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親復仇”不是正義，法治社會絕不容許“血親復仇”

對“張扣扣涉嫌故意殺人罪、故意毀壞財物罪”一案，陝西省高級人民法院於2019年4月11日晚作出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對張扣扣的死刑裁定依法報請最高人民法院覈准。“張扣扣”案塵埃落定。

張扣扣，男，陝西漢中市南鄭區新集鎮王坪村人。2018年2月15日，正值大年三十，張扣扣在新集鎮王坪村鎮持刀將王正軍、王校軍、王自新殺害。2月17日，張扣扣到公安機關投案自首。該案發生後，引起全國轟動。後經媒體報道，張扣扣殺人系因“爲母報仇”。該殺人動機在一審和二審庭審時，張扣扣本人均當庭予以確認。根據張扣扣自己的話說，“爲母親報仇天經地義。爲了報仇，我不結婚，不想讓我媽白死。我沒做錯，我是有血性的男人。”。在張扣扣看來，其殺人是有正當理由的，因爲母親的死亡與三人有關，所以現在要殺死他們爲母親報仇。有部分網民對張扣扣“爲母報仇殺人”持同情態度，認爲情有可原，換做是自己也有可能採取同樣的方式。大部分網民認爲這種私力復仇方式極爲不妥，只會讓仇恨循環往復沒有終結，自己也要因此受到法律嚴懲得不償失，不應被推崇。張扣扣採取的私力復仇方式就涉及到一個概念——“血親復仇”。

血親，是指有血緣關係的親屬，又分爲直系血親和旁系血親。家族血緣關係是人們最重要的社會關係，是家族和個人最重視的利益。正因爲如此，當血親受到他人傷害，就會被視爲是對家族和個人的直接侵害，施害人就會被視爲仇人。“血親復仇”，就是建立在這種家族血緣關係上的爲血親所受傷害進行的報復行爲。

在原始社會，血親復仇是慣例，長期支配着人類行爲。在我國夏、商、西周及春秋時期，血親復仇較爲普遍，當時的法律規定允許私人復仇。《禮記.曲禮》中記載“父之仇弗與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意思是：對於殺父仇人，兒子們不能和他生活在同一個藍天下，兒子們必須親手殺死仇人；自己兄弟被殺，要時刻隨身帶着兵器，見到仇人就殺。《春秋公羊傳》中記載“不復仇，非子也。”西周《周禮》中規定子女爲父母報仇不擔刑責，只需向司寇（古代司法官吏名稱）下屬的朝士（古代官名，執掌刑獄等）備案。復仇以一次爲限，不允許雙方再行復仇，導致仇殺不已。在戰國、秦漢時期，法律開始嚴格限制血親復仇。《法經》中規定，“爲私鬥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劉邦頒佈的“約法三章”規定，“殺人者死，傷人及盜者抵罪。”東漢獻帝建安十年令：“不得復私仇。”三國魏文帝時詔曰：“今海內初定，敢有私復仇者，皆族之。”唐朝律法嚴格限制血親復仇。宋朝律法限制血親復仇，但規定復仇案件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元朝法律傾向於允許血親復仇。明清律法承繼唐宋法律，限制血親復仇，但在復仇處罰上充分考慮情理法。中華民國時期禁止血親復仇。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禁止血親復仇。

歷史上有影響的血親復仇案件：

1、武周徐元慶爲父報仇殺官案

武周時，徐元慶的父親徐爽被縣尉趙師韞冤殺。徐元慶爲父報仇殺了趙師韞後投案自首。當時朝廷中不少人認爲徐元慶爲父報仇屬於孝子，應該予以赦免。武則天也想赦免徐元慶，然而左拾遺陳子昂諫言阻攔，認爲殺人應當按國法處置，將徐元慶處死，因徐元慶的報仇又符合當時國家提倡的孝行“父仇不共戴天”，徐元慶又應當赦免。最終陳子昂建議，按照國家法律規定處死徐元慶，然後表彰他的孝行，爲他立碑歌頌。武則天認爲禮法兼顧，最終採納。

2、中華民國時期施劍翹爲父報仇殺孫傳芳案

在1925年，施從濱（奉系軍長）兵敗固鎮被俘，孫傳芳（直係軍閥）將其砍頭並示衆。施從濱的女兒施劍翹決心爲父親復仇。1935年11月13日，施劍翹在天津刺殺了孫傳芳，天津法院判決其有期徒刑十年。當時輿論沸騰，馮玉祥、于右任、張繼、宋哲元等政要出面救援，時任中華民國主席林森批准特赦施劍翹。

從上可以看出，從古至今，對於血親復仇，國家法律從認可到限制，直至禁止，其發展過程曲折，一直受到當時的倫理道德觀念、國家制度和政治形勢等因素的影響。對於血親復仇是否減免刑事責任的辯論，實質上是就是“禮法之辯”，就是血親報仇的倫理觀念和國家法律規定的衝突。從世界歷史發展來看，血親復仇已不符合現代社會的價值觀，沒有生存土壤。

我國當前正致力於建設法治社會、和諧社會，法律是規範人們行爲的基本準則，離開了法律，社會將會無序，又何談法治和和諧？“血親復仇”方式看似暢快淋漓，大快了復仇者之心，讓“看熱鬧不嫌事大”的人熱血沸騰，但這樣復仇下去是沒有終結的，人人皆自危，這將嚴重影響社會和國家秩序。所以，在現代社會血親復仇不是尋求正義的恰當方式，不會被國家、社會和法律所認可。類似於張扣扣案的所謂爲母復仇，也許能博得一些人的同情，但其復仇行爲在法治社會絕不容許，更不會被法院赦免。作爲國家公民，應遵紀守法，樹立法律信仰，讓“法律的歸於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