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爲中國私立大學的開拓者，陳時不僅享有“南陳北張”的美譽，還是中國近代著名大學校長之一。在抗戰烽火中，他率領武昌中華大學師生流寓重慶，走過了一段自強不息的歲月。

抗戰教育急先鋒

陳時，字叔澄，生於湖北黃陂陳家中灣書香門第。早年留學日本時，加入中國同盟會。曾寫下豪言壯語：“中國近代教育史上難道還少得了‘中華大學’四個字嗎？”學成歸國後，他投身武昌起義，並出任湖北軍政府財政司祕書。

陳時

1912年，在陳時的竭力說服下，其父陳宣愷慷慨捐資，創建了中國第一所私立大學——武昌中華大學，並任校長。陳時結合當時形勢，將反對帝國主義入侵列爲學校德育的主題內容。1917年，陳宣愷去世，陳時繼任校長。

五四運動爆發後，陳時於“五七國恥日”當天召開了一場特別的運動會，並在主旨講話中嚴厲譴責日本軍國主義的強盜行徑與北洋政府的腐敗無能，強調振揚國雄精神。身爲武昌中華大學附中主任、學校體育部書記的惲代英則帶領大家呼喊“不忘國恥！”運動場上喊聲震天，羣情鼎沸，運動會幾乎成爲聲討大會。

惲代英在日記中描述了運動會的情形，記錄了陳時對他的“再三叮嚀”：“今日爲運動會正期，……警備特別戒嚴，防有特別暴動。叔澄師對我叮嚀再三，餘允相機行動。……吾與陳學謂君及勺庭三君談，人須‘捨得’才能救國。沿街發前印明信片及傳單，夢鏗實助餘。”

他們組織同人上街散發愛國傳單，拉開了武漢三鎮五四運動的帷幕。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陳時及時組織全校師生成立抗日救國會，舉行總宣誓，並親自率領師生走上街頭遊行示威，宣傳抗日。11月，全校大學部與高中部成立青年義勇軍，組織訓練義勇軍幹部教導隊；12月，初中全體學生成立童子軍義勇。

陳時題中華大學校訓

“一·二八”淞滬抗戰後，爲激發師生的愛國熱情，陳時特意安排學校教務處會同軍訓股，以學生義勇軍的名義致電抗日前線將領蔣光鼐、蔡廷鍇與上海警備司令部司令戴戟，在慰問、聲援鐵軍的同時，表達了“枕戈待命”的氣概。電文雲：“暴日在我國境內，尋釁侵佔，時屆半年，……諸將士振臂一呼，雪恥禦侮，爲民族爭人格，爲人類伸正義，中外同欽，特電慰勞！本軍成立有日，願聽指揮，枕戈待命，誓揚國威，寧候明教！”

此外，陳時作爲首屆世界教育會議委員，一直代表中國教育家在世界教育系統發聲。1937年7月5日，當得知日本擬接納僞滿代表赴日參加國際教育會議，他聯袂中國教育學會武漢會員17人，領銜致電中國教育學會年會主席團，旗幟鮮明地表示反對：“閱報載世界教育會議，日本籌備負責人允許僞滿參加，莫名駭異！特正式提醒，由本會決定聯合教育學術團體表示意見，拒絕參加，並向會員各國宣言。”

陳時捍衛國家主權的通電，立即得到新聞界、學界的響應。翌日，中國國民黨機關報《中央日報》全文刊登其電文。幾天後，中國教育學會年會主席團致電世界教育會議代表孟祿，表達了中國代表不參加此次會議的決定。

一身正氣西遷路

1938年6月，武漢會戰拉開帷幕，武昌中華大學面臨留守或搬遷的十字路口。

此時，日軍司令長官岡村寧次負責攻略武漢地區。岡村與陳時是朋友，甚至有過詩詞唱和；日方要員岸信介、佐藤榮作和陳時也有私交；日本外交官重光葵還以老友身份致信陳時，勸他不要離漢，留下共建“東亞共榮圈”，並許以高官厚祿。陳時不爲所動，義正辭嚴地回覆道：“中國人是有骨氣的，決不會以個人的私交叛國投敵，我與我的同胞會團結一心抗戰到底，直到收復失地！”

