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梵谛冈替五名天主教先人举行“封圣”典礼，令人回想起天主教在明清时期曾有过是否禁止教徒祭祖祀孔的礼仪之争，这不仅牵涉自利玛窦以降的传教路线、以及对文化诠释的总检讨，还代表耶稣会、方济各会与道明会等各派争夺教区的利益之争。

天主教在华的礼仪之争，最终导致康熙皇帝的愤怒，他下旨驱逐不顾礼俗的传教士，教皇克莱芒十一世亦更强硬地颁布《自登极之日》谕令，要求所有神职人员服从禁令，双方不欢而散。天主教势力自此一时中挫，连带使得敬拜祖先与宗奉儒家学说的朝鲜、越南、日本、琉球等国也遭教皇禁令波及。直到1858年清朝被迫签订《天津条约》后，天主教与基督教才再度凭恃帝国主义的船坚炮利卷土重来。

不过鲜少有人知道，这件被视为中西文明冲突典型的论争，于1939年12月教廷传信部发出通令宣告废除《自登极之日》、认可祭祖祀孔是不带有宗教意味的风俗后，绵亘数百年的礼仪之争终告落幕。但为什么当时教廷会幡然改观呢？揆诸原因，原来是天主教势力的萎缩、民族主义兴起、以及日本的反弹，加上为了避免共产主义蔓延，这才令教廷决心甩脱列强色彩，顺应民情以尽可能争取新的教徒皈依。

自从16世纪欧洲掀起宗教改革运动后，教廷的威信便遭到质疑，这也是其不允许利玛窦等人太过迁就中国习俗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维护宗教的纯洁性。但是1870年意大利王国进军罗马、迫使教皇国退缩到仅剩梵谛冈一隅，并完成意大利政治上的统一后，教廷的存续顿时岌岌可危，故不能不考虑如何调整姿态，重新扩张自己的影响力。

在此情势下，1922年意大利籍主教刚恒毅被教皇庇护十一世指派为首任宗座驻华代表，前往当时尚未建交的中华民国，负责摸索建立圣统制（天主教里对主教、司铎等神职人员的权责等级，以及教区的划分），借此将在华的各国传教团全逐一收归到教廷控制下，并排除法国挟《天津条约》得来的保教权，扶助培养自己的主教，以排除列强的干预。

1928年，宣示要打倒帝国主义与卖国军阀的民国政府北伐完成、形式上统一中国，反帝思潮一时之间达到高峰，教廷也趁势在当年8月发出祝贺：“圣父希望并祝福中华民族的正当要求与权利，都能获得圆满的承认……天主教会一向主张对合法政府表示尊重和服从。教会要求由公共的法令来保障她的传教士和教友们的自由与安全”，盘算和国民政府打好关系。向来以全球天主教徒保护者自居的法国，立刻警觉到教廷此举将损害自己利权。于是趁教皇庇护十一世于圣诞节向各国使节祝福之机，法国大使刻意向教皇强调将忠实维护法国在中国的保教特权。

庇护十一世劝告道：“大使先生，最好不要太让人感受得到这保教权。当时情况已和以往不同了；再也不以相同的方式来看事情，所以最好不要让人对天主教会有一种依赖于另一个列强的印象”。没想到法国大使轻蔑地宣称：“或许的确有所变化，但请不要忘记，那时有四亿人口，比所有欧洲人口总和还多，她不可能在短短几年内就全然改变”。显然，教廷已敏锐地察觉正在变化，并打算就此扭转天主教的帝国主义色彩，但法国仍死抱着殖民心态，不肯轻易放弃在华利益，更不认为这古老的东方大国将有复苏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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