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国日报》社论紧扣时代主题，关注社会，论政议事，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点。该报前期积极致力于反对袁世凯复辟和北洋军阀统治、宣传自由思想与民族主义，推动新文化运动，后期虽成为国民党机关报，但敢于抨击时弊，不畏强权，具有强烈的反侵略思想和爱国意识。

关键词：《民国日报》；反袁宣传；国民党机关报

1916 年1 月22 日创刊的上海《民国日报》是近代中国著名报纸之一，在国民党报刊史上，是继《民立报》之后，又一份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报纸。该报由中华革命党总务部长陈其美领导创办，报社设在上海法租界天主堂街，由叶楚伧任总编辑，邵力子任经理，主要撰稿人还有朱执信、戴季陶、沈玄庐等著名革命党人。创刊之初，《民国日报》高举反袁大旗，其发刊辞开首便写道：“帝制独夫暴露之春，海内义师义起之日，吾《民国日报》谨为全国同胞发最初之辞曰：专制无不乱之国，篡逆无不诛之罪；苟安非处卫之计，姑息非行义之道。今疮痍未平，山河垂破，元憝不除，灭亡朝夕，吾同胞疾首蹙额，非自今始，然犹不攘臂自拔者何哉？ ！” 因此该报号召国人勇于捍卫民权，捍卫国法，以“建设国法上完全无缺之民国政府”，积极反对“只为袁氏个人私立之政府” 。袁世凯帝制失败之后，《民国日报》积极配合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批判北洋军阀政府。“五四”前后，该报致力于宣传新文化运动，支持工人运动，因之多次受到租界当局的刁难，曾被巡捕房以“煽动人心、扰乱治安”为由起诉，而被会审公廨判决停刊整顿 ；也曾被北洋政府以“侮辱大总统及在职人员”为由提起控告，而被租界法庭判决邵力子、叶楚伧等人支付罚金 ；还多次因报道并支持工人运动而被控涉讼，曾被要求“不准宣传过激主义” 。国民党1924 年1 月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民国日报》成为该党机关报，曾日销九千份，购阅者以学生及国民党员为主；后为“西山会议”派把持，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西山会议的通电、文告、消息和社论，公开反对国共合作。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对该报负责人叶楚伧等加以处分，并责令其将该报“交出改组或完全改变态度” 。1926年10月26日起,《民国日报》短暂停刊,11月17日复刊。 国民党北伐开始，因受孙传芳迫害，该报于1927 年1 月10 日再次被迫停刊。同年3 月21 日，国民革命军进入上海，《民国日报》遂于次日复刊，此后，被国民党中宣部定为正式党报。1930 年代在国民党内新军阀混战时期，该报明显站在蒋介石一边，批评反蒋派系。1932 年因报道日本天皇被刺事件而引发日方干涉，原因是该报在报道韩国青年刺杀日本天皇未果之主标题之下，标有“不幸仅炸副车”字样，日人认为该报意在侮辱天皇，大为不满，日驻沪领事多次就此向中国方面提出交涉，要求严加惩处，并赔礼道歉 。该报于同年1 月27 日被迫停刊。抗日战争胜利后，《民国日报》于1945 年10 月7 日在沪复刊，此后一直面临窘境，惨淡经营，“每天都是寅吃卯粮，在乞讨借贷中度过。” 至1947 年1 月31 日宣告终刊。人民出版社于1981 年将该报影印出版，共分99 册。

自上海《民国日报》创刊之后，广州、汉口、长沙、天津、杭州、青岛、北京、宁波、无锡、南宁、梧州等地相继出现同一名称的报纸，虽然《广州民国日报》和《汉口民国日报》一度成为国民党中央报纸，《天津民国日报》也宣称“以阐扬本党党义，介绍政治、经济思潮，讨论实际社会建设问题，及提高革命情绪为宗旨” ，但均因存续时间不长，故实际影响难及沪版《民国日报》。该报从创刊到1932 年元月被迫停刊的17 年时间内，发表了上千篇社论，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外交、宗教等诸多方面。前期在反对袁世凯复辟和北洋军阀统治、宣传自由思想与民族主义，推动新文化运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期虽成为国民党机关报，但敢于抨击时弊，不畏强权，具有强烈的反侵略思想和爱国意识。

