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明式坐具扶手椅的出頭與不出頭的問題，出幾個頭的爭論，以及聯幫棍的有無和斷代問題，今天我們跟隨濮安國教授一起探尋……

一

明代的“兩出頭”扶手椅

1984年的隆冬，筆者去姑蘇城外的古鎮和鄉村進行民間古傢俱的調查，發現了一件非常別緻的明代扶手椅，造型古樸、結構精當，可謂十分難得。

濮安國先生髮現的搭腦兩端出頭的扶手椅

這件扶手椅的座身寬64釐米，深47釐米，高48.5釐米，通高112.5釐米。

椅子因天長日久，座面下原有的兩根託檔已經失落，採用細藤編織的軟屜也已破損，僅剩一個漏空的框面。

在椅子的四條腿足之間，三面都安置有券口牙子，但迎面的券口牙子已散失；左右兩側的券口牙子中，右側還齊全完好，左側則有些殘缺。

四根管腳棖，前後低、左右略高；前面一根又稱踏腳棖的爲出榫包腳做，仔細觀察後可發現棖下應有腳牙，可惜也早已不存。

明 黃花梨四出頭官帽椅

以上這些構造和做法，與常見的明式扶手椅沒有多大差別。尤其是四條腿足，均採用穿過椅面的“上下一木連做”，爲明式扶手椅製造工藝的通常作法。

另外，扶手前端採取套榫結構與一木連做的鵝脖相接，兩端不出頭；椅子頂部的搭腦與後腿交接時，兩端出頭，且稍稍向上翹起，呈現民間所謂的“紗帽翅”狀。這些，同樣也是明式扶手椅中常見的形式。

但是，一般明式扶手椅在扶手與鵝脖、搭腦與後腿相交接處的四端或均作出頭，或四端套接都不出頭。而這一件扶手椅子只有搭腦與後腿相交處的兩端出頭，扶手與鵝脖相交處的兩端則不出頭，非常罕見。

黃花梨兩出頭官帽椅

1997年紐約佳士得畢格史藏傢俱專場

通過對實物的反覆觀察和驗證，以及根據該椅主人提供的收藏情況，可以確認它是一件歷經世代、長期使用、流傳到現在且未曾有過任何修制的明代傢俱遺物。

由於年代久遠，椅子扶手的前端磨損十分明顯，鵝脖穿入扶手的榫頭也已暴露出來，踏腳棖經常被踩踏移磨，痕跡尤爲明顯。

同時，從椅子肥厚寬大的靠背板和椅子用料的碩實，體型自上而下呈側腳，以及形態率直、質體堅固，並採用少見的“淨瓶形”聯幫棍等特徵，均可清晰地感受到早期明式傢俱淳樸、古拙的氣質和意味。

對於這樣一件看來似乎相當平凡而實質不同尋常的椅子，不能不說是明代傢俱中一件十分難得的珍寶。它的發現，填補了明清扶手椅種類和形式的一個空白。

明萬曆刻本《紅梨記》木刻版畫中的兩端出頭官帽椅

這種扶手椅，我們倒是可以從明代的木刻版畫中找到確切的佐證。明萬曆年間（1573~1619年）刊印的《紅梨記》木刻版畫插圖《宦遊》中，就出現與這件扶手椅幾乎完全相同的“搭腦兩端出頭，扶手兩端不出頭”的椅子。

實物和繪畫圖像相互參照，可使我們進一步瞭解到，至遲16世紀，在以蘇州爲中心的江南地區，這類搭腦兩端出頭、扶手兩端不出頭的椅子，已經確實存在，而且廣爲流傳。

安思遠舊藏黃花梨兩出頭官帽椅

民間手工業產品歷來不受統治者的重視，史料難覓，經常成爲進一步探討問題的攔路石。面對這件堂堂正正的扶手椅，應該叫它什麼名稱，一時就很難說得清楚了，也極難能找到直接的有關文獻資料。

但是，從形式上看，被發現的這件扶手椅，與明代扶手椅中現被稱作“四出頭扶手椅”、北方稱爲“官帽椅”的扶手椅，以及扶手和搭腦兩端都不出頭的文椅，即北方工匠叫做“南官帽椅”的椅子，應同屬一個類別。

