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國日報》社論緊扣時代主題，關注社會，論政議事，體現了鮮明的時代特點。該報前期積極致力於反對袁世凱復闢和北洋軍閥統治、宣傳自由思想與民族主義，推動新文化運動，後期雖成爲國民黨機關報，但敢於抨擊時弊，不畏強權，具有強烈的反侵略思想和愛國意識。

關鍵詞：《民國日報》；反袁宣傳；國民黨機關報

1916 年1 月22 日創刊的上海《民國日報》是近代中國著名報紙之一，在國民黨報刊史上，是繼《民立報》之後，又一份產生過重大影響的報紙。該報由中華革命黨總務部長陳其美領導創辦，報社設在上海法租界天主堂街，由葉楚傖任總編輯，邵力子任經理，主要撰稿人還有朱執信、戴季陶、沈玄廬等著名革命黨人。創刊之初，《民國日報》高舉反袁大旗，其發刊辭開首便寫道：“帝制獨夫暴露之春，海內義師義起之日，吾《民國日報》謹爲全國同胞發最初之辭曰：專制無不亂之國，篡逆無不誅之罪；苟安非處衛之計，姑息非行義之道。今瘡痍未平，山河垂破，元憝不除，滅亡朝夕，吾同胞疾首蹙額，非自今始，然猶不攘臂自拔者何哉？ ！” 因此該報號召國人勇於捍衛民權，捍衛國法，以“建設國法上完全無缺之民國政府”，積極反對“只爲袁氏個人私立之政府” 。袁世凱帝制失敗之後，《民國日報》積極配合孫中山領導的護法運動，批判北洋軍閥政府。“五四”前後，該報致力於宣傳新文化運動，支持工人運動，因之多次受到租界當局的刁難，曾被巡捕房以“煽動人心、擾亂治安”爲由起訴，而被會審公廨判決停刊整頓 ；也曾被北洋政府以“侮辱大總統及在職人員”爲由提起控告，而被租界法庭判決邵力子、葉楚傖等人支付罰金 ；還多次因報道並支持工人運動而被控涉訟，曾被要求“不準宣傳過激主義” 。國民黨1924 年1 月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後，《民國日報》成爲該黨機關報，曾日銷九千份，購閱者以學生及國民黨員爲主；後爲“西山會議”派把持，發表了一系列有關西山會議的通電、文告、消息和社論，公開反對國共合作。1926年1月，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決議，對該報負責人葉楚傖等加以處分，並責令其將該報“交出改組或完全改變態度” 。1926年10月26日起,《民國日報》短暫停刊,11月17日復刊。 國民黨北伐開始，因受孫傳芳迫害，該報於1927 年1 月10 日再次被迫停刊。同年3 月21 日，國民革命軍進入上海，《民國日報》遂於次日復刊，此後，被國民黨中宣部定爲正式黨報。1930 年代在國民黨內新軍閥混戰時期，該報明顯站在蔣介石一邊，批評反蔣派系。1932 年因報道日本天皇被刺事件而引發日方干涉，原因是該報在報道韓國青年刺殺日本天皇未果之主標題之下，標有“不幸僅炸副車”字樣，日人認爲該報意在侮辱天皇，大爲不滿，日駐滬領事多次就此向中國方面提出交涉，要求嚴加懲處，並賠禮道歉 。該報於同年1 月27 日被迫停刊。抗日戰爭勝利後，《民國日報》於1945 年10 月7 日在滬復刊，此後一直面臨窘境，慘淡經營，“每天都是寅喫卯糧，在乞討借貸中度過。” 至1947 年1 月31 日宣告終刊。人民出版社於1981 年將該報影印出版，共分99 冊。

自上海《民國日報》創刊之後，廣州、漢口、長沙、天津、杭州、青島、北京、寧波、無錫、南寧、梧州等地相繼出現同一名稱的報紙，雖然《廣州民國日報》和《漢口民國日報》一度成爲國民黨中央報紙，《天津民國日報》也宣稱“以闡揚本黨黨義，介紹政治、經濟思潮，討論實際社會建設問題，及提高革命情緒爲宗旨” ，但均因存續時間不長，故實際影響難及滬版《民國日報》。該報從創刊到1932 年元月被迫停刊的17 年時間內，發表了上千篇社論，內容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外交、宗教等諸多方面。前期在反對袁世凱復闢和北洋軍閥統治、宣傳自由思想與民族主義，推動新文化運動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後期雖成爲國民黨機關報，但敢於抨擊時弊，不畏強權，具有強烈的反侵略思想和愛國意識。

