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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案件人命关天，必须以最高的证据要求和最严格的证明标准，排除一切合理怀疑”！

报案的中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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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最后一天的傍晚，苏南某市城乡接合部的小镇上，空气中弥漫着元旦放假前的温馨气息。突然，镇派出所闯进一个慌慌张张的中年人：“警察同志，有个女的好像死在店里了！”

两位民警小赵和小李火速赶到现场，清江桥下一家破旧的性保健品店。掀开卷帘门，循着灯光来到店里的小房间，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仰面躺在床上，嘴里、喉咙里全是血……小赵迅速通知区公安局刑警大队来现场进行进一步勘查。

报案的中年人被带回派出所作进一步询问。透过他断断续续的讲述，警方了解到他叫徐建国，是当地的个体运输户，一个月前经朋友卞新江介绍认识了死者——这家性保健品店的老板徐彩芳，很快成了情人，并经常留宿徐彩芳店里。当天下午，他开车到镇上，把车停在桥南，就来找徐彩芳。看到店门还没开，心里有点怀疑，一拉卷帘门发现没锁，就拉开卷帘门进去，结果发现徐彩芳躺在床上，身体已经凉了。

然而，现场勘查的结果出来后，所有的证据都指向，这个报案的中年人很有可能就是凶手。

经法医鉴定，徐彩芳系被他人扼颈致窒息性死亡，喉咙、嘴中有大量的血迹。其所盖红色棉被及床上淡色床单上的可疑血迹系徐建国所留。现场烟蒂也为徐建国所留。徐彩芳死亡时间为2005年12月30日晚，而性保健店门口的监控录像显示，当晚10时许，有一个与徐建国体貌姿态很像的人来过现场……

2006年1月4日，徐建国因涉嫌故意杀人被刑事拘留，后很快被逮捕。经过几次讯问，他供述了自己的作案经过：12月30日晚，他接到徐彩芳电话后赶到徐的店里。因徐彩芳索要钱物两人发生争执，他即采用掐脖子及用被子蒙头、捂嘴的手段将徐彩芳杀死。

2006年9月25日，此案一审宣判，徐建国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徐建国不服，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两种审查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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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月，省高院将徐建国案的卷宗移送省检察院，通知检察院指派检察官阅卷并出席二审法庭。

“老江，领导说案子交给你办了！这案子可得好好审查，上诉人现在一口咬定：自己没杀人!”新来的内勤老周把卷宗递给我时，特意加了一句。

我也笑了。老周同志虽然才来我们处不久，已经懂得通过上诉理由“辨别”案件难易了。我们省检察院公诉二处是一个专门与死刑犯打交道的部门——主要负责全省死刑二审案件的审查及出庭工作。上诉人出于求生怕死的本能往往能想出五花八门的上诉理由。而最让人头疼的就是——“人不是我杀的”。那意味着对整个案件事实的推翻。

接下来的几天，我埋首审查这起看上去并不复杂的杀人案，把所有证据在脑海中过了一遍又一遍，心中的疑惑却越来越大。

从事检察工作多年，有一位前辈的话给我的印象极深。他说：审查刑事案件有两种路径。第一种是：先设定证明对象，然后找证据，再看能证明到什么程度。这种路径对检察官来说比较省力。比如这个案子，种种迹象都证明是徐建国杀人了，我们根据这个几乎可以预设的结论来找证据：有现场血迹，有监控录像，有证人证言，有徐建国供述，那还不是板上钉钉？

然而，这条路径的缺点也很明显。主观判断在先，必然不注重反证的搜集，很难做到客观公正。细究杜培武案、佘祥林案，几乎都是这条审查路径，最终造成了冤错案件。

所以，这位前辈认为，一个称职的检察官应该选取第二条路径：先全面把握证据，再客观评断这些证据能够证明哪些事实，在法律上应如何评价。这种路径比起第一种路径要费力得多，但能做到最大程度的客观公正、不枉不纵。

我从来都是一个较真的人，所以每次都毫不犹豫地选择第二条路径。

一连串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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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第二条路径审查徐建国案件，我发现了太多疑点：

没错，现场有徐建国留下的烟蒂，但考虑两人的情人关系，很可能是之前所留，证明力有限。

现场有徐建国的血迹，而徐建国手上亦有指甲大小的伤口。一审认定，伤口系当晚两人撕扯时徐建国被徐彩芳抓伤，并在现场留下血迹，两者相关印证。但细究下来，公安机关并没有提供被害人指甲内残留物的鉴定报告。而被害人的邻居卞新江曾证实徐建国与2005年12月31日为其搬米时“哎哟”叫了一声，说手被擦伤，他当时也看到徐建国手背上渗出一点血来，徐的伤口完全可能系当时所留。至于血迹，不排除之前徐建国在徐彩芳处留宿时产生的可能性。

