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上手套和口罩，將土豆、蘆筍和藍莓整齊地擺放到相應貨架上，給購物車噴灑消毒液……這是法網雙打冠軍克拉維茨如今的日常工作（如圖）。“疫情改變職業運動員！”德國《焦點》週刊13日感慨，疫情讓全球體育賽事幾乎全部停擺，也讓職業運動員處於“失業”狀態。特別是那些低級別、低排名或冷門項目職業選手，面對“零收入”的困境，許多運動員兼職打工以渡過難關，這也引發對歐洲職業體育體系的關注和反思。

超市打工、開網約車、送外賣

從3月開始，28歲的德國網球選手克拉維茨由於無法靠參加比賽獲得獎金，便與另一名網球選手瓦格納在慕尼黑一家大型連鎖超市打工。當臨時工的克拉維茨在超市每月基本工資僅450歐元，不足以支付房租。不過從6月8日起，克拉維茨計劃參加德國網球協會新系列比賽，他在超市的工作也將暫告一段落。像克拉維茨這樣臨時改行的職業選手在其他國家也有不少：羅馬尼亞女排聯賽暫停後，27歲的比利時女排運動員範德維爾回國找了份超市兼職。泰國羽毛球男雙球員博丁·伊薩拉開了家麪包店，美國網球運動員、世界排名第728位的諾維科夫開起網約車，2012年倫敦奧運會男子花劍團體銀牌得主、日本運動員三翟亮和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球員皮特·拜耳都兼職成爲外賣員。

“冷漠”蒂姆拒絕“扶貧”

針對部分運動員入不敷出的現狀，有大牌球星站了出來。在網球領域，身爲ATP球員工會理事會主席的德約科維奇計劃同費德勒和納達爾合作設立救濟基金，幫助世界排名在250位至700位之間的低收入球員渡過難關。

“希望能募集到300萬至450萬美元的資金。”按照小德的計劃，他希望世界單打排名前100和雙打排名前20的選手能伸出援手，具體計劃包括世界排名前5的選手各自捐出3萬美元，第6至第10捐出2萬美元，依次遞減。

不過，這一“扶貧”計劃很快遭到世界排名第3的奧地利名將蒂姆反對。蒂姆在接受奧地利發行量最大的報紙《皇冠報》採訪時認爲，沒有球員會捱餓，他不理解爲何要把自己辛苦打球賺來的收入捐給那些並未盡力的球員，“有很多球員並未在這項運動中傾盡所有，表現得沒那麼專業。我寧願把錢捐給真正需要的人或組織。”

蒂姆的話刺痛了許多低排名選手的心。21歲的阿爾及利亞女子網球選手、世界最高排名第604位的伊波就在社交媒體上直言蒂姆的言論“非常傷人”，她希望奧地利人能認識到網壇存在不平等現狀，部分球員爲了打球甚至掙扎在貧困線上。伊波的表態獲得美國女網名將大威的點贊，後者稱伊波“你是我的英雄”。阿爾及利亞總統阿卜杜勒-馬吉德·特本也對伊波表示支持，“她在阿爾及利亞不擅長的網球項目中投入很多”。目前，德約科維奇的計劃因捐款不足陷入停滯。

許多奧地利同胞也批評蒂姆“冷漠”。“茲維列夫纔是英雄”，德國《日報》評論稱，茲維列夫儘管排名比蒂姆低，但在疫情中幫助有需要的人，捐給德國國家足球隊球員萊昂·戈雷茨卡成立的慈善組織。該組織現已籌款近400萬歐元。

格魯吉亞網球選手索菲亞·莎帕塔娃曾寫信“警告”國際網球聯合會——沒有比賽收入，排名250名開外的網球選手在兩三週內將買不起食物。實際上，即使是一些頂級俱樂部和體育明星也因疫情遭受經濟重創，“減薪”如今已成爲歐洲體育熱詞。在此之前，西甲豪門巴塞羅那俱樂部董事會和所有球員降薪70%，武磊所效力的西班牙人俱樂部甚至向當地勞動部門提交臨時僱用方案，將俱樂部員工和球員歸爲“臨時失業狀態”。今年年初創造英國5000米競走新紀錄的湯姆·博斯沃斯也曾抱怨，賽事取消令他錯失2萬英鎊收入，現已無法顧及2021年東京奧運會。

精英體育之痛

商業化是歐洲職業體育一大特點。職業運動員們平日與俱樂部、贊助企業的關係，遠比跟各國體育機構“走得更近”。然而，體育過度商業化也會產生弊端。瑞士《每日導報》稱，一旦體育俱樂部和企業陷入經濟困境，運動員就會面臨“零收入”。此外，歐洲國家各級奧組委以及各類體育組織更青睞精英運動員，對低排名運動員幾乎沒有援助。

“疫情讓歐美職業體育體系不堪重負。”德國柏林體育記者拉爾夫認爲，“舉國體制”的體育體系如今顯現出優勢，運動員在疫情之後可以全身心投入備戰；與之相比，歐美職業運動員則需要更長時間恢復元氣。他認爲歐美國家未來應更多參與到低排名運動員的培養之中，讓他們無後顧之憂。近日確實已有越來越多的體育組織行動起來：全英草地網球協會撥款2000萬英鎊救助疫情期間失去經濟來源的球員、教練員和相關從業人員；世界田聯與國際田徑基金會共同啓動50萬美元專項資金，幫助遭遇經濟困難的田徑運動員；高爾夫美巡賽宣佈賽事重啓後將擴大參賽陣容，增加球員比賽機會以獲取獎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