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11年9月7日上午，趙爾豐詭稱北京來電有好消息，將四川保路同志會，四川省諮議局、川漢鐵路公司股東會的首腦蒲殿俊、羅綸、鄧孝可、張瀾、顏楷、胡嶸、江三乘、葉秉成、王銘新等人騙到督署看電報，隨即加以逮捕，企圖造成羣龍無首耳朵局面，以此撲殺保路鬥爭。清廷劫奪商辦鐵路的“上諭”傳到成都時，身居四川省諮議局和川漢鐵路公司要職的立憲派紳商立即寫文章，發通電，開會演說，指責鐵路國有政策未經諮政院議決，違背法律程序，痛陳取消商辦鐵路是“務國有之虛名，坐引狼入室之實禍”，強烈要求清政府“俯順民情”，收回成命，維持商辦原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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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戰爭之後，國人民智漸開，“要想富，先修路”，國人也漸漸明白鐵路有很多的好處，而清廷則看到了鐵路在國防上的戰略意義。隨後，在政策的引導下，國內便掀起了建設鐵路的高潮。

20世紀初，四川人民爲了反抗帝國主義掠奪中國鐵路主權，由四川省留日學生首倡，經四川總督錫良奏請，1904年(光緒三十年)在成都設立“川漢鐵路公司”。第二年改爲官商合辦，1907年改爲商辦有限公司。採取“田畝加賦”，抽收“租股”爲主的集股方式，自辦川漢鐵路。

1911年5月(宣統三年四月)，清政府宣佈“鐵路幹線國有政策”，政策規定：宣統三年（1911年）前所有集股商辦的幹線，必須由國家收回。新上任的郵傳部尚書盛宣懷起用了前不久因照相問題被免職的端方爲督辦大臣，並強收川漢、粵漢鐵路爲“國有”，旋與美、英、法、德四國銀行團訂立借款合同，總額爲六百萬英鎊，公開出賣川漢、粵漢鐵路修築權。激起湘、鄂、粵、川人民的反對，保路風潮隨之興起，尤以四川最爲激烈。

清廷劫奪商辦鐵路的“上諭”傳到成都時，身居四川省諮議局和川漢鐵路公司要職的立憲派紳商立即寫文章，發通電，開會演說，指責鐵路國有政策未經諮政院議決，違背法律程序，痛陳取消商辦鐵路是“務國有之虛名，坐引狼入室之實禍”，強烈要求清政府“俯順民情”，收回成命，維持商辦原案。還懇請護理四川總督王人文代奏，乞求清政府暫緩接收川漢鐵路，並用現金如數退還川路股款。

清政府對四川紳商的要求置若罔聞，聲稱對川漢鐵路公司已用之款和現存之款一律換髮國家鐵路股票，概不退還現款，如川人定要籌還現款，朝廷必借外債，並以川省財政收入作抵押。6月13日，清政府與四國銀行團簽訂的“借款合同”寄達成都，清政府奪路、奪款、賣路、賣國的原形畢露。

6月17日，由立憲派紳商發起，由成都嶽府街鐵路公司召開保路同志會成立大會，成立“四川保路同志會”，號召全川人民拼死“破約保路。”推舉立憲派人士蒲殿俊、羅綸爲正副會長，提出了“破約保路”的宗旨，發佈《保路同志會宣言書》等文告，出版《四川保路同志會報告》，四處張貼，宣傳保路。並派會員分路講演，舉代表赴京請願。

全川各地聞風響應，紛紛成立保路分會和協會，四川女子保路同志會、重慶保路同志協會和各州、縣、鄉、鎮、街、各團體保路同志分會相繼成立，會員衆至數十萬。從而形成以成都爲中樞的全川反帝愛國聯合陣線，把保路鬥爭推向有組織、有領導的新階段。　8月5日，在成都召開川漢鐵路股東特別大會，鬥爭日趨激烈，逐漸衝破立憲派“文明爭路”的束縛。8月24日，成都開始罷市罷課，聲勢波及全川。