学术界关于沪版《民国日报》的研究已不新鲜，但相关成果或聚集于某一专题，或五四等特殊时期，立意在于以报证史，相较而言，忽略对于该报内在成分的关注。兹以该报社论为视点，进行一些贯通考察，以明其主旨变化。缺漏错误在所难难，尚祈专家学者教正。

《民国日报》创刊初期，在高举反袁大旗、为义军呐喊，积极推动“护国”与“护法”运动的同时，竭力主张破除人治政治、建立法治社会。正如该报所言，“因为人治不好，所以注重法治” 。该报在袁氏帝制濒将失败之际，发表社论指出：“吾民于破坏专制政治之时，预谋将来之建设，不患施行不易着手，而患无正确坚定之主义；不患袁氏所持主义足以遗毒于国家，而患我所持之主义无以涤其污而祛其弊。准斯以谈，袁氏四年来误国殃民之政，与今日世界大势相反者，名为政略主义，与我法治主义绝不相容者也。吾民于破坏袁氏特殊势力之后，一以法治为标准，使借口政略者无所饰其奸，永绝君权政治之余孽。是则力谋建设者所当注意也。”

在《民国日报》看来，政略主义是人治的典型体现，对于袁氏如何破坏法治，建立人治政体的过程，该报作了深刻分析：

试回思元、二年之间，修订约法，召集国会，组织责任内阁，无不依法治以为建设之本，不得轻我国民无建设能力，然袁氏出其政略主义以相贼，谓约法不适于国情而修改之，谓国会有碍于行政而解散之，谓责任内阁削夺元首之大权而罢免之。吾民依据法治所敷设之大政，为其划除净尽。是破坏后之建设固难，而保存其所已建设者，使臻于完固，不为野心之政略家所摇撼，则死力维护，其事较建设为尤难矣。

为此，《民国日报》提出了以“法治主义”取代“政略主义”的政治发展规划 。而实行法治主义，要在真正实现“主权在民”。正如该报所言，“何谓受之于民也。民欲政府之伸威，而政府伸之；民欲政府践其信，而政府践之。若是伸之践之在政府，而维持之尊重之在民，乃可以言威信。” 可见，这与孙中山后来主张的“主权在民”“权能相分”的国家治理模式非常相近。但是，袁氏之后的北洋军阀政府虽然恢复议会政治之名，仍行封建集权之实，《民国日报》遂对“ 有权无耻”之北洋政府大加挞伐，表明中华革命党人坚定的“护法”意志 。张勋复辟，《民国日报》严峻地指出：“一为斯文败类，一为跋扈将军，相与明修暗度于京中，纵而不治，岂仅推倒共和，且将灭亡中国” 。

该报对于武人不当干政的恶果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可谓入木三分。其言曰：

吾民国自叛党乱国，共和之名虽存而实已亡，形式上已入于武人跋扈之时代。

盖代理总统武人也，不法总理武人也，倡乱或附乱之督军省长武人也。在武人以为兵权在握，可以所欲为，实则不能也。何则？总统之生命寄于总理，不能总，亦不能统，则总统之名存而实亡。总理之生命寄于督军，不能总亦不能理，则总理名存而实亡。所谓督军云云，似近日天之骄子，然其督军生命，则寄于师旅团长，若敷衍得法，尚可相与舞弊吞饷，共谋发财之术。使驾驭稍乖，则军自军也，谁敢督哉？

其名存实亡，亦与所谓总统总理相等。呜呼，木必先腐而后虫生，人必自残而后病至。自共和精神渐归消灭，又不能再复君主之制以牢笼人心，所谓总统总理督军云云，皆民国召乱之媒介品而已，名实相违之结果。如是如是，可不惧哉。

说明，军人干政造成的是一种畸形的政治机制，是一种祸国乱政的强盗文化，长斯以往，不加纠改，不仅共和易亡，而且集权也难；军阀混战，有如五代，导致国家和社会动乱失序，并为之付出高昂的治理与发展成本。追根溯源，“各方军阀，养肥了许多的兵，私卖了许多的械，无日不想打几仗，争几个地盘” ；“中国军政制度不改变，终不能脱军阀势力之范围”；“军阀之害，在中国今日可称极矣” ；“帝国主义者军阀和反动派等恶势力互相勾结”，实为“中国之祸源” 。为此，《民国日报》在响应国内的“弭兵”和“反帝”运动的基础上，竭力提倡约束武人的权力。而约束武人的根本在于约束权力，约束权力的最佳途径就是共和政治，正如该报所言：