徐彩芳的小灵通和徐建国手机的通话清单证实了两人2005年12月30日晚的通话情况。但案发后徐彩芳的小灵通一直未找到，徐建国在后来的供述中说是自己杀人后拿走的，在回家的路上丢了，还骑摩托车去找过。但卞新江的证言证实，徐建国的摩托车自12月23日起至案发，就放在卞家。这些矛盾如何解释？

根据徐彩芳丈夫陆某某证言，徐彩芳2005年12月30日下午曾去陆某某店里批了两条中华，一条红南京香烟，陆找了40元5角零钱给徐，并看到徐把烟和零钱放到一个黄色拎包里。但案发后现场并没有发现香烟，也没有发现拎包。而且案发后发现性保健品店里一点钱财都没有，作为一个正常经营的商店太不合情理。本案并不能排除劫杀可能。

杀人案件的证据卷里有很多恐怖的照片。有的同事看后说“几个月都吃不下红烧肉”。但对我来说，完全没这个问题。那天，我正凝神看被害人徐彩芳尸体的照片，同事小敏从背后拍了我一下，说：“老江，你又从这些血淋淋的照片中看出什么线索啦？”

我回过头，告诉她，还真的有线索。“你看，被害人的颈部有多处伤痕，但甲状软骨处有一处表皮剥脱伴皮革样化。我上午问过顾法医，他说掐脖绝对无法形成该伤痕，除非扼压时被害人脖子上有硬物，从形状看，极可能是戴的坠饰。但现场勘验笔录、徐建国的多次供述和一审认定的犯罪经过完全没提到这个坠饰，这说明犯罪事实没有被查清。”

我又翻出一张被害人头部的照片，“这张照片上，徐彩芳的头皮处有一处明显的伤痕，应为类似方形的硬物所伤。这与徐建国供述及一审认定的他在床上捂死、掐死徐彩芳的经过不能吻合。”

小敏乐了，讽刺我说：“老江，你简直是站在辩护人的角度审查案件。”她顿了一下，说：“不过，这样的审查才是最严格的审查，才能真的排除一切疑点。”

这期间，我去提审了徐建国。他除了反复强调徐彩芳不是他杀的之外，还提到徐彩芳和卞新江等人也有过交往，不排除他们作案的可能性。结合阅卷疑点，我和省高院的法官一起赶到案发现场仔细察看，从当地公安机关的库房里找到了被害人徐彩芳的指甲，还调取了监控录像，联系公安系统用省内最好的技术设备反复播放。然而，任我们俩1.5视力的眼睛看得生疼，都实在无法确信，录像中那个极模糊的人影就是徐建国。

确实存在第三人作案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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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3月，徐建国故意杀人案在当地二审开庭。我代表省检察院出席了法庭，发表了检察意见：“本案中尚有部分疑点不能合理排除，认定徐建国故意杀人事实的证据尚未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不能排除其他人作案的可能，建议将本案发回重审。”

2007年10月10日，省法院采纳了我院意见，以原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裁定将案件发回重审。在此过程中，我提出了该案6项需要进一步补充侦查的问题：比如能否对徐彩芳的指甲残留物作出鉴定，她内裤上的可疑斑迹能否进行补充鉴定……

12月18日，办公室的电话响起，我像有什么预感地接起电话。那头传来本案主审法官激动的声音：“老江，省公安厅的DNA报告出来了。在徐彩芳的内裤上，检出了第三人王东方的精子；而徐彩芳的指甲和阴道里，检见至少两人的DNA，但既非徐建国，也非王东方的。而且，徐彩芳阴道内检出的男性DNA，与其指甲内Y染色体为同一人。本案确实和你我判断的一样，决不能排除其他人作案的可能，甚至有第三人，第四人！”

2008年3月，一审检察机关将本案撤回起诉，将该案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徐建国被取保候审。

有一次处里讨论这个案件，同事老赵说了段很精辟的话，他说：“徐建国这家伙，本来是‘疑凶’。后来被当成了‘真凶’。通过老江的努力，他又成了‘疑凶’——因为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他杀人的可能性。”大家都笑了，笑声中也都有些感悟。

2012年，刑事诉讼法大修。“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作为证明标准被写入法典。回望该案，我再次坚信自己当时的选择——“死刑案件人命关天，必须以最高的证据要求和最严格的证明标准，排除一切合理怀疑”！

而我，也一直关注着这个案件的进展。期盼着，杀害徐彩芳的真凶早日落网！（文中人物均系化名）

来源 | 清风苑杂志2013年 第3期

作者 | 江乃军、管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