學術界關於滬版《民國日報》的研究已不新鮮，但相關成果或聚集於某一專題，或五四等特殊時期，立意在於以報證史，相較而言，忽略對於該報內在成分的關注。茲以該報社論爲視點，進行一些貫通考察，以明其主旨變化。缺漏錯誤在所難難，尚祈專家學者教正。

《民國日報》創刊初期，在高舉反袁大旗、爲義軍吶喊，積極推動“護國”與“護法”運動的同時，竭力主張破除人治政治、建立法治社會。正如該報所言，“因爲人治不好，所以注重法治” 。該報在袁氏帝制瀕將失敗之際，發表社論指出：“吾民於破壞專制政治之時，預謀將來之建設，不患施行不易着手，而患無正確堅定之主義；不患袁氏所持主義足以遺毒於國家，而患我所持之主義無以滌其污而祛其弊。準斯以談，袁氏四年來誤國殃民之政，與今日世界大勢相反者，名爲政略主義，與我法治主義絕不相容者也。吾民於破壞袁氏特殊勢力之後，一以法治爲標準，使藉口政略者無所飾其奸，永絕君權政治之餘孽。是則力謀建設者所當注意也。”

在《民國日報》看來，政略主義是人治的典型體現，對於袁氏如何破壞法治，建立人治政體的過程，該報作了深刻分析：

試回思元、二年之間，修訂約法，召集國會，組織責任內閣，無不依法治以爲建設之本，不得輕我國民無建設能力，然袁氏出其政略主義以相賊，謂約法不適於國情而修改之，謂國會有礙於行政而解散之，謂責任內閣削奪元首之大權而罷免之。吾民依據法治所敷設之大政，爲其劃除淨盡。是破壞後之建設固難，而保存其所已建設者，使臻於完固，不爲野心之政略家所搖撼，則死力維護，其事較建設爲尤難矣。

爲此，《民國日報》提出了以“法治主義”取代“政略主義”的政治發展規劃 。而實行法治主義，要在真正實現“主權在民”。正如該報所言，“何謂受之於民也。民欲政府之伸威，而政府伸之；民欲政府踐其信，而政府踐之。若是伸之踐之在政府，而維持之尊重之在民，乃可以言威信。” 可見，這與孫中山後來主張的“主權在民”“權能相分”的國家治理模式非常相近。但是，袁氏之後的北洋軍閥政府雖然恢復議會政治之名，仍行封建集權之實，《民國日報》遂對“ 有權無恥”之北洋政府大加撻伐，表明中華革命黨人堅定的“護法”意志 。張勳復辟，《民國日報》嚴峻地指出：“一爲斯文敗類，一爲跋扈將軍，相與明修暗度於京中，縱而不治，豈僅推倒共和，且將滅亡中國” 。

該報對於武人不當干政的惡果進行了深刻的分析，可謂入木三分。其言曰：

吾民國自叛黨亂國，共和之名雖存而實已亡，形式上已入於武人跋扈之時代。

蓋代理總統武人也，不法總理武人也，倡亂或附亂之督軍省長武人也。在武人以爲兵權在握，可以所欲爲，實則不能也。何則？總統之生命寄於總理，不能總，亦不能統，則總統之名存而實亡。總理之生命寄於督軍，不能總亦不能理，則總理名存而實亡。所謂督軍云云，似近日天之驕子，然其督軍生命，則寄於師旅團長，若敷衍得法，尚可相與舞弊吞餉，共謀發財之術。使駕馭稍乖，則軍自軍也，誰敢督哉？

其名存實亡，亦與所謂總統總理相等。嗚呼，木必先腐而後蟲生，人必自殘而後病至。自共和精神漸歸消滅，又不能再復君主之制以牢籠人心，所謂總統總理督軍云云，皆民國召亂之媒介品而已，名實相違之結果。如是如是，可不懼哉。

說明，軍人干政造成的是一種畸形的政治機制，是一種禍國亂政的強盜文化，長斯以往，不加糾改，不僅共和易亡，而且集權也難；軍閥混戰，有如五代，導致國家和社會動亂失序，併爲之付出高昂的治理與發展成本。追根溯源，“各方軍閥，養肥了許多的兵，私賣了許多的械，無日不想打幾仗，爭幾個地盤” ；“中國軍政制度不改變，終不能脫軍閥勢力之範圍”；“軍閥之害，在中國今日可稱極矣” ；“帝國主義者軍閥和反動派等惡勢力互相勾結”，實爲“中國之禍源” 。爲此，《民國日報》在響應國內的“弭兵”和“反帝”運動的基礎上，竭力提倡約束武人的權力。而約束武人的根本在於約束權力，約束權力的最佳途徑就是共和政治，正如該報所言：

