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莉

　　要從一整年文學期刊發表的幾百部短篇小說中，選出夠格列入年選的20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張莉編選的這部《我亦逢場作戲人——2019年中國短篇小說20家》，收錄了20名作者的20篇作品，選擇標準是“新異性”。

　　張莉說，“新異性”實際上指的是小說調性，但什麼是調性，卻很難用學術術語來表達，“與語詞的選擇、使用、配比，語句的長短節奏，作品的整體範圍等都有關係”，微妙而含混。只有一點是肯定的——一定不是“同質化”的。

　　“現在的短篇小說創作同質化比較嚴重，題材上喜歡扎堆兒，寫人際關係、男女交際、婚姻出軌、買房子、孩子成長困擾，等等。而且，各個文學期刊各有偏好，一些作者也會爲了發表去‘量身定製’，其實這對文學整體發展是不利的。要成爲一個好作家，寫出好作品，就要有獨樹一幟的美學風格。”張莉說，“新異性”，一方面是題材，另一方面是語言。

　　在《我亦逢場作戲人》中，從50後的鄧一光、張檸、寧肯，到60後的遲子建、邵麗；從70後的李修文、徐則臣、弋舟、張楚、張惠雯、李宏偉，到80後的雙雪濤、班宇、張怡微、董夏青青，乃至90後的李唐，20位作家年齡跨越幾十年，但是，仍以70後和80後爲主，因爲他們是當下文學力量的中堅。

　　張莉表示，對成名作家和新作家兩個羣體，入選要求是不同的。對於成名作家，她要求他們的作品要有別於其以往風格，要有進步、有突破，“絕不能因爲作家有名，他以慣性寫出來的作品也入選”。

　　於是，我們看到，《風很大》寫了一個在臺風天仍能氣定神閒思考問題的年輕工科女博士，那種城市感和現代氣息，完全不像出自60歲人之手，寫得很英氣、很帶勁兒，令人驚豔；張檸的《劉玉珍，叫你那位羅長生來一趟》，則講述了一個農村婦女的痛苦際遇，在非常短的篇幅裏，小說家完全用對話推動故事，文體表達頗爲新鮮。

　　年選的名字，來自李修文的同名短篇《我亦逢場作戲人》，小說家用“說書人”的方式，講了一個今日的“桃園三結義”的故事，講述了藏於歷史深處的中國式情感如何在我們時代的流傳。張莉說：“這部小說調性複雜迷人，有深深的悲哀和悲涼之感，它與當下大部分小說的創作追求都不一樣，你會看到作家回到中國敘事傳統的努力。”

　　對於新一代作家，張莉要求，首先得在一個基本的寫作水準之上，要有一定的文學追求，然後看作品是否在文體和內容有開拓，是否有新的文學元素，“如果作品能構成一種衝擊力，那麼其他方面有些許缺陷也無妨”。

　　盧德坤的《逛超市學》，寫了現代城市中，一個現代人是如何逛超市的，小說展現了一個孤獨的人但更是一個無處不在的、普遍意義上的人；陳崇正的《念彼觀音力》，用另一種現代、隱晦但又極爲冷靜的方式，書寫了當今農村女性的複雜情感際遇；而清華大學在讀博士生林培源的《誕生》，則把他對怎麼寫小說的思考和小說內容連接到了一起，作了文本上的創新。

　　張莉認爲，作家間微小的代際差異是存在的，有的題材比如王姝蘄的《比特幣》、李唐的《替代者》，一看就是年輕作家會寫的題材，但是，代際差異也並沒有我們想象的那麼明顯，“作家們年齡差距畢竟也只在二三十歲，這對文學史來講根本算不上代際，畢竟大家都生活在同一個時空”。但她仍發現，85後的作家們，更追求文體意識，即形式的創新；而年齡稍大的作家，則重視語言本身的準確性，在細微處精益求精。

　　“大衆的、通俗的文學作品，往往是不追求也不鼓勵新異，因爲它追求的是市場，是‘低就’，要爭取最廣泛的讀者。”張莉說，“但純文學作家不同，他要與陳詞濫調搏鬥，他的作品應該要有‘辛辣味’和‘新異度’，這樣纔會對讀者構成智力和審美的挑戰；當然，這可能也意味着這樣的作品會失去市場。事實上，有這種寫作追求的作家也往往是孤獨的，而我做的年選，最終目的就是希望對這些作品進行美學上的回應，我想告訴大家，這樣的作家值得尊敬，這樣的作品值得閱讀。”

　　回顧中國百年新文學史，張莉覺得，魯迅的《故鄉》大概是最具迷人的小說調性的。賀知章的《回鄉偶書》，寫的是千百年來中國文人對“逝者如斯”的感嘆，這是一個高度；而魯迅別出蹊徑，寫下的是人與故鄉之間的另一種生疏，這無疑具有現代性。

　　《故鄉》裏有親人、朋友在時間面前的分離，還有人心與人性在時間面前的深度磨損。在《故鄉》中，魯迅用一種新鮮的語法和敘事引領他的讀者“走異路，逃異地，尋求別樣的人們”，那是長久以來被中國古代文學忽略的人和世界。

　　而汪曾祺的《聊齋新義》，是對《聊齋志異》的重寫嘗試，可以看到同一內容、不同寫作方式帶來的新異效果。《雙燈》一則的結尾，狐仙與男人相歡半年後話別，這屬於“聊齋”中的常見場景，蒲松齡寫的無非是“姻緣自有定數”“留之不得，遂去”云云。汪曾祺卻加了兩人的對話：

　　“我喜歡你，我來了，我開始覺得我就要不那麼喜歡你了，我就得走了。”

　　“你忍心？”

　　“我捨不得你，但是我得走。我們，和你們人不一樣，不能湊合。”

　　平白樸素，動人心魄——這大概就是新異性的魅力吧。

　　張莉說，《我亦逢場作戲人——2019年中國短篇小說20家》強調“新異性”，其實也代表了對中國當代文學的一個期待，要有內容和形式的“新”與“異”， “作家的‘新異’也許暫時會被質疑，這沒什麼。但這樣的追求要有，好的藝術家永遠都要有一騎絕塵的先鋒精神”。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