黃花梨兩出頭官帽椅

英國收藏家尼古拉斯.格林利藏

官帽椅名稱的由來，雖有人曾作過解釋。不過多年來，筆者一直對被今人所稱官帽椅或南官帽椅的名稱感到疑惑，因爲在明式傢俱的故鄉，蘇州以及江浙一帶，不管是搭腦和扶手兩端都出頭或都不出頭的扶手椅，都沒有被稱作官帽椅的。

無論是官帽椅還是南官帽椅都只是北京地區的稱呼，在江南民間至今仍不知道有這種稱謂，只是把這類扶手椅稱爲“禪椅”“文椅”。

而今這一“兩出頭”扶手椅的真實出現，又無獨有偶與明代萬曆年間的木刻版畫插圖中的椅子相一致，並且那張搭腦兩端出頭、扶手兩端不出頭的椅子，在畫中恰恰被放在江南官家的廳堂上，一正一背，方位清晰明朗；坐在椅子上的恰恰又是兩位頭戴幞頭冠帽的官吏，其彎彎相順的紗帽翅，與扶手椅兩端出頭的搭腦，相互呼應，相映成趣。如果在此將它們聯繫在一起，稱這種椅子爲“官帽椅”，那麼，應該是最相稱也是最恰當的了。

扶手椅中的“紗帽翅式“搭腦

無論是從“整體形象”去看，還是依搭腦式樣想象看，結合傢俱使用的環境，將這類扶手椅的名稱定爲官帽椅，應該是更合情理，也更名實相符。

江南民間木工在製造傢俱時，往往對一些部件產生某種直覺的意匠，從而將這些部件加以形象化的命名。如椅子搭腦中的所謂“紗帽翅式”、“橋樑式”、“駝峯式”等名稱，它們不一定是通過側看或正看作類比，也不一定與整體形象有什麼關係，只是僅僅用作相互之間的一種識別，以方便設計造型和加工製造。

其中也有被程式化了的名稱，並漸漸成爲一些傳統樣式。上述搭腦名稱的幾種形制樣式，在江南地區就較普遍。

至於官帽椅是否與紗帽翅式搭腦的扶手椅一定有什麼直接的聯繫，至今並無真實確信的依據。只是根據以上分析和探索，官帽椅這個名稱很可能是一種引申的結果。

明萬曆四十六年刻本《三木圖會》木刻插圖中

扶手兩端出頭、搭腦兩端不出頭的扶手椅

明老花梨木四出頭扶手椅中的

淨瓶式聯幫棍（已流失海外）

另外，這件扶手椅在扶手下設置的聯幫棍，與一般常見的也很不相同，是一種很少採用的車木加工工藝製成的淨瓶形立柱，很可能是當時某種裝飾意匠及較早的表現形式。

裝有類似這種聯幫棍的椅子，有一件被收錄在《明式傢俱研究》一書中（參見該書第72圖），此椅現由北京冀氏私人收藏。還有一件刊於美國出版的《中國古典傢俱學會會刊》，形制與一般常見的四出頭扶手椅也無多大差異。

由於也都採用淨瓶形式的聯幫棍，故比較引人注目。

清紅木扶手兩端出頭、搭腦兩端不出頭的扶手椅

若將這三件椅子作細細觀察，人們不難發現，它們並不因爲聯幫棍的相似而風貌和品位也能一致，相反，只有前者的兩出頭扶手椅才富有一種原創性，後二者仿效的痕跡削弱了其形象效果。

加上其他因素，我們可以判定，後兩件扶手椅的製作年代明顯晚於前者，唯有這件纔是貨真價實的明代中晚時期流傳下來的扶手椅實物，並可用它來作爲鑑別的特徵。

二

明式扶手椅上的聯幫棍

筆者在研究明清扶手椅中發現，蘇州虎丘新莊明王錫爵墓出土的一件四出頭扶手椅和上海盧灣明潘氏墓出土的兩對文椅，有一個十分顯著的共同特徵，即在其扶手下的中間位置均沒有安置“聯幫棍”(扶手與椅面中間的連接件)。