吾國民苟欲甘心爲亂法武人所宰割，吾復何言？倘欲問國家治亂之源乎，願講求共和立憲國之名實始。

此後，該報又進一步概括提出建立“民主主義國家”的口號，並以此否定北洋政府的“合法性”，其社論指出：“戰爭歷十餘年，流血及數千裏，所求者民主主義的國家耳。所謂民主主義的國家者，以全體國民之意思，組織合法政府，俾施行其法律所付與之職權，以行有進步的謀幸福的政治耳。”可見，該報看來，政府施政的根本目標在於爲國民“謀幸福”。而北洋政府未能做到這一點，甚至所行恰恰相反，所以“國中有人，尚能許其存在耶？尚不急思本全體之意思，組織合法之政府耶？” 《民國日報》指出“正義能生產權力” ，而正義包括程序正義與道德正義，只有二者完美結合，方爲良政。而北洋軍閥政府在這兩方面都未達標，“皖系直系，都不是東西” ，所以必須被民主共和政府取代，使“民意的權威，終必得最後的勝利” 。使人民不僅“當家”，而且“做主”，正如該報所言：“共和國的政府，主權完全屬於國民。政府靠不住，我們應當去掉他” ；“只有革命的統一和權力集中的人民政府能解決中國現時的政局，因爲只有這樣的統一和政府才能掃除帝國主義和軍閥，才能解放中國。”

陳先生此文，主張解決現在的中國政治問題，只有集中全國民主主義的分子組織強大的政黨……一個方法。而於現有的黨派中，他又只稱許國民黨有民主革命的歷史……那麼，中國要組織強大的政黨，最好的方法，是全國民主主義的分子都來加入國民黨。關於這一點，我們很望讀者諸君注意。

這個黨之所以“先進”、能代表“民主主義”，在於其領袖孫中山“從沒違背民意和正義過，他並且始終做民意和正義的先驅，所以從沒有倒過，非但不倒，聲光且一天炳熱一天，信仰且一天增加一天。以前聲勢炙手可熱而違背民意和正義的，連排地倒去，獨孫先生巍然獨存，這已可見倒不倒的因果了”。因此，該報得出結論：“實力是跟民意和正義走的” 。“掃除軍閥的武力是要用革命的武力的，而中山所主張的武力正是要掃除軍閥武力之武力” 。以孫中山三民主義爲指針的國民黨，其政治目標不僅在於“打倒”軍閥，而且在於“打倒”帝國主義，所以應當成爲國民信仰的對象。正如該報在國民黨“一大”閉幕之後所發表的社論所言：

自從這次中委會發出宣言之後，全國的人民，總應該明瞭中國民族的地位，認清自己的敵人，改變從前懷疑的及旁觀的態度，不猶豫地集中於三民主義的旗幟之下，積極加入國民革命的戰線作戰，然後這種軍閥反動派和帝國主義者的惡勢力，才得打倒；中國的自由平等，才得實現！

中國民族已處在帝國主義與軍閥四面環攻之中了!大家不要以爲國尚未滅，須知帝國主義一天不打倒，國際的侵略，一天不能免除；中國的內亂，一天不能停止；中國民族的痛苦，一天不能解脫，大家要認清中國的亂源，更要努力挽救中國的危亡！

可見，隨着改組之後國民黨政治與社會結構的演變，“反帝”與“反軍閥”已經成爲該黨政治意識形態建構與輿論宣傳的主體內容，帝 國主義被列爲“中國亂源”之首，國民黨“認定要救中國，應先打倒帝國主義！打倒了帝國主義，中國在國際上才能得自由平等；得了自由平等，政治和經濟纔有改造的可能” 。

“打倒列強除軍閥”的軍政方略漸被國民黨概括爲實行“國民革命”，《民國日報》對此加以詮釋：

帝國主義的侵略，是中國致亂之源，所以要救中國，第一步惟有打倒帝國主義。什麼廢督裁兵，什麼和平會議，什麼振興實業，什麼護法護憲，聯省自治等等，都不是根本救國的方法。但要怎樣才能打倒帝國主義呢？我們革命論者的主張，就是實行國民革命。

國民革命是什麼？國民革命就是謀對外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而使中國與各國站在同一地位和對內廢除軍人政治而使人民管理政府之運動。說簡單一點或者可以說是利害一點，就是打倒帝國主義和打倒軍閥的運動。

