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去世后，北洋集团内部乱成了一锅粥，由于没有特别强势的人物可以掌控局面，各方势力开始角逐最高权力。但北洋将领谁的不服谁，不得已之下，还是推举各方都能接受的副总统黎元洪继承大总统职务。不过，说起这个黎元洪，实在也是近代中国最窝囊的一个角色，即便是当了大总统，也不过是段祺瑞的一枚橡皮图章而已。

如果以军事实力来说，段祺瑞和冯国璋两人最有资格胜任大总统一职，他们二人早在袁世凯在世时就已势同水火，相对来说段祺瑞优势更大，毕竟他身处北京，对动荡的局势可以把控，而冯国璋却在江南，颇有鞭长莫及之嫌。

段祺瑞在袁世凯一一命呜呼之后已经抢先控制了北洋政府，他也很想近水楼台先得月，直接即“大位”，但又忌惮冯国璋，故而拥戴有“泥菩萨”之称的黎元洪继任。

段祺瑞此举用意有三：一是借黎元洪堵住冯国璋北上争位之路，因为黎元洪一直是孙中山、袁世凯时的副总统，在法统上继任名正言顺。冯国璋内心再怎么不满，也没有堂皇的理由公开反对；二是实行“责任内阁制”自己掌握实权，把黎元洪变成一个盖印的，使总统和总统府形同虚设；三是可以捞取“拥戴”的政治资本，为以后正式即位积聚人望，铺平道路。

就这样，黎元洪就在段祺瑞的拥戴下，继任了袁世凯之后的大总统。当然，黎元洪再傻也知道，北洋政府是军人控制的政府，袁世凯死后，各方势力必然会火并，难以自拔，而他作为“民国创始人”之一的资本，也早在袁世凯时代就被清除干净了，如今除了充当段祺瑞的工具外，不可能有所作为。

可是作为大总统却要听命于总理，这口气是无论如何也咽不下去的，更忍受不了这样的屈辱，而且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更是嚣张跋扈，颐指气使，更让黎元洪忍无可忍。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府院之争”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所谓的“府院之争”即指总统府与国务院之争，而是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了府院之争的焦点。当时是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接近尾声，英、法等协约国集团已胜券在握了。日本企图借对德宣战之名，夺取德国在中国的种种权益，达到完全控制北洋政府的目的。

一贯亲日的段祺瑞也企图通过参战，对外借款编练所谓的“参战军”，借以扩充自己的军事实力。而黎元洪完全持反对态度，主要是为了遏制段祺瑞的扩张，因而，黎元洪、段祺瑞关于参战的真实用意都在参战之外，目的都是在维护自己的利益。

这次府院之争黎元洪因为得到了美国的支持，气势壮大了不少。段祺瑞首先发难，他主持国务会议通过了所谓的对德绝交案，并率全体内阁成员至总统府要求黎元洪向国会提交该案并盖章。黎元洪这回断然拒绝，段祺瑞恼羞成怒，以辞职相威胁。

黎元洪有国内反战民意和美国的支持，也不甘示弱。他也有意免去段祺瑞的国务总理职务，但一贯以调停人面目出现的徐世昌又不肯出面组阁，而北洋将领以及各省督军又纷纷致电挽留段祺瑞。在种种压力之下，黎元洪不得不接受冯国璋的调停，表示一切外交方针由段祺瑞决定。

恰恰在这个时候，美国人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希望中国对德宣战。而北洋集团内部的许多督军也一齐向黎元洪施压，这些手握重兵的地方诸侯，以国会若不通过对德宣战案，就要求总统下令解散国会相威胁。

这样信誓旦旦的逼宫，让黎元洪忍无可忍，于是，在美国驻华公使的支持下，他下令解除了段祺瑞的总理职务。段瑞琪也不示弱，他授意地方督军宣告独立，而黎元洪恳请的徐世昌始终不愿出面组阁，一时间政局陷入危机。内外交困的黎元洪无奈向表示拥护自己正驻守徐州的张勋求援，希望他进京调停。

张勋表面上同意了黎元洪，但自己却有如意算盘，他率辫子军入京后，自导自演了一幕复辟大戏，这让四面楚国的黎元洪变成了众矢之的，无奈之下，黎元洪只好致电冯国璋代行大总统职权，同时又不得不重新起用段祺瑞，而自己则逃往外国使馆避难。

回头来看“府院之争”，黎元洪虽然一直占据“法统”的优势，但处处受制于段祺瑞，最终不得不自取其辱，完全败下阵来。说一千道一万，还是黎元洪手里没有实权，没有自己的军队，徒有一个“民国创始人”的虚名，他只能沦为段祺瑞的“橡皮图章”，不能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