吾国民苟欲甘心为乱法武人所宰割，吾复何言？倘欲问国家治乱之源乎，愿讲求共和立宪国之名实始。

此后，该报又进一步概括提出建立“民主主义国家”的口号，并以此否定北洋政府的“合法性”，其社论指出：“战争历十余年，流血及数千里，所求者民主主义的国家耳。所谓民主主义的国家者，以全体国民之意思，组织合法政府，俾施行其法律所付与之职权，以行有进步的谋幸福的政治耳。”可见，该报看来，政府施政的根本目标在于为国民“谋幸福”。而北洋政府未能做到这一点，甚至所行恰恰相反，所以“国中有人，尚能许其存在耶？尚不急思本全体之意思，组织合法之政府耶？” 《民国日报》指出“正义能生产权力” ，而正义包括程序正义与道德正义，只有二者完美结合，方为良政。而北洋军阀政府在这两方面都未达标，“皖系直系，都不是东西” ，所以必须被民主共和政府取代，使“民意的权威，终必得最后的胜利” 。使人民不仅“当家”，而且“做主”，正如该报所言：“共和国的政府，主权完全属于国民。政府靠不住，我们应当去掉他” ；“只有革命的统一和权力集中的人民政府能解决中国现时的政局，因为只有这样的统一和政府才能扫除帝国主义和军阀，才能解放中国。”

陈先生此文，主张解决现在的中国政治问题，只有集中全国民主主义的分子组织强大的政党……一个方法。而于现有的党派中，他又只称许国民党有民主革命的历史……那么，中国要组织强大的政党，最好的方法，是全国民主主义的分子都来加入国民党。关于这一点，我们很望读者诸君注意。

这个党之所以“先进”、能代表“民主主义”，在于其领袖孙中山“从没违背民意和正义过，他并且始终做民意和正义的先驱，所以从没有倒过，非但不倒，声光且一天炳热一天，信仰且一天增加一天。以前声势炙手可热而违背民意和正义的，连排地倒去，独孙先生巍然独存，这已可见倒不倒的因果了”。因此，该报得出结论：“实力是跟民意和正义走的” 。“扫除军阀的武力是要用革命的武力的，而中山所主张的武力正是要扫除军阀武力之武力” 。以孙中山三民主义为指针的国民党，其政治目标不仅在于“打倒”军阀，而且在于“打倒”帝国主义，所以应当成为国民信仰的对象。正如该报在国民党“一大”闭幕之后所发表的社论所言：

自从这次中委会发出宣言之后，全国的人民，总应该明了中国民族的地位，认清自己的敌人，改变从前怀疑的及旁观的态度，不犹豫地集中于三民主义的旗帜之下，积极加入国民革命的战线作战，然后这种军阀反动派和帝国主义者的恶势力，才得打倒；中国的自由平等，才得实现！

中国民族已处在帝国主义与军阀四面环攻之中了!大家不要以为国尚未灭，须知帝国主义一天不打倒，国际的侵略，一天不能免除；中国的内乱，一天不能停止；中国民族的痛苦，一天不能解脱，大家要认清中国的乱源，更要努力挽救中国的危亡！

可见，随着改组之后国民党政治与社会结构的演变，“反帝”与“反军阀”已经成为该党政治意识形态建构与舆论宣传的主体内容，帝 国主义被列为“中国乱源”之首，国民党“认定要救中国，应先打倒帝国主义！打倒了帝国主义，中国在国际上才能得自由平等；得了自由平等，政治和经济才有改造的可能” 。

“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军政方略渐被国民党概括为实行“国民革命”，《民国日报》对此加以诠释：

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中国致乱之源，所以要救中国，第一步惟有打倒帝国主义。什么废督裁兵，什么和平会议，什么振兴实业，什么护法护宪，联省自治等等，都不是根本救国的方法。但要怎样才能打倒帝国主义呢？我们革命论者的主张，就是实行国民革命。

国民革命是什么？国民革命就是谋对外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而使中国与各国站在同一地位和对内废除军人政治而使人民管理政府之运动。说简单一点或者可以说是利害一点，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打倒军阀的运动。

