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07年，朱温篡唐，建立后梁，中国进入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动荡时期，即五代十国。此时，除了梁、唐、晋、汉、周这五个中央王朝，地方也先后出现十个政权，互相征战，天下大乱。不过，在这个动乱时期，有一个地方几乎与世隔绝，远离弥漫的硝烟，当地百姓过上了相对安稳的日子，它就是川蜀之地。

五代时期，川蜀之地先后有过两个政权，皆定都于成都，前一个是王氏“前蜀”，后一个是孟氏“后蜀”。前蜀，是由王建于公元907年所建立，历二帝，共十八年，虽然王建统治时奢侈荒淫、赋税很繁重，但在这期间，蜀中少有大规模战争，社会生产活动并未遭受大的破坏。当时，天下格局是“梁、晋（唐）、吴、蜀四分天下”，灭梁成功的唐庄宗李存勖，接着打算灭吴、蜀统一天下，于公元925年把王氏前蜀政权给灭掉了，蜀中就被置于后唐王朝管辖之下。

但是，就在灭掉前蜀的当年，平蜀主将郭崇韬被宦官害死，而后唐也发生了兵变，庄宗李存勖被杀。在这个节骨眼上，西川节度副使孟知祥趁势掌握了蜀中兵权，迅速平定了蜀中之乱，并整顿吏治，切断与后唐的行政关系，效仿前蜀割据一方。后来，中原大地经过一番动乱之后，唐明宗李嗣源上位，并封孟知祥为蜀王。第二年，孟知祥在成都称帝，国号仍为蜀，史称“后蜀”。孟知祥死后，其子孟昶也算得上是一代明主，统治期间，励精图治，组织百姓发展农桑纺织事业，刻石经，兴学校，经济文化迅速发展，在五代十国处于领先地位。境内别说是发生大规模战争，就连小规模战争都很少，蜀中百姓过上了30多年的安宁生活。

公元965年，后蜀被宋朝灭掉了，孟昶被押往汴梁的途中，“万民拥道，哭声动地，昶以袂掩面而哭”，蜀中百姓不顾危险为孟昶送行数百里，场面非常感人。不为别的，就为孟昶给蜀中百姓带来了安稳日子，百姓都感念他的好，舍不得他走。

本来，天下一统，不再打内战了，休养生息，百姓都会过上比之前更好的日子了。但是，对于蜀中百姓来说，却不是这样的，当蜀中被宋朝统治后，却是当地百姓灾难的开始。因为，在宋朝初年，蜀中先后爆发过两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其声势都席卷整个蜀中，动摇了宋朝在当地的统治。

灭掉了后蜀，宋太祖正为此高兴的时候，蜀中却传来了一个坏消息，西川发生内乱，局面已经完全失控，其发生的过程如下：

1，主帅王全斌灭蜀成功后，就被蜀中的繁华所吸引，面对满地的财富、如云的美女，王全斌彻底沦陷了，好不容易来富庶的蜀中出趟差，不醉生梦死一番，岂不是白走一趟？于是，他就纵兵劫掠，把蜀中搞得鸡犬不宁，百姓怨声载道，对宋朝是恨之入骨，这是起义爆发的基础。

2，宋太祖曾下诏，命已降宋的蜀兵开赴汴梁，每人发饷银十千，如果不愿意去汴梁的，就加发两个月口粮，让他们回家种地去。而作为主帅的王全斌，却打起了饷银的主意，把蜀兵的饷银由十千降到了五千，不想去汴梁的，口粮由两个月减为一个月。

正所谓，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天下哪有不漏风的墙，克扣军饷之事，在走到半道中的蜀兵中传开了。这下可不得了，蜀兵群情激奋，刚投降宋朝，就有人克扣军饷，以后更没有好日子过了，既然如此，干脆反了。于是，蜀兵推举文州刺史全师雄为首领，自称“兴国军”，几天时间，队伍就壮大到了十万人，声势浩大。