武漢會戰期間，國民政府機關、工廠紛紛西遷重慶，往返漢渝的民生公司船隻幾乎被政府部門包完，到了一票難求的地步。在這非常時期，政府無法對高等學校西遷全部作出安排，國立大學的搬遷都束手無策，更何況一所私立大學。當時，陳時就學校搬遷詢問蔡元培，蔡苦笑道：“問我何用？中國的事都裝在一個人肚子裏，他到哪裏，政府就到哪裏……”無奈之下，陳時只好趕往宜昌與重慶考察新校址。

本着場地與經費的多方考慮，陳時決定先遷往距離較近的宜昌小溪塔。一切安排就緒後，他率領全校師生攜帶圖書、儀器等教學用具，歷經艱險來到小溪塔。

抗戰時期遷至重慶的高校

隨着武漢失守，日機對宜昌一帶進行轟炸，中華大學在小溪塔只覆校了三個星期便無法繼續上課。陳時當機立斷，決定西遷重慶。而後，他安排員工把教學用具裝箱，用木船分批運往重慶。師生員工有的坐木船，有的坐汽車，有時下來步行，輾轉到達重慶。中華大學校友曾以詩紀事：

東鄰背義踐吾邦，慘淡西遷遂流亡。

峽壁憑高聊作障，渝南倚廟勉爲堂。

財經無助勤奔走，教學艱難暗憂傷。

半世辛勞時不待，音容宛在豈相忘。

禹王廟堂辦學堂

陳時初到人生地不熟的重慶，舉步維艱。是時，中華大學校董喻育之擔任川東經濟建設策進會副主任和湖北同鄉會理事長，遂將湖北同鄉會會址借給中華大學作戰時校址。

湖北同鄉會位於重慶南岸米市街禹王廟。陳時派人將廟堂稍加整修後，將大殿和兩邊廂房作爲學校辦公地與男生宿舍，將經殿樓作爲女生宿舍，校園則在塗山山坡上。除教室、圖書館等，學校還借覺林寺的空場地作爲操場。教員與家屬則住在校外的望耳樓、周家灣、覺林寺街與茶亭街等處。

由於長途遷徙，中華大學師生流失嚴重，抵渝註冊的大學生只有300人。爲了集中力量辦學，陳時將原來的三個學院13個系減少爲三院六系一個會計專修科，同時將附中合併到國立第十二中學。

因時常遭到日機轟炸，中華大學師生在重慶備受戰火煎熬。面對險境，陳時組織師生在校園旁的塗山石壁處，開闢了一個能容納300人左右的馬蹄形防空洞，每當防空警報響起，師生們便有序地躲進洞中避難。

頗有諷刺意味的是，中華大學武昌校區位於糧道街，重慶校區位於米市街，然而“糧道街無糧，米市街缺米”，陳時常常爲學校無米下鍋而發愁。

重慶禹王廟中華大學校門

尤其在重慶，戰時筆墨紙張等物資十分匱乏，青菜豆腐都是珍餚，且物價飛漲。爲了解決幾百人的喫飯問題，他早出晚歸，像武訓行乞興學一般，拿着募捐簿子，到處“化緣”，藉以支撐危局。他在回憶錄中寫道：“我辦中華大學，好比佛教建寺，開頭我是大護法，大施主，同時當上了方丈。不久就遠出化緣，抗戰時等於掛單，沿門托鉢……”親友們十分心疼他，多次勸他將中華大學改成學院，這樣可以節約一大筆開支。他卻斬釘截鐵地回答：“中國的大學不是多了，而是少了！縮小學校規模，會使高等教育所培養的多方面人才受到影響。”

有朋友勸陳時採取“以學養學”的方式辦學，即加收學費。陳時卻不以爲然，寧肯將中華大學附中合併到國立十二中，也不搞“以學養學”。他收取少量的學費或對貧寒學子免收學費，或鼓勵學生勤工儉學，讓其順利完成學業。全校師生在他的感召下，嚴守紀律，按時作息，潛心教書、攻讀，校園中讀書聲不斷。