孙中山遗嘱中提出的召开国民会议与废除不平等条约，为国民党指示了政治方向，《民国日报》社论指出：

中山先生首倡革命，四十余年，大功未成，赉志以殁，他希望全国民众，承继他的志事，继续努力，以救中国，所以他临终的时候，犹谆谆以救国的方法，和目前的急务，指示我们，我们应该以至诚接受而且履行的。怎见得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是今日的急务呢？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一方系利用不平等条约束缚我国家，一方系利用国内军阀压迫我国民，开国民会议，即可由军阀之手中，收回已失之主权，还我国民。这样，军阀的势力，才能铲除；民治的基础，才能稳固。废除不平等条约，即可由帝国主义的手中，收回被夺之权利，还我国家。这样，帝国主义的势力，才能消灭，国家的自由平等，才能保全。做到这一步，而后一切建设事业，如革新政治，整理交通，振兴实业，发展教育，厉行自治，救济民生，始有着手处而不至徒托空言。

所以此次革命，非以破坏而革命，乃以建设而革命，国民会议，即国民政府建设中华民国之基础，国民政府，以建设中华民国之权，付之国民会议，由国民会议建一巩固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仅以全力保护国民会议之实见，有阻碍国民会议之实见者，国民政府不惜以武力驱除之，国民政府以建设而革命，即以革命而谋建设机关之实见。

正因为顺应了时代潮流，代表了正义的方向，所以改组之后的国民党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之下，发展迅猛，南方“革命之政府”对北方“事实之政府”发起强力冲击 。在北伐战争过程中，《民国日报》为该党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政略与战略极力宣传，其社论指出：“国民政府以党治国，换言之，即以三民主义治国。三民主义，无论何人，不能加以非难，尤以处于人民地位者，极表同情，故三民主义，为统一中国之良好主义，国民政府极力宣传之，有为三民主义之障碍者，不惜以武力驱除之，此所谓有政治主义，假武力以推行者也” ；“环顾全国，无论握兵权之军阀，弄口舌之政客，无一有主义者。惟国民党有主义，且有正大光明之三民主义，以无主义者与有主义者抵抗，无幸胜之理；以无主义者与有正大光明之主义抵抗，更无幸胜之事也。” 至此，《民国日报》的宣传导向已从民主主义转型三民主义。

国民党北伐成功，统一中国之后，《民国日报》成为党报，替国民党进行舆论宣传，不过，该报在鼓吹以党治国的同时，对吏治民生也多所关注。例如一则社论指出：

革命的目的，不仅在扫除政治上的障碍，是要为人民谋利益；拥护人民利益，求得自由平等，才是革命的目的。换句话说，就是要为人民谋利益，不仅在消灭封建的军阀势力，不仅在撤销领事裁判权，是需要建设一个为人民谋利益的廉洁政府。

不过，该报也承认“‘打倒贪官污吏’的口号喊了几年，仍不能使贪污绝迹于青天白日之下，这是极令人痛心的事！”

面对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该报竭力主张积极抗日，1928 年5 月3 日，日军在济南挑起事端，大肆屠杀中国军民，制造了“济南惨案”。次日，《民国日报》即发表题为《日兵在济南之暴行》的社论，谴责日军暴行；此后相继发表《悲痛难抑的今日》《抗日的三种方略》《中日交涉的主要点：废除中日间一切不平等条约》等社论，痛述日本暴行，找寻对日办法。1931 年9 月18 日，日军又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民国日报》在上海掀起了新一轮的反日浪潮，相继发表了《如何对待日寇之暴举》《日寇又一阴谋》《日人不智之宣传》《日侨在沪北之暴举》《暴日其蛮干到底乎》《抗日之正路》等社论，声讨日军的暴力行为，同时 对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进行批评。例如1932 年1 月20 日该报发表的题为《抗战之正路》的社论写道：“现在政府已陷于决定对日方针之彷徨时期。吾人以为一切均非计，惟有以实际之办法，取抵抗之方式乃可耳。除此以外，均为偷安误国，自取灭亡而已。”在当时民众指责国民政府不抗日的言论中，《民国日报》的声音并不算低。正因为该报在宣扬抗日方面表现积极，所以招致日本仇视与破坏，而不得不停刊。直至抗战胜利后在沪复刊。

总体而言，《民国日报》社论紧扣时代主题，关注社会，论政议事，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点。该报关于中国革命与建设、民主与法治、教育与民生、内政与外交、反腐与倡廉等问题的关注与讨论，既是近代中国各个时期社会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近代化发展进程的重要记录。其社论语言流畅，论述精辟，技法高超，对于历史、社会、政治、文学与新闻等学科研究者而言，当不无参考价值。

冯杰，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段金萍，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当代安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原文刊载于《民国研究》第34辑。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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