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5000年文明的源頭，目前來看，就在雙槐樹。”在5月7日舉行的河南鄭州鞏義雙槐樹古國時代都邑遺址考古重大發現發佈會的現場，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李伯謙先生如是說。據悉，該遺址是迄今爲止黃河流域發現的仰韶文化中晚期規模最大的核心聚落羣和唯一的大型城址羣；出土了我國最早的骨質蠶雕藝術品，是目前發現的中國農桑文明發展史上時代最早的代表；封閉式排狀佈局的巨型中心居址，初具中國文明化社會早期大型宮室建築特徵……

鞏義雙槐樹遺址距今5300年左右，位於黃河南岸高臺地上、伊洛匯流入黃河處，一系列考古發現爲其打上諸多“最早”的標籤。因遺址位於河洛中心區域，專家建議命名爲“河洛古國”。

黃河流域唯一，且規格最高的都邑性質中心聚落

雙槐樹遺址東西長1500米左右，南北寬780米左右，殘存面積達117萬平方米。迄今爲止，遺址發現有仰韶文化中晚階段三重大型環壕、具有最早甕城結構的圍牆、封閉式排狀佈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大型夯土基址、版築而成的大型連片塊狀夯土遺蹟、3處共1700餘座經過嚴格規劃的大型公共墓地、三處夯土祭祀臺遺蹟、圍繞中心夯土祭臺周邊的大型墓葬、與重要人物居住的大型建築融合的用九個陶罐模擬的北斗九星天文遺蹟、與絲綢起源有重要關聯的最早家蠶牙雕藝術品、20多處人祭或動物祭的禮祀遺蹟以及製陶作坊區、儲水區、道路系統等，並出土了一大批仰韶文化時期豐富的文化遺物。

遺址被三重環壕圍繞，形成嚴密的防禦體系，並均發現有對外通道。在外壕的東南、西南分別發現外壕出口的道路各一條，寬大的壕溝顯然具有防禦外敵入侵的功能。大型中心居址區位於內環壕的北部正中。兩道牆體在中心居址的東南端呈拐直角相連接，在拐彎處和東端35米距離範圍內各發現門道1處，兩處門道位置明顯錯位，形成較爲典型的甕城建築結構。遺址內發現3處墓葬區，是目前已知黃河流域仰韶文化中晚期規模最大、佈局結構最爲完整、最具規劃性的墓葬區。

通過對比既往在周邊範圍內所發現的青臺、汪溝、秦王寨、伏羲臺以及洛陽的蘇羊、土門、妯娌等多個遺址後，考古人員發現，西山、點軍臺、大河村仰韶文化城址組成的城址羣對雙槐樹都邑形成拱衛之勢。“它的北面有黃河這一道天然屏障，其他的遺址呈扇面分佈在雙槐樹遺址的南面，各司其職，而雙槐樹正好位於扇把的位置。”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顧萬發告訴記者。

“通過遺址的地理位置、規模、文化內涵等各方面分析，雙槐樹遺址是迄今爲止在黃河流域仰韶文化中晚期這一中華文明形成初期，發現的規格最高且具有都邑性質的中心聚落。而以它爲中心的這個聚落羣，也是這個時期、這個區域規模最大，且唯一的大型城址羣。”顧萬發說。

它爲中華文明禮制核心，提供了來源

“三在中國古代是一個很神聖的數字，尤其在建築學和文化信仰裏，‘三重’這種結構在中國歷史上，一直是宮城皇城最標準的配備，而這種結構，在距今5300年前後的雙槐樹遺址我們就能看到。”顧萬發談到雙槐樹遺址的三重環壕時說道。其實，像三重環壕這樣象徵中華文明核心禮制的雛形在雙槐樹遺址並不在少數。

那些中心居址內的建築，不管是從規模、佈局結構和相關建築的禮儀性質都已初具中國文明化社會早期大型宮室建築的特徵。尤其是在中心居址前面，有一處面積巨大且曾被多次使用的大型夯土基址。

在這個基址上有目前國內同一時期規模最大的單座建築基礎，還有一處面闊15開間的大型建築則已初步具備了大型宮殿建築的特徵。“這些都爲探索夏商周三代大型宮室制度的源頭提供了早期關鍵資料。”顧萬發說。