明 四出頭扶手椅

明器三視圖，蘇州虎丘新莊明王錫爵墓出土

明 文椅與桌子

上海盧灣明潘惠夫婦墓出土，上海博物館藏

其中王錫爵墓扶手椅的扶手，鵝脖呈彎形且退後，與前足不一木連做，另木安裝。潘氏墓的兩對文椅扶手的鵝脖則與前足一木連做，呈現直杆形，扶手杆與鵝脖套接。

從眀式傢俱傳世的扶手椅實物中又同樣發現，許許多多的扶手椅均與王錫爵墓出土的四出頭扶手椅或潘氏墓岀土的文椅一樣，椅子扶手的中間位置都不安置聯幫棍，有的鵝脖彎曲退後另立，不與前足一木相連；有的鵝脖在前，與前足一木連做，採用套榫。

顯而易見，這些扶手中間位置不設聯幫棍的四出頭扶手椅或四不出頭的文椅，已成爲明代及明式傢俱扶手椅的一種鮮明而突出的形制和造法。

明式老花梨木不設聯幫棍文椅

明式老花梨木不設聯幫棍四出頭官帽椅

原中央工藝美術學院藏

還有在傳世的其他品種的扶手椅子中，也不難見到這一普遍的形制和式樣，在形制上表現出了共同的特徵。

這些沒有安置聯幫棍的扶手椅，顯然具有明顯的時代性。我們在明代繪畫和文學書籍的木版插圖中,可以找到大量旁證：各類不同品種式樣的扶手椅子，幾乎都有不設聯幫棍的。

明式老花梨木不設聯幫棍高扶手椅

明式老花梨木不設聯幫棍圈椅

鵝脖的做法有彎曲退後另立的，也有直立與前足一木連做的。相反，卻較少發現畫中有安裝聯幫棍的扶手椅。

這種形制圖例，一直到清初時期的繪畫和木版插圖中仍然很多。根據古代繪畫史料，我們還可以清楚地看到，這種形式的椅子，其淵源來自唐宋時代，唐宋的扶手椅在扶手下幾乎都沒有安置聯幫棍。

崇禎三年刻本《情郵記》木刻插畫中

的無聯幫棍四出頭扶手椅

清康熙《聖論像解》木刻插畫中

的無聯幫棍四出頭扶手椅

我們通過對明式傢俱中扶手椅的分析，便可找到這樣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沒有安置聯幫棍的扶手椅子，是明式扶手椅子中很早就岀現的主要形制和式樣，且一直相繼延續到清代，這種式樣包括四出頭扶手椅、文椅或圈椅等，已經成爲明式扶手椅形制的一種基本定式，可以作爲鑑定明式傢俱較早時期的一種重要依據。

然而，在以往的研究中，人們沒有注意到這個規律，相反有人認爲：“鵝脖退後另立，扶手中間位置不設聯幫棍的做法，是扶手椅不規範的一種形制，故其製作的年代較晚，一般都在清代中期以後纔出現。”

唐盧楞伽繪《六尊者像》中

的無聯幫棍四出頭扶手椅

宋《孟母教子圖》中

的無聯幫棍四不出頭扶手椅

通過筆者的分析研究，不難發現這種觀點顯然是沒有任何根據的，也不符合客觀歷史事實；對於認定扶手椅的製作年代和風格，產生了不良的影響，造成了嚴重錯誤和後果。

在椅子扶手的中間位置開始加設聯幫棍，只能是爲了更好地加強扶手的堅牢和穩定，是根據扶手椅的實用功能要求越來越普遍而推行的一種做法。

同時，又不失作爲扶手椅形體的一個裝飾。聯幫棍作曲直、粗細的變化，或增加雕飾紋樣，都可以用來豐富椅子的形態，使扶手椅的形體產生不同的視覺效果；而且在其自身的發展變化中，還可表現出各種工藝特點和形式特徵來。

安思遠舊藏無聯幫棍南官帽椅

這裏，我們如果將眀代中期再到清代中期的各種聯幫棍，細加考究，進行歸納、整理和比較，就能爲扶手椅的鑑定提供一定有效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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