3，蜀兵哗变，宋军被打得一个措手不及，节节败退，惶恐不安。当时，成都城内还有三万余蜀国降兵，全师雄造反后，城中的蜀兵并没有响应。但是，王全斌可不这么认为，他担心这些降兵迟早会与全师雄勾结，到时候成都就不保了。于是，来了个先下手为强，将城中的三万降兵全部给杀了。

王全斌杀数万俘虏的事，在蜀中百姓之中传开了，都吓得胆战心惊，大家都认为自己迟早会被王全斌给杀死，有这样的魔头在蜀中，大家就没有好日子过，干脆就反了吧。就这样，蜀中百姓都纷纷拿起了锄头、镰刀、棍棒，参与到乱军中去，与宋军对抗。蜀中十七个州一齐响应，造反的声势一浪高过一浪，整个蜀中乱成了一锅粥。

在这场蜀中大乱中，全师雄自称“兴蜀大王”，动乱持续了一年多，才被宋朝镇压下去，这一年为公元966年。

虽然全师雄的起义被镇压下去了，但社会矛盾并没有消失，蜀中百姓又在压迫中忍受了10多年，一直到宋太宗淳化四年（993年）二月，蜀中又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次还提出了“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的战斗口号。

原来，蜀中有个青城县，盛产茶叶，有许多贫困茶农因官府对茶叶贸易实行禁令而陷入困境。同时，地主对佃农的奴役又非常严重，没有土地的佃农不仅要向地主交纳租金，还要替地主负担官府的一切赋役。可以说，蜀中百姓都处于困苦之中，已经有了起义爆发的基础，只要有人揭竿而起，响应者必定有很多人。就在这时候，一个叫王小波的茶农，打出了“均贫富”的起义口号，一下子就得到了贫苦农民的响应，大家纷纷加入起义大军，几天时间就发展到数万人，并很快占领了青城县城。

虽然，王小波牺牲了，但他提出的“均贫富”口号，甚得民心，起义军对宋朝统治者更加仇愤，他们推举了王小波的小舅子李顺为首领，继续高举“均贫富”的口号。起义军所到之处，把富人召集起来，命令他们把粮食拿出来，除保留家中人的口粮之外，其余都分给饥民。

就这样，起义军以风卷残云之势，迅速攻克了许多州县，并于第二年正月，攻克了成都，还建立了“大蜀”政权，李顺自称“大蜀王”。

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人数有十多万，虽然这场持续两年的起义最终被镇压了下去，但他们提出的“均贫富”口号，像一个幽灵一样搅得北宋王朝不得安宁。此后，蜀中经常爆发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尖锐的社会矛盾并没有解决，被农民起义冲击得七零八落的剥削秩序，又死灰复燃。

在宋朝统治之前，蜀中百姓相对过上了比较安稳的日子，但是，当宋朝统治蜀中的时候，先是主帅王全斌纵兵劫掠百姓，以致弄得天怒人怨，爆发了第一次农民起义。接着是茶农和佃农被官府、豪强压迫，爆发了第二次农民起义。这两次农民起义，看似是孤立的，但其背后却是有着深刻的联系。

当年，宋太祖黄袍加身，被部下拥立为帝，使得他对武将产生了猜忌，就算武将没有谋逆之下，只要部下想获得高官厚禄，到时候也会联合起来逼着上司造反的。鉴于此，宋太祖就对武将进行了打压，还整了一出“杯酒释兵权”，把武将的兵权给剥夺了。

宋太祖不仅在政治上对武将充满了猜忌，而且在军事上也紧紧地将武将的手脚束缚起来，打仗必须按照皇帝事先设计好的阵图来打，不允许有丝毫的更改，如果更改，就是抗旨。为了更好地控制武将，还设置监军，以监视主帅的举动。