1911年9月7日上午，趙爾豐詭稱北京來電有好消息，將四川保路同志會，四川省諮議局、川漢鐵路公司股東會的首腦蒲殿俊、羅綸、鄧孝可、張瀾、顏楷、胡嶸、江三乘、葉秉成、王銘新等人騙到督署看電報，隨即加以逮捕，企圖造成羣龍無首耳朵局面，以此撲殺保路鬥爭。

蒲殿俊、羅綸等人被捕的消息迅速傳開，各街坊傳告各鋪家坐戶，無論老幼男女，各出1人，有的光頂光緒神位紙條，有的手舉一炷香，潮水般地湧進督署請願，有的人還跪地磕頭哭泣，要求釋放蒲、羅等人。面對手無寸鐵的請願羣衆，趙爾豐早就發出“擁擠上院，格殺勿論”的指令。他一面指使警務公所提調路廣鍾在督署附近聯升巷放火燒房子，意在製造誣陷羣衆暴動的口實；一面命令衛隊向羣衆開槍射擊，當場打死32人，受傷者不計其數。趙爾豐又派巡防軍分站各街口，開槍亂擊行人及學生小兒。

第二天，大雨如注，城外居民得悉城內凶耗，人人頭裹白布，冒雨奔赴城下，示哀請願。趙爾豐又下令官兵開槍，擊斃羣衆數十人。對督署內外被槍殺的羣衆，趙爾豐竟下令三日內不準收屍。

血案發生後，趙爾豐發佈戒嚴令，緊閉城門，各街加兵防守，兵逼商人開市，封鎖郵電交通，繼續逮捕同志會骨幹和青年學生，砸抄鐵路公司和鐵道學堂，查封所有宣傳保路鬥爭的報刊。然後，血腥的屠殺不可能遏止人民的反抗，就在成都血案發生的第二天，各地同志軍便紛紛揭竿而起，猛撲成都。保路風潮遂由同志會的文明爭路演變成全川同志軍的武裝大起義。

成都血案發生後，同盟會員用木片製成“水電報”，投入錦江，傳警各地。成都附近十餘州縣以農民爲主體的同志軍，在同盟會員和哥老會首領秦載賡、龍鳴劍、侯寶齋、張捷先、張達三等人率領下，四面圍攻省城，在城郊紅牌樓、犀浦等地與清軍激戰。僅在十餘天內，成都附近州縣的同志軍“皆呼號而起”，“每縣數起，每起數千或至數萬”，從四面八方把成都圍住。這些起義隊伍總數不下20多萬，統稱爲保路同志軍或國民軍。

他們砍斷電杆，阻截交通，扼守要道，與清軍戰鬥不下數百次，多次重創清軍。趙爾豐一面派兵分頭鎮壓，一面向清政府通電求援。清廷急調6省派兵赴川鎮壓，又催促端方迅速啓程西上“查辦”。同志軍圍攻成都，表明四川保路運動已由立憲派領導的文明爭路發展爲同盟會領導的武裝革命。鑑於成都一時難以攻下，同志軍決定改變戰略，除留下部分兵力繼續圍城外，其餘同志軍分兵進攻各府州縣忙吧反清烈火引向全川。最終全川同志軍大起義加速了全國革命高潮的到來，從而成爲辛亥革命的導火線。

辛亥秋保路死事紀念碑位於中國四川省成都市市中心人民公園西北部，建於1913年，是當時川路總公司爲了紀念1911年四川保路運動中犧牲烈士而修建的紀念建築。辛亥秋保路死事紀念碑是第三批公佈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一。

今人的幸福生活是前人用生命和鮮血換來的。我們必須珍惜現在的美好生活，牢記英雄和歷史。

一個民族因爲牢記歷史而振興，也會因爲忘記歷史和英雄而走向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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