同甘共苦育英才

1942年春節前夕，中華大學面臨斷炊的境地，陳時四處求貸，全校師生羣策羣力。當時，抗日將領、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萬福麟的小兒子萬國權在中華大學工商管理系學習。萬福麟從中得知學校的困境後，主動讓陳時在萬家舉行一次募捐義演。

消息傳出，著名演員秦怡、白楊、路曦等與一批知名京劇票友紛紛加盟，聯合演出話劇《野玫瑰》。演出過程中，臺下座無虛席，同學們粉墨登場與演員互動，大家充滿激情的臨場發揮贏得了陣陣掌聲。此次義演成功解決了學校的燃眉之急。

儘管中華大學在重慶艱難度日，但一些名師依然團結在陳時周圍，患難與共。留美博士鄒昌熾是文學院院長兼外文系主任，當時住在禹王廟不足10平方米的陋室裏，臥室與書房合一。室內放有一張木牀和一張舊書桌，桌上擺着打字機和油印機。他自編講義、自刻蠟紙，並親自油印。他喜歡喫洋麪包，重慶沒有面包他就如法炮製，偶爾弄一點豬油，用刀片塗到黑麪饅頭上解饞。

其間，還發生了一段小插曲。1943年聖誕節之夜，鄒昌熾爲活躍學生生活組織了一場大型舞會，陳時應邀出席。當舞會進入高潮時，一位教古典文學的老先生突然大鬧舞場，說：禮崩樂壞，不成體統！並當面向陳時叫板：如果不制止舞會，他自明天起就不上課！陳時爲了打圓場，就以戰時節約用電爲由終止了舞會。鄒昌熾對此強烈不滿，認爲陳時不應理會那位“老古董”，便以生病爲由曠課。陳時與師生上門探視與慰問，他閉門謝客了兩天才上課。

1950年1月，中華大學商學院工商管理系全體同學合影

留美歸來的知名教授嚴士佳是中華大學教務長，爲陳時的人格魅力所動。他謝絕高官厚祿，在中華大學甘守清貧，勤勉治校育人。他說：“爲了提高中華文化水平，爲國家培養人才，與陳校長同甘共苦，辦好中華大學。”

嚴士佳不僅在教學上兢兢業業，以身示範，而且不分內外，充當起全能代課老師的角色。一旦有老師請假，他便毫不猶豫的去代課。中學的國文、外文、數學、物理、歷史、地理，大學的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他幾乎門門精通。他在課堂上深入淺出地生動講述，深受師生好評。一些學生根據他的字號“紱蘋”，送給他“拔萃”的雅號。

陳時與嚴士佳可謂黃金搭檔。陳長於進取，嚴善於防守；陳敏感，嚴謹慎。兩人取長補短，相輔相成。在嚴士佳60壽辰時，陳時特意張羅師生慶賀，並即興致辭：“嚴先生剛來時，頭髮烏黑黑的，如今白髮蒼蒼。我和嚴先生共事，就像哥倫布發現一塊荒地。對中華大學來說，嚴先生具有華盛頓、林肯一樣的功勞！”

面對陳時的稱讚，嚴士佳頗爲感性的答道：“我到中華大學來，確實排除了一切外來的誘惑，願與中華大學共甘苦而不去。我想，換一個位置，可能錢多一些，可是‘袁大頭’不會對我發笑。而我的學生在街上碰到我，老遠就笑眯眯打招呼。他們會高興地喊：‘嚴老師，我陪您老人家乾一杯吧！’我自得其樂，其樂融融！”

正是在朋友、名師的扶持鼓勵下，陳時帶領中華大學師生走過了一段艱難曲折的歷程。

羣策羣力出困境

在抗戰最艱苦時期，陳時充分發揮校友會與董事會的作用，共同爲學校走出困境獻計出力。

當時重慶的大米價格，市場價與政府平價供應反差大，爲獲得平價米，陳時向重慶國民政府糧食部提出申請。他會同校友聯繫到糧食部次長劉航琛與司長孫中嶽等人，得到對方支持，最終獲得平價米的指標，解決了師生的喫飯問題。

