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近世，由于西方列国强势扩张，通过殖民、战争发展贸易，对当时的中国人而言，近乎家国沦亡。晩清士大夫忧患于「三千年未变之局」，因此奋力救亡图强，以夷制夷、中体西用等「穷则思变」的思潮在晚清社会兴起。

严复就此翻译出震动晚清朝野的《天演论》。《天演论》与「物竞天择」等学说，给「古老中国」带来了新的生机。

西学东渐之源流，事实上可以追溯到大航海时代。明末，西方传教士们借着海上贸易的契机来到东方传教。

其中，意大利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作为早期来到中国传教士中的一员，与明代士大夫关系密切，而这也为后来的传教士入朝传教，传播西方科学奠定了基础。利玛窦也由此成为早期西学东渐的先行者。

△利玛窦

从利玛窦在传教过程中向国人引介西方近代科学技艺开始，到后来严复留洋欧洲，学习西方科技，引进西方近代哲学思想，这一过程跨越了明清两代的兴亡。

对利玛来说，西方传教士入华不同以往，传教士不再局限于处理宗教事务，而是由宗教转向政治，由政治转向科学。传教士于布道间不再受困于传教自身。

明代初期，郑和下西洋的目的还只局限于政事，而西方大航海则不同。大航海可以说是开启了人类文明的一个新时代。

利玛窦由海上来华，是在晚明之际的万历年间。万历十年，利玛窦来到中国传教，正是这一年，万历中兴重臣张居正去世。短暂的万历中兴就此歇绝。

利玛窦来华时，先是选择了停泊澳门，当时，西方传教士只被允许出入澳门，而这还要得益于万历之前的「隆庆开关」。那时候，明代政府开放海关，只允许民间商贾与西方贸易往来，而官方贸易则仍固守于朝贡体系。

贸易往来因为是各取所需，所以还发展得较为顺遂，但是想要在中国传教布道可就难了。之所以会难，难在中国人文的发达，并且跟西方大不相同。这也导致当时的传教士来华布道者虽众，但并未有什么实质性的突破。

利玛窦最终能够从众多的传教士中脱颖而出，行至行政腹地，甚至走入王朝深处，与明代士大夫交游、觐见万历皇帝，其原因还在于他对东方文化的有意学习和认同。

利玛窦由远海入澳门，进肇庆、韶州、南昌，三进南京，后于万历ニ十九年，利玛窦在肇庆时，有意将外文世界地图译为中文，名为《山海舆地全图》，并由当地知府王泮督印，这是带有中文注释的世界地图首次在中国出现。

在这之后，利玛窦绘制的世界地图的翻刻版本多达八种。其中最有名的，是李之藻负责刊印的《坤舆万国全图》。古代中国的宇宙观是「天圆地方」，世界是球形的这一事实，为中国士大夫们打开了个全新的视野。

晚明的传教士，为了寻求传教的正当性，将传教的历史一直追溯至唐代的景教。晚清洪钧《元史译文证补》谓：「天主教入中土，实自景教始。」早在唐代，基督教派中的景教一派，已通过中亚丝绸之路，将教义传到了中国。

利玛窦入华传教，其功在己，不过推动传教者绝非人之力。在他传教初期，范礼安是来华传教士的核心人物，由他请示罗马教会委派罗明坚、利玛窦来华传教。

在这之后，龙华民、郭居静、金尼阁、艾儒略等教士亦来华布道，并成为传教的中坚。利玛窦是其中的成就最高者。以利玛窦为核心，围绕在西方传教士周围的士大夫，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庭筠等人，不仅接受洗礼、译述考辨天主教义，同时，也将西方近代科技翻译传播了过来。

明未清初，作为明代遗民的王夫之，在《船山思问录·外篇》撰言：「盖西夷之可取者，唯远近测法一术，其他则皆剽窃中国之绪余。」又云：「玛窦身处大地之中，目力亦与人同，乃倚一远镜之技，死算大地为九万里。」

王夫之所谓远近测法与远镜之技，指的就是西方近代科学的缩影。尽管王夫之跟当时的许多国人一样，对西方科技的态度徘徊于认同和存疑之间，但是这些西方科技却为后来的中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012特集《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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