最關鍵的發現，還要數中心居址內代號爲F12房址前，以九個陶罐擺放的北斗九星圖案遺蹟。早在2019年6月，與雙槐樹同時期的青臺遺址也曾發現有北斗九星的遺址。

顧萬發介紹說，結合此前青臺遺址的研究，目前已經確定，這個北斗九星斗柄的指向，正好與冬至的方向吻合，“冬至對於古人的意義重大，一般古人都會選擇在這一天進行祭天活動”。這就說明，距今5300年前後，中原先民對“北斗”天象和“斗柄授時”的觀測利用就已非常精確，並且已經有了天文、人文、地文合一的初步文化觀念。

還是這座代號爲F12的房址。其面積達到了220平方米，並且位於中間位置。在它的前面不僅發現了“北斗九星”，在建築中心還發現了一頭面向南並朝着門道的完整麋鹿。“它的位置剛好在北斗九星的上端，對應北極的位置。”顧萬發介紹說。

古人將北斗和極星作爲一個整體來認識，稱爲“斗極”，斗極處於星空旋轉的中心，羣星繞其旋轉，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似乎都是隨北斗指向而來臨，因此古人認爲北斗是天地秩序的制定者、天地萬物化生的中心，而北極星又有帝星的稱號。

“可見這間屋子裏並不是普通人，而把北斗九星和象徵北極的麋鹿都放在他屋子前面，表明雙槐樹人在聚落佈局中高度重視禮儀化設計思維，可能已有了較爲成熟的‘天地之中’宇宙觀。這些高等級的人文與天文遺蹟融合的現象，應是中國古代文明高度重視承天之命特徵的早期典型代表。這些發現都表明中華民族自古以來的團結、向心、中和的禮制核心早已出現並有確切的科學來源。”顧萬發說。

它代表了延續不斷的“中原文明發展模式”

雙槐樹遺址最爲著名的出土物應該就是一枚用野豬獠牙雕刻而成的蠶。這枚長6.4釐米，寬不足1釐米，厚0.1釐米的牙雕蠶，是一條正在吐絲的家蠶形象。

“這正好與青臺和汪溝出土的彩色絲綢相互印證。能夠比較確定地說，這裏應該是當時世界上最早產生絲綢的地方。”顧萬發介紹說，雖然這一時期全國各地代表性文化的農業都較爲發達，但並沒有與桑蠶紡織業有關的確切發現。

中華文明的一個典型特徵即是農桑文明、絲帛文明。從這一角度講，位於黃河流域中心的以雙槐樹遺址爲首的河洛古國，是目前發現的中國農桑文明發展史上時代最早的代表。

再結合在雙槐樹遺址中的其他發現，一個崇尚中心和文化包容，重視軍權、王權，重視民生，重視農桑，重視人口發展、重視發展生產力、追求社會長治久安，不過分地把創造的社會財富貢獻給神靈，而是更多地投入社會再生產的文明發展模式逐漸顯現。

也正是這一模式的主體，在後代被主流政治社會所繼承和發揚，成爲中華文明歷史進程中最具代表性和引領性的主流發展模式和思想。

“世界四大文明，只有中華文明得以延續，生生不息，是與以雙槐樹遺址爲代表的中原發展模式密不可分的。”著名考古學家、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王巍如是說道。

它是黃河文化的根，被稱爲“早期中華文明的胚胎”

王巍說，雙槐樹遺址實證了河洛地區在距今5300年前後這一中華文明起源的黃金階段的代表性和影響力，填補了中華文明起源關鍵時期、關鍵地區的關鍵材料，在同時期黃河流域規模最大、等級最高、社會分化程度最明顯。它的發現，將幫助人們持續理清華夏文明發展的脈絡、充分彰顯中華文化的深厚底蘊，進一步提升中華民族文化認同感、自豪感、自信心，增強文化凝聚力。

與會專家分析說，雙槐樹遺址以考古學的實證材料表明在距今5300年前後以雙槐樹遺址爲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的確是黃河文化之根、華夏文明之魂，被專家學者稱爲“早期中華文明的胚胎”。

著名學者、北京大學教授、國家“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李伯謙說，雙槐樹遺址一系列重要考古發現的內涵，尤其是其社會發展模式和承載的思想觀念，呈現出古國時代的王都氣象，尤其是北斗九星以及諸多凸顯禮制和文明的現象，被後世夏商周等王朝文明所承襲和發揚，五千多年的中華文明主根脈有望追溯至此。

此外，這是距今5300年前後古國時代的一處都邑遺址，因位於河洛中心區域，專家建議命名爲“河洛古國”。（編輯 袁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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