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梵諦岡替五名天主教先人舉行“封聖”典禮，令人回想起天主教在明清時期曾有過是否禁止教徒祭祖祀孔的禮儀之爭，這不僅牽涉自利瑪竇以降的傳教路線、以及對文化詮釋的總檢討，還代表耶穌會、方濟各會與道明會等各派爭奪教區的利益之爭。

天主教在華的禮儀之爭，最終導致康熙皇帝的憤怒，他下旨驅逐不顧禮俗的傳教士，教皇克萊芒十一世亦更強硬地頒佈《自登極之日》諭令，要求所有神職人員服從禁令，雙方不歡而散。天主教勢力自此一時中挫，連帶使得敬拜祖先與宗奉儒家學說的朝鮮、越南、日本、琉球等國也遭教皇禁令波及。直到1858年清朝被迫簽訂《天津條約》後，天主教與基督教纔再度憑恃帝國主義的船堅炮利捲土重來。

不過鮮少有人知道，這件被視爲中西文明衝突典型的論爭，於1939年12月教廷傳信部發出通令宣告廢除《自登極之日》、認可祭祖祀孔是不帶有宗教意味的風俗後，綿亙數百年的禮儀之爭終告落幕。但爲什麼當時教廷會幡然改觀呢？揆諸原因，原來是天主教勢力的萎縮、民族主義興起、以及日本的反彈，加上爲了避免共產主義蔓延，這才令教廷決心甩脫列強色彩，順應民情以儘可能爭取新的教徒皈依。

自從16世紀歐洲掀起宗教改革運動後，教廷的威信便遭到質疑，這也是其不允許利瑪竇等人太過遷就中國習俗的原因之一，就是爲了維護宗教的純潔性。但是1870年意大利王國進軍羅馬、迫使教皇國退縮到僅剩梵諦岡一隅，並完成意大利政治上的統一後，教廷的存續頓時岌岌可危，故不能不考慮如何調整姿態，重新擴張自己的影響力。

在此情勢下，1922年意大利籍主教剛恆毅被教皇庇護十一世指派爲首任宗座駐華代表，前往當時尚未建交的中華民國，負責摸索建立聖統制（天主教裏對主教、司鐸等神職人員的權責等級，以及教區的劃分），藉此將在華的各國傳教團全逐一收歸到教廷控制下，並排除法國挾《天津條約》得來的保教權，扶助培養自己的主教，以排除列強的干預。

1928年，宣示要打倒帝國主義與賣國軍閥的民國政府北伐完成、形式上統一中國，反帝思潮一時之間達到高峯，教廷也趁勢在當年8月發出祝賀：“聖父希望並祝福中華民族的正當要求與權利，都能獲得圓滿的承認……天主教會一向主張對合法政府表示尊重和服從。教會要求由公共的法令來保障她的傳教士和教友們的自由與安全”，盤算和國民政府打好關係。向來以全球天主教徒保護者自居的法國，立刻警覺到教廷此舉將損害自己利權。於是趁教皇庇護十一世於聖誕節向各國使節祝福之機，法國大使刻意向教皇強調將忠實維護法國在中國的保教特權。

庇護十一世勸告道：“大使先生，最好不要太讓人感受得到這保教權。當時情況已和以往不同了；再也不以相同的方式來看事情，所以最好不要讓人對天主教會有一種依賴於另一個列強的印象”。沒想到法國大使輕蔑地宣稱：“或許的確有所變化，但請不要忘記，那時有四億人口，比所有歐洲人口總和還多，她不可能在短短几年內就全然改變”。顯然，教廷已敏銳地察覺正在變化，並打算就此扭轉天主教的帝國主義色彩，但法國仍死抱着殖民心態，不肯輕易放棄在華利益，更不認爲這古老的東方大國將有復甦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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