爲了改善中華大學的辦學條件，校董徐源泉、賀國光等軍政官員曾在重慶國泰戲院舉行募捐，採取每張票加收5分錢的方式，爲學校募集經費10萬元，還募集到四川各銀行與大華、裕華紗廠捐贈的12萬元款項。另一方面，陳時積極爭取，促成教育部撥付了1941年度補助款15萬元。

他們利用這些資金修建了四棟三層樓校舍。其中兩棟在山中，作爲教室、辦公室與圖書館；兩棟在山上，作爲實驗室與禮堂。到1943年，除在米市街60-70號改建八間教室外，他們又新建了青磚結構平房400平方米，將破爛不堪的操場修葺一新。

當時重慶是全國人才會集之地，原有的重慶大學以工科爲主，主要的高等學校只有西遷的國立中央大學和私立中華大學。陳時因崇高威望，連任四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後來當選南京國民政府國大代表。

在一次參政會上，同爲參政員的中共代表周恩來握着他的手說：“我從你的學生惲代英那裏知道，你是一位清苦的教育家！”同時鼓勵陳時把學校辦得更好，並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

陳時與家人合影

由於重慶人才薈萃，陳時極力邀請各界名人來校任教、講學與演講。其中，郭沫若教甲骨文，盧前教中國文學史，太虛法師教佛學，餘家菊講儒家哲學並任中文系主任，陳啓天講法家哲學，張君勱講魏晉玄學中的《莊子·世說新語》。他還邀請一些名人演講當時的政治、軍事、經濟形勢，闡述各自見解。諸如陳立夫的《唯生論》，楊傑的《抗戰必勝、建國必成》，馮玉祥的《愛國主義和抗戰勝利》，馬寅初的《新人口論》，鄒韜奮的《政治民主化》，範長江的《抗戰形勢》等。著名外交家顧維鈞則用流利的英語講國際形勢，當談到德、意、日法西斯像一隻被關在囚籠中的野獸，處於世界人民的包圍夾擊之下垂死掙扎時，贏得了廣大師生熱烈的掌聲，堅定了大家抗戰必勝的信心。中華大學還特邀鄧初民、陶行知、邵力子、李公樸、胡適、張羣等先後來校講學和演講。

在陳時的帶領下，中華大學爲祖國培養了各類優秀人才。在1939年重慶舉行的“抗戰建國”論文比賽中，中華大學榮膺優勝獎。在抗戰時期舉行的四次大專院校演講比賽中，中華大學均進入前四名。1942年秋，中華大學經濟系三年級學子鄭昌琳進入演講決賽，陳時從語氣、聲調、手勢進行指導，最後奪得個人第四名。

抗戰後期，爲配合盟軍對日作戰，國民政府急需大批懂外語的人才，曾在1944年、1945年兩次向重慶各大學招收翻譯人員，應徵師生5000餘人。中華大學不少師生都通過了英語和其他方面考試，合格後應徵入伍。他們先在北碚復旦大學和嘉陵新村中央訓練團培訓，結業後享受少校軍銜，隨即奔赴抗日前線從事翻譯工作。

1945年8月，日本投降，陳時率領師生在重慶舉行了隆重的慶典。次年元月，他排除萬難，又將中華大學的圖書、儀器、檔案等分批搬回武漢。臨走前夕，他把在覺林寺修建的兩棟房子，以學校名義捐給了湖北同鄉會。

復建後的米市街合記堆店

如今，在重慶南濱路長江匯當代藝術中心旁，可以看到一幢中西合璧的紅色老建築，大門上方的石質牌匾上隱約可見“合記堆店”，這是米市老街的地標建築。這個老倉庫和附近建築就是武昌中華大學流寓重慶時的辦學之地，它記錄了中華大學在重慶走過的七年崢嶸歲月。

原標題：著名教育家陳時戰時重慶辦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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