孫中山遺囑中提出的召開國民會議與廢除不平等條約，爲國民黨指示了政治方向，《民國日報》社論指出：

中山先生首倡革命，四十餘年，大功未成，賚志以歿，他希望全國民衆，承繼他的志事，繼續努力，以救中國，所以他臨終的時候，猶諄諄以救國的方法，和目前的急務，指示我們，我們應該以至誠接受而且履行的。怎見得開國民會議和廢除不平等條約，是今日的急務呢？因爲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一方系利用不平等條約束縛我國家，一方系利用國內軍閥壓迫我國民，開國民會議，即可由軍閥之手中，收回已失之主權，還我國民。這樣，軍閥的勢力，才能剷除；民治的基礎，才能穩固。廢除不平等條約，即可由帝國主義的手中，收回被奪之權利，還我國家。這樣，帝國主義的勢力，才能消滅，國家的自由平等，才能保全。做到這一步，而後一切建設事業，如革新政治，整理交通，振興實業，發展教育，厲行自治，救濟民生，始有着手處而不至徒託空言。

所以此次革命，非以破壞而革命，乃以建設而革命，國民會議，即國民政府建設中華民國之基礎，國民政府，以建設中華民國之權，付之國民會議，由國民會議建一鞏固之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僅以全力保護國民會議之實見，有阻礙國民會議之實見者，國民政府不惜以武力驅除之，國民政府以建設而革命，即以革命而謀建設機關之實見。

正因爲順應了時代潮流，代表了正義的方向，所以改組之後的國民黨在中國共產黨和共產國際的幫助之下，發展迅猛，南方“革命之政府”對北方“事實之政府”發起強力衝擊 。在北伐戰爭過程中，《民國日報》爲該黨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政略與戰略極力宣傳，其社論指出：“國民政府以黨治國，換言之，即以三民主義治國。三民主義，無論何人，不能加以非難，尤以處於人民地位者，極表同情，故三民主義，爲統一中國之良好主義，國民政府極力宣傳之，有爲三民主義之障礙者，不惜以武力驅除之，此所謂有政治主義，假武力以推行者也” ；“環顧全國，無論握兵權之軍閥，弄口舌之政客，無一有主義者。惟國民黨有主義，且有正大光明之三民主義，以無主義者與有主義者抵抗，無幸勝之理；以無主義者與有正大光明之主義抵抗，更無幸勝之事也。” 至此，《民國日報》的宣傳導向已從民主主義轉型三民主義。

國民黨北伐成功，統一中國之後，《民國日報》成爲黨報，替國民黨進行輿論宣傳，不過，該報在鼓吹以黨治國的同時，對吏治民生也多所關注。例如一則社論指出：

革命的目的，不僅在掃除政治上的障礙，是要爲人民謀利益；擁護人民利益，求得自由平等，纔是革命的目的。換句話說，就是要爲人民謀利益，不僅在消滅封建的軍閥勢力，不僅在撤銷領事裁判權，是需要建設一個爲人民謀利益的廉潔政府。

不過，該報也承認“‘打倒貪官污吏’的口號喊了幾年，仍不能使貪污絕跡於青天白日之下，這是極令人痛心的事！”

面對民族危機的日益加深，該報竭力主張積極抗日，1928 年5 月3 日，日軍在濟南挑起事端，大肆屠殺中國軍民，製造了“濟南慘案”。次日，《民國日報》即發表題爲《日兵在濟南之暴行》的社論，譴責日軍暴行；此後相繼發表《悲痛難抑的今日》《抗日的三種方略》《中日交涉的主要點：廢除中日間一切不平等條約》等社論，痛述日本暴行，找尋對日辦法。1931 年9 月18 日，日軍又發動了“九一八”事變。《民國日報》在上海掀起了新一輪的反日浪潮，相繼發表了《如何對待日寇之暴舉》《日寇又一陰謀》《日人不智之宣傳》《日僑在滬北之暴舉》《暴日其蠻幹到底乎》《抗日之正路》等社論，聲討日軍的暴力行爲，同時 對國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進行批評。例如1932 年1 月20 日該報發表的題爲《抗戰之正路》的社論寫道：“現在政府已陷於決定對日方針之彷徨時期。吾人以爲一切均非計，惟有以實際之辦法，取抵抗之方式乃可耳。除此以外，均爲偷安誤國，自取滅亡而已。”在當時民衆指責國民政府不抗日的言論中，《民國日報》的聲音並不算低。正因爲該報在宣揚抗日方面表現積極，所以招致日本仇視與破壞，而不得不停刊。直至抗戰勝利後在滬復刊。

總體而言，《民國日報》社論緊扣時代主題，關注社會，論政議事，體現了鮮明的時代特點。該報關於中國革命與建設、民主與法治、教育與民生、內政與外交、反腐與倡廉等問題的關注與討論，既是近代中國各個時期社會思潮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近代化發展進程的重要記錄。其社論語言流暢，論述精闢，技法高超，對於歷史、社會、政治、文學與新聞等學科研究者而言，當不無參考價值。

馮傑，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段金萍，安徽省社會科學院當代安徽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原文刊載於《民國研究》第34輯。

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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