面对制度上的层层打压，武将们为了自身的安全，要么采取谨小慎微的做人方式，要么放任自流，把自己弄得声名狼藉。就拿平定后蜀的主帅王全斌来说，根据史书记载，可是表现非常好，为人素来“轻财重士，不求声誉，宽厚容众，军旅乐为之用”。可是，在经历了“杯酒释兵权”之后，他完全像变了一个人，克蜀之日，竟自己带头，放纵部下大肆搜掠蜀中百姓。

很显然，王全斌的这种反常之举，是为了自污求保。因为，在他看来，灭掉了后蜀，功劳太大了，自己的威望瞬间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这时候，宋太祖对他已经是赏无可赏，如果不来一场声势浩大的“自污”之举，一定会因为功高震主，不会落得一个好下场。因此，就在他成功“自污”后，宋太祖也只是对他轻罚，由节度使降为节度使留后（候补节度使），但不久又官复原职，重新成为了节度使。这说明，王全斌的“自污”之举，对宋太祖来说，是甚合胃口的。

就这样，蜀中百姓大起义的导火索，就是王全斌以“自污”的方式点燃的，这成了第一次起义爆发的直接原因。

继王全斌纵兵杀掠之后，宋朝派到蜀中的地方官，也肆无忌惮地对百姓进行残酷的剥削，出现了大量贪赃枉法的官员。但是，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宋朝并没有对贪赃枉法的官员进行重罚，而是罚酒三杯。这背后的原因，其实也与宋朝统治者对武将功臣的防范打压有关系。

宋太祖为了安抚那些交出兵权的功臣，就实行了“不抑兼并”的政策，就是鼓励他们去兼并百姓的土地，这无形中就助长了土地兼并的危害。

到了宋太宗时期，富裕者有弥望之田，而贫苦者则无立锥之地，贫富对立的矛盾非常尖锐，而蜀中自然也不例外。宋朝的官府豪强，不但兼并土地，还把贪婪的目光盯上了蜀中丝织品和茶叶这两项物产，官府先是设置“博买务”，垄断了布帛的买卖，接着又对茶叶实行专卖的政策。要知道，蜀中号称“罗绔、锦绮等物甲天下”，许多农户都从事丝织业，从事布帛的小商人也非常多。

现在，地方官府对丝织品、茶叶进行了垄断，使得许多人失去了生活来源，同时，官府强行从农户手中以低价收购，使得许多贩卖茶叶的茶贩子失去了生活来源。这时候，农民起义爆发的基础，又出现了，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茶农、手工业者失去生活来源，已经没有活路的百姓，开始铤而走险，走上了造反之路。

也就是说，宋朝统治者在放纵功臣违法乱纪，任由他们到地方对百姓进行剥削，使得百姓的负担非常严重。对于此，南宋朱熹曾说：“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意思就是说五代十国的搜刮名目，在宋朝都保存下来了，并且，为了让功臣们满意，宋太祖引诱他们广置良田美宅，一些新的搜刮名目自然也纷纷出现，让百姓更加不堪重负。

当然，必须要指出的是，在早期，功臣们并不想贪污腐败，但因为害怕过于洁身自好进而被宋太祖怀疑有不臣之心，便只好通过劫掠百姓、腐败等各种方式“自污”。但是，久而久之，人性中的贪婪被释放出来了，便对腐败习惯成自然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派往蜀中的官员，个个都对百姓压榨厉害的原因，最终又引发了第二次农民起义。

王全斌劫掠蜀中，第一次点燃了蜀中百姓起义，虽然起义被镇压下去了，但在当地百姓心中，宋朝是不得民心的。可是，宋朝并没有因此而反思，反而是变本加厉地进行剥削。要知道，蜀中是号称“天府之国”的地区，至少自安史之乱到五代时期，相比于中原百姓，当地百姓的日子还算比较安稳，遭受的压迫相比于宋朝统治，是小得多的。但是，当他们发现日子还没有以前过得好，甚至连生存都成了问题，自然就揭竿而起了。