東省婚姻家庭諮詢師協會祕書長蘭子，是一位有20年婚姻輔導經驗的資深導師，在她看來，疫情期間離婚率上升只是表面現象，其中的深層次原因無非是這四點：首先，是大多數家庭因停工延工，收入減少、經濟壓力倍增，從而引發各類情感問題；其次，疫情之下，壓力等負面情緒容易向最親近的人宣泄；另外，疫情期間原有的家庭矛盾強化和激化；還有一種特殊情況是居家隔離勢必導致家庭生活空間高度重疊，可能引發資源匱乏形成的家庭矛盾。

　　“疫情期間家庭收入銳減，是造成大多數婚姻爆雷的最主要原因，但這四個原因有時也是互相影響的。”蘭子說，在深圳，很多家庭有了孩子以後，生活空間顯得更爲侷促，原本家庭成員之間各個時間維度上的生活空間是不同的，平時父母上班、子女上學或找同伴外出玩耍，相互碰面的時間不多，所以在生活資源方面無衝突。而疫情期間，居家隔離會導致生活空間高度重疊，可能會因爲對某些家庭空間（如洗手間）、家庭設施（如電視、電腦）的競爭使用、家庭生活（購買何種食物、日用品）的決策權爭奪而產生資源匱乏感，從而引發家庭矛盾。

　　深圳市婦聯反家暴試點心理諮詢師王留鋒表示，夫妻關係經營能力不足，缺少共同體驗，感情賬戶透支。平時忙於工作、應酬，聚少離多，感情沒有維護好，出了問題還有緩衝空間。現在長期封閉在一個狹小空間內，問題會相對更加突出，且無迴旋餘地。原來不重要、不明顯、能隱忍的事兒都會放大。

　　“後疫情時代，婚姻關係面臨新的挑戰。”王留鋒說，當人們遭遇重大變故，內心會更傾向選擇基本的需要。日常生活中的隱忍、湊合作用明顯下降。比如：爲了孩子湊合着過吧，考慮即使離了婚也不一定能找到更好的人等，但經歷過災難後，這些制約因素顯得不再重要了，人們從心理上會更加趨向於善待自己，覺得沒必要湊合，斷舍離堅決毅然。

　　王留鋒建議，男女雙方都需要了解一些心理學的基本常識。心理學家很早就發現，經歷悲傷的時候，女性更常會去糾結事情產生的原因以及自己當時的感受，而男性更多會選擇專注於其他事情，來轉移注意力。換句話說，你很難過，他也很難過，但你應對難過的方式是讓自己沉浸在難過裏，而他的方式是“先來盤遊戲緩解一下情緒”。他並不是不難過，只是他選擇了另一種方式來排解情緒。

　　“在疫情的焦慮下，人們大多會更渴望家庭，更渴望親情的聯結。”王留鋒表示逃避困難和責任解決不了問題，希望夫妻雙方珍惜家庭生活的機會，學會正確處理家庭矛盾的方法。只有正確對待婚姻，學會久處不厭，才能讓